过去一周朋友圈刷屏的内容，除了周杰伦粉丝推其上微博超话排名榜首之外，就是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两名女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其为乡科级副职干部而被严肃处理。

当地相关部门未曾料想到，本应是一次“值得祝贺”的人事调整，却头一次遇到不愿意被提拔的官员；他们恐怕更没有想到，对于这种“向组织讨价还价，损害了组织威信，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自是应该毫无疑义严肃处理，却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笔者不是搞组织人事工作的，也无意纠结这两名基层干部的行为到底是否违纪。笔者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们甘愿放弃大好前途，冒着违反组织纪律的风险拒绝被“升官”；又是什么因素，使得舆论对此不乏同情、辩护之声？

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一人的理由是到新岗位工作可能照顾不好家庭，一人的解释则是自己的身体可能适应不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当地相关部门看来：二人给出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还是怕担重任、不想作为。对于公众而言，其折射出的正是基层工作压力大、负担重的普遍现实。

这是一个老话题了。基层干部压力大、负担重，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些乡镇干部忙起来数月不回家，以至年幼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扶贫干部中更不乏过劳死的案例。不久前走红的80后白头干部李忠凯就来自云南。这既源于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同时也和基层工作的岗位特性密切相关。

因此，近年来一方面舆论普遍呼吁正视基层干部任务重、待遇低、晋升难的问题，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予以解决；另外，这也必然要求基层干部要有一定的奉献意识和担当精神，勇于打硬仗、啃硬骨头。

近年来，在基层的各个岗位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王传喜、菊美多吉这样的“最美基层干部”，他们用自己辛勤的付出、出色的业绩、良好的形象凝聚了民心、赢得了口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但我们不能忽视，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有子女要照料，有老人要赡养，有爱人要陪伴。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时候许多个“最美基层干部”要牺牲和奉献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其身后的家庭，这往往不是个人有精神、有觉悟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当客观条件确实不能允许，当身旁的资源实在无法成全，这个时候又如何平衡组织的要求和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依然无法清楚了解云南绥江县这两名女干部的具体困境是的确难以克服，还是一如通报所说的那样是想“做‘老爷’享清福”。但是，既然她们在干部考察中位居前列，可见平时的工作表现较为出色，应该也是有一定能力和担当的。

我们也可合理想象，如果不是力有不逮，恐怕也不敢如此“对抗组织”。尤其是两位的性别皆为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角色，或许更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和职场女性感同身受。在相关部门“满满的怒火”里，对此完全视而不见，难免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舆论普遍对当事两名基层干部抱有相对宽容的态度，这是令人欣慰的。过去长期以来，对于基层干部，在社会上一直存在某种“污名化”的倾向，一说到基层干部，常常给人的印象就是“苍蝇蚊子”、尸位素餐。

但是近年来，这种倾向得到极大扭转。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效力，同时也说明基层干部的辛苦努力和付出，确实得到了基层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理解、认同和尊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的一些情绪、一些畏难、一些可能不那么“有担当”的做法，舆论也能理性看待。

这也让我想起了，过去很多媒体在做典型人物宣传报道时，总是有意无意把报道对象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瑕“高、大、全”的形象，喜欢渲染他们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孩子生病、老人过世也无暇照料等等。但是现在，媒体在进行此类报道时，往往更会突出其普通人不普通的一面，挖掘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瞬间。

因此，贵州一扶贫干部“舍妹将要出嫁”的请假条会火遍全网，扬州市政府网上关于公务员家庭困难业余能否送外卖的问答，才令人既温暖又心酸。舆论宣传的变化，其实也是公众心态的变化，更是基层干部形象与口碑的变化。这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的相关部门是否也应该对基层干部多一些关怀和体谅，多一份理解和信任呢？

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尤其是对于基层干部而言，他们既是“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是为人民群众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建设者，自当从严管理、从严要求；同时，他们也是普罗大众的一员，是基层的一份子，是发展所要惠及的群体所在，也当勿忘温柔以待、宽严相济，让他们也能活出精彩、活出尊严、活出“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