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顾全大局作出各种的临时行动无可厚非的，人民群众看在眼里，默默支持。国家下令停止一切野生动物有关的活动，各地将养殖场封闭起来，暂停了交易。但是，有些“彻底取缔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等不理性的声音出现，想要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置于死地，那么养殖户的利益谁来维护？他们的损失谁来补偿？今后他们的生计何以为计？

饲养着的“野生动物”每天要吃，它们的将来向何处去还没有结论，那些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的群众还眼巴巴地等着国家接下来的政策，等着令他们安心的消息。

目前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数量在逐渐增加。就拿贵州来说，目前贵州有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户养殖户1665家（不包括两栖类和鱼类），有近1200家属于家庭养殖，靠产业尝到了甜头，有不少农户已经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目前也还有610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到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中，借希望于因此而脱贫。涉及繁育“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仅71家，其余都是非重点保护动物。其中竹鼠、豪猪养殖户居多，养殖种类（包括两栖类）达62种，绝大多数（约76%）养殖的目的都是食用。虽然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年直接收益仅4亿元左右，但涉及到的群众不下3万人。

目前，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食用、药用、娱乐用方面存在没有得到良好管理，动物检疫条件和技术相对落后，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难以履行检疫程序等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而不是一禁了之。

这些年来因为种种原因，“野生动物管理”还真理不清。对“野生动物”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就连《野生动物保护法》都只界定了珍稀、濒危和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即国家重点保护和国家发布的“三有”动物，那除此之外的动物怎么管？谁管？并没有说清楚。比如最近的“祸首”蝙蝠，就不在这些范围之内。

管理需“管”还需“理”，“管”是堵，是禁止，是执法；“理”是疏导，是顺应，是发展。对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管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在法律层面明确自然状态野生动物与人工繁育动物的概念，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的物种进行评估，发布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名录和技术标准，实行动态管理。凡没有经过评估和标准发布的种类，仅可停留在科学研究和动物园层面，实体及其制品不得进入市场。

“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来源概念而不是物种概念。所谓的“野生动物”应该是生活在自然状况下，不是靠人工喂养的，有自然种群的这些动物才称为野生动物。从行为学上讲，这些动物对人有一种天性的“安全距离”。像有些动物园里面养的老虎、狮子，通过人工喂养几代以后，它们的行为学已经发生改变，有些遗传记忆在损失，有些新的遗传记忆在增加，真把它放到野外，已经跟真正的野生种群从行为学上都有极大的差异，就如家象和野象。再如人工繁育的眼镜蛇类，在野外是不会吃死食的，再饥饿也要去捕活食。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现在它们都是以死食为主。

我赞成国际上的惯例，就是把一切非人工饲养的、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都定为“野生动物”，包括鸟、兽、两栖、爬行、昆虫、鱼、虾、贝类等都属于“野生动物”。而把一切因人工饲养才能存活的动物都称为“人工繁育的动物”。如果依然不把“野生”和“人工繁育”这两个概念分清楚，在“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的时候，是不是海参也不可以用啊？甲鱼也不可以吃了？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要弄清楚人工繁育动物的目的。应分为科学研究的人工繁育与生产性人工繁育。对科学研究性的，只能是科研部门去开展，待繁育技术成熟后，需要用于生产性繁育的，由国家发布白名单，才能由其它企业或个人去开展生产性人工繁育。科研性人工繁育只能停留在科研和服务上，不能用于生产。对于生产性人工繁育，也要搞清楚是观赏、食用、药用、还是宠物，不同的利用目的管理手段应该有区别。把目的搞清楚了，才可能去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程。

第三，种源要合法。只有科研性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种源可以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不得以经营为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就像大熊猫繁育中心一样的，那些种源有可能是通过救助得来，有可能是适度的野外捕捉。而生产性的人工繁育种源只能从科研单位繁育出来的子二代、子三代来。种源清楚、谱系清楚，不可能追根溯源说种源来自于野外就不能生产性人工繁育，猪牛羊马等哪一个的种源最初不是来自于野外？但是它们已经通过成熟的人工繁育，变成了今天的家禽家畜。只有种源规定清楚了，源头管理才有希望。对于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的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包括饲养标准、检疫标准。凡是要进入市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必须要通过严格的检疫。

第四，加强过程监管，要有动态的管理信息。哪里有养殖场、养什么？多大的数量？来源是什么？包括这些动物的谱系、去向等都要有台账，有严格的管理痕迹，相互验证。建立动态的信息管理平台，实行户口管理。如果一旦有非法进入市场的来自于野外的野生动物，马上就可以暴露于天下。

第五，要有固定的市场和经营场所。虽然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是一个经济行为，但是它跟家禽家畜一样也有风险，需要定点屠宰、定点销售。只有固定了市场、固定了经营场所，检疫这个环节才更容易操作。去向管理非常必要的，要与当初的养殖目的环环相扣。对待一些具有风险的动物要加强研究，评估风险的程度，规避风险。

第六，按时发布相关的信息。科学研究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公开相关的数据，提供后续服务跟进。当然这社会发展不光是经济发展，还有生态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要主动作为，在制定相关标准的同时，对动物有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发布。服务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应该体现在主动服务，及时服务。

分清楚谁做什么，就不会乱。明确科研、繁育、检疫、交易、运输、加工、经营、市场的监督责任，林草部门管好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保护，市场监管部门管好市场经营，农业农村部门管好经营性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生产和检疫，科研部门做好科学研究，就不愁管不好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让它既可以为农村发展服务，又可以规避风险，即使发生疫情，也可以溯源，迅速找到疫情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