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观察| “全面推进”考验的是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后,2月22日上午,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开宗明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主要内容是“两个决不能,两个开好局起好步,一个全面加强”。在发布会的最后他特别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一再强调“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在,乡村振兴到了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的时候了。总的就是,力图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起更强大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补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赶上全国现代化步伐。

也就是说,2021年新开局之年的“施工图”就是在“一个全面加强”的统筹下,做好三个方面的“全面推进”。“一个全面加强”就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一号文件对健全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三个方面的“全面推进”是指“由顶层设计到具体政策举措的全面实化,由示范探索到面上进行的全面推开,由抓重点工作到推进五大振兴的全面推进。由此可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成果。而目前这个成果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体系建设,剩下的一半就是落地见效,检验体系的科学性,需要大量的创新实践。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能力建设了。

“全面”就是要加强协调整合。

乡村振兴是系统工程,是政治与经济的系统,也是政府与农民的系统,更是政策与法规的系统,体制与机制的系统。在这短时间内密集形成的系统中,在国家发展环境带来的多种多样的变化的影响中,如何调整重心不倒伏,是近年来乡村工作的最大难点。比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五年时间里,中央有关部门一共出台了200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在组织动员、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核督导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工作体系。唐仁健提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为适应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心转移,就要推动脱贫攻坚的工作体系有效衔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方面上来,推进工作体系平稳转型,逐步实现从原来集中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中央层面的工作面临着整合转型,基层更是需要做大量的消化吸收工作。比如中央对摆脱贫困的县有五年的过渡期安排,一号文件要求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同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那么产业帮扶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继续强化,主要是补上技术、设施、资金等等短板,推动脱贫产业能够提档升级。目前我们看到,基层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许多扶贫产业面临着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难题。如果这五年还是抓不住机遇,找不准方向,就会贻误发展良机。特别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在几十年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又在脱贫攻坚战中给予了特别倾斜。那么如今每个片区有没有建立起社会发展协作模式,有没有找到产业可持续发展方向,有没有形成区域民族文化保护与促进新机制,等等,都需要在“后五年”里去深化实践。

“全面”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是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明了农业现代化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关系。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什么样的跨越?就是把推进农业现代化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汇聚起更强大的力量”。唐仁健指出,农村改革无非是微观经营主体、市场体系、支持保护等这些大的方面,多年来我们已经推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大的动力还是改革。比如经过多年的市场变化,我们在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上也由粮食省长负责制改为粮食安全实行党政同责。“党政同责”就是一场重大的改革。

农村改革无非是微观经营主体、市场体系、支持保护等这些大的方面,多年来,我们已经推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大的动力还是改革。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改,要非常谨慎稳妥,但也不能“翻烧饼”。目前,促进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已经有了,需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的要素支撑。一号文件要求从三个方面下功夫,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有了框架,建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投入保障机制在财政投入上、金融支持上也提出了要求。下一步就是各个领域紧跟发力。比如,一号文件连续五年提出的“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今年改为“发挥‘保险+期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说明这项工作由试点进入正常开展了,但是正常开展后涉及到财政、保险、银行、期货交易所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需要及时拿出运行与监管规则来,不能让这个试点了五年的“烧饼”再翻回去。

“全面”特别要坚持调动农民积极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大的操作难点在于政府的规划与农民的意愿如何达成一致。政府的规划就是一个蓝图,而农民的意愿确是各有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唐仁健强调“为农民而建”这五个字非常重要。乡村建设,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是为农民而建的。一定要考虑他们的需要,照顾他们的感受。一定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不能干那些主观意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事儿。最后把好事办坏、把好事办砸。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生产积极性。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搞硬件的现代化容易,难的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比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农业改革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保供”中能够同时既保数量又保多样,保质量,还要保收益,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生产稳定了,质量就会提高,也是消费者的福利。今年一号文件要求,“要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唐仁健说,春节前京津等地“菜篮子”供应充足,但禽蛋价格就跌到了成本线。他希望消费者有个概念,农产品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要找到利益的均衡点。

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全面推进”的新时期,工作重点正在从政策层面转向服务层面。一号文件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中,要求“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这个体系就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终端系统。“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投入品、技术、装备导入小农户。支持市场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中心。”目前春耕时节,某些粮食主产区化肥市场出现乱象。靠政府部门来管不太现实,只有依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农资“直接导入小农户”,假冒伪劣产品才没有市场,坑农害农的现象才会杜绝。但是这类组织面临着“发展壮大”的难题,需要基层政府整合国家各种政策与社会资源,形成有效的支持体系。

总之,“全面推进”考验的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我们在短时间内建设了相对完善的治理体系,相应的治理能力亟待跟上,不能成为新时期发展的掣肘。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到了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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