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观察| 小额贷款迎来了监管时代

进入2020年立冬时节,我国的普惠金融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监管时代。如果说2020年9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86号)反响不大,那么11月2日晚间“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的发布,则在社会引发了强烈关注,因为事情有些戏剧性。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股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11月3日,上交所发布消息,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11月4日,蚂蚁集团公告退回香港公开发售的申请股款的安排。其在A股和H股的上市进程均宣告暂缓。

这个新时期的开启有些特别,它是在实体与监管面对面的交锋中轰然开启了大门。拉开大门的双方都是在十几年的探索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有生力量。一方面是金融科技力量,一方面是国家监管力量。在这场交锋中,看是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受阻,实则是监管给出了可能是“蚂蚁”们发展所需要的未来的空间。2008年由原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后,我国小贷行业进入规范发展时期。但由于一些制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小贷发展逐渐出现萎缩状态。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333家,同比减少464家;贷款余额8841亿元,同比减少400亿元。如果说小贷行业进入了“寒潮期”,那么,这一次业内人士则认为,“监管正在给整个行业带来利好”。

小额信贷行业经过一开始几年的一哄而上,又经过2008年后较长的“稳定”发展阶段,承受着小贷行业“身份不定”的折磨,现在到了监管出面的时候了。近年来,随着监管机构加强监管以控制系统中的金融风险,网络小贷公司由5000余家剩下3家,而蚂蚁集团也开始从金融公司向科技公司转型。去年,蚂蚁集团首次实现大部分营收来自其数字金融技术平台收取的费用。蚂蚁集团现在的主要收入,正是来源于争议的焦点——小额贷款。这一块的收入在今年上半年占到了总收入的39%,已经超过了支付业务。

“急躁”的马云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出言不逊”,指责传统银行是“当铺思维”。但监管认为,金融科技公司并没有改变基于信息处理的金融中介模式,只是把一些原本属于关系型贷款的转向了交易型贷款。在很多业务特点上与传统银行也没有实质差异。因此,对待金融科技业务,从规范业务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必须针对其中承担风险的业务环节进行金融监管,并且遵循金融监管的一般规律。10月31日某媒体发布的“关于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几点认识”应该是对当前普惠金融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的阶段性总结,值得研读。

发展产生监管,监管推动发展。站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高度看,对蚂蚁的“承担风险的业务环节”进行监管,也就是对行业安全进行监管。有效的监管能让蚂蚁坚守“初心”。遥想2009年,马云给从光大银行跳槽到阿里巴巴的胡晓明一个任务:建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给在阿里巴巴上做生意的商家降低贷款门槛。胡晓明提出的目标就是拿“诺贝尔和平奖和经济学奖”。马云说,拿两个太难,我们只拿和平奖。其典故来自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人尤努斯,他创办的“格莱珉(乡村)银行”为无法在传统银行获得贷款的乡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国推动了普惠金融。马云甚至搞了个“一号工程”想与建行联手建这样一个银行而未果。当年9月,马云宣布为格莱珉银行提供500万美元,用以在中国四川和内蒙古乡村复制格莱珉模式。蚂蚁也几经演变成为中和农信这种扶贫小贷机构的控股方。

做小贷公司的没有不想获利的,但阿里人创业的情怀是“虽然我们是放贷的,我们也是有梦想的。””让该拿到信贷的人拿到”。如今,大数据银行改变了现有单一的货币介入方式,也改变了现有的货币经济逻辑。这就是蚂蚁的野心。2008年金融危机中马云那句“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去改变银行”的金句至今令人咀嚼。蚂蚁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银行,依旧是“很多业务特点与传统银行也没有实质差异”的“金融中介”。大家都是“中介”,但是蚂蚁改变了“中介”的做法和业务对象,它利用大数据科技手段,为传统银行服务不到的用户提供新型的信贷服务。这种服务没有错,但在“六保六稳”的发展背景下,蚂蚁的业务引发的新的竞争关系需要来一个“厘清”。

要厘清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蚂蚁会不会变成“蚂蟥”的问题,更应该是普惠金融方略的落实的问题。“中国普惠金融在国际上处于较好水平,正规的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主力。”长期从事小贷管理的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治普则认为,传统银行和网络科技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种竞争互补,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的普惠金融体系构建问题。早在 1996 年初,国务院出台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强调把服务低端、服务特色、服务三农弱势人群作为重点,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互补性的金融体系。但目前看,从事小微金融的五股力量发展并不均衡。第一股力量是村镇银行,全国约成立了1400多家,但从服务效果看,充其量是发起行成立了一家营业部而已,缺乏创新与实效;第二股力量是资金互助社,全国只注册了40多家,注册资本小,贷款规模也不大,基本无声响;第三种力量就是互联网小贷或者是消费信贷,在科技手段助推下,它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高速便捷周到的金融服务,但也面临开辟特色金融、低端金融、更有针对性的金融的问题;第四股力量是传统银行推动的小额信贷,或者叫微型金融,特别是近几年在脱贫攻坚政策推动下,银行在发放扶贫小额贷款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并没有从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角度去解决问题;第五股力量就是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期间成立了近万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贷款余额均突破万亿,但客户数只有两三百万。整顿后的近十多年来,从制度设计上始终没有厘清小额信贷公司的性质问题,我国的小贷其实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

龙治普认为,小额信贷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从一种简单的借贷行为,逐步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特别是基于人文伦理、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融合的一个领域。小额信贷自引入中国20多年来,究竟走向哪里?小额信贷是干什么的?怎么干?要将理论研究、资本市场、小贷技术、实际操作几个方面有机结合去握好方向,找准目标。小贷公司最终要回归小而分散,从监管,从政策制定,就要有一个鼓励的方向。区别小贷公司定位的关键指标是平均放款额度,那么多少额度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监管的评定办法都要适应鼓励这个行业向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东方惠民成立之初规模只有二百多万,但前期通过改制,目前通过引进外资,净资产将达到两个亿。这充分说明小额信贷在中国是有市场的。

马云在外滩金融论坛上说,“中国有很多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动脉,但是我们今天更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这就是“多层次的互补性的金融体系”的思维。中国有如此大的农村低收入人群,有长期扶贫的国家使命,有对多样化的“金融中介”服务的无止境的需求。对于这样一个服务市场,国际社会比我们自己似乎更为看好。龙治普去年年底在泰国参加了一个国际小额信贷峰会,深感小额信贷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自孟加拉国推出格莱珉银行模式以来,小额信贷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减贫工具在世界各国复制和推广。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几十万、几百万客户的小贷机构比比皆是,而我国最大的小贷机构在贷客户数也只有40万左右。峰会上,东方惠民获得丹麦和比利时两家机构的参股合作,同时还与卢森堡一家公司达成了债券投资协议,两家国际机构包括德国复兴银行旗下的一家投资公司也启动了债权融资的相关尽调工作。这说明小额信贷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就会得到国内外投资机构的认同。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普惠金融的体系化建设应该纳入议事日程,小额贷款行业也应该继续进行梳理与厘清。监管要继续发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推动作用。龙治普说,国际小额信贷行业,是一个由政策监管,有中介服务,有资金批发平台,有大银行支持,有各类形形色色的有不同目标群体的信贷零售商、小额信贷机构共同组成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样的小额信贷行业才是活跃的行业。

这也是中国小额贷款行业亟待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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