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此文的原作者、４３岁的胡福明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讲师。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３０周年。这个春天，７３岁的胡福明已是满头白发，他依然坚信：实践出真知永不过时，思想解放的探索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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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在接受记者采访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成就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很少有一篇文章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胡福明则说：“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

    胡福明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又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继续“文革”错误的“两个凡是”。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当时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身处十年文革重灾区的南京大学，刚刚从肉体折磨和精神禁锢中逃离的胡福林此时正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活动中。在南京大学批判“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并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因此，当他得知“两个凡是”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政治敏感的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打仗也要讲策略，在那个年代，直接点名去批社论，我敢写，也没人敢发。”胡福明说。

    于是，胡福明为“两个凡是”找到了一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当时我想，你们不是讲马列吗？那我也讲马列，让你们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列。”他说。

    文章历经数十次讨论和修改，成了后来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导火索。回忆起三十年前文章出炉前后，胡福明坦言：“对于后来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

    “我当时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心里有点虚啊。”胡福明说。

    让胡福明心虚的是，“两个凡是”高调地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那么批判它就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

    １９７７年的三四月份，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犹豫了一个多月之后，吃过文革大苦头的他还是选择了酝酿写作。

    １９７７年的７月初，南京异常闷热，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每晚去陪夜的时候，他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就着病区走廊上的灯光查阅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实在瞌睡了，就把３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５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９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８０００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的王强华同志。

    文章寄出去整整４个月没有一点消息，好友姚诚对他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言语间不无悲壮之感。胡福明自己也说：“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

    一直到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９日，胡福明才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文章经多位同志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后，最后由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

    正如胡福明所料，文章一发表，就被批成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已成过河卒子的胡福明此时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然而，正是这篇被批为“砍旗”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注意。

    此后的事情已被载入了史册：在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这篇文章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同年１２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