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副局长的结论当然比传言权威，不过，他只承认政府接待开支确实不小，却并未说明3000亿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夸大性”，也未就全国每年的公款吃喝费用给出一个明确说法，这无形中削弱了他这番表态的说服力。

    这样的尴尬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两年前，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稍后不久，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有关科目数据测算，当年全国“三公消费”合计1201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否认“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的说法，大体上还有数据测算作为依据，现在国管局官员否认“每年公款吃喝3000亿”的说法，依据的则主要是“经过研究”形成的结论，两相比较，后者未免就显得业余了一些。

    在当下的语境中，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公款消费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无论有媒体说全国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3000亿还是更多，无论有专家估算全国每年“三公消费”8000亿、9000亿还是更多，似乎都没有超出人们的“合理想象”。由于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没有合适的参照物，人们的想象往往就会自由神驰漫无边际，要避免舆论对“三公消费”进行过度解读，人们至少要对“三公消费”的基数、变量和规模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而不是一会儿“胃口”被吊到9000亿，一会儿又猛跌到1000多亿，让人琢磨不透，莫衷一是。

    以善意揣度，国管局官员没说清楚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到底花了多少钱，财政部预算司官员也没说清楚全国每年“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亿，原因可能是虽然他们是权威部门的权威人士，但由于统计口径、标准、类别等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他们得到的也是一本充斥着大量“乱码”的糊涂账，因此根本拿不上台面来。如果是，那么这就是一个沉重的尴尬，暴露出了长期以来财政预算缺乏刚性约束、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弊端，一些部门或私设“小金库”，或随意超预算花钱，暗箱操作、中饱私囊在所难免……

    对症下药，必须大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和公共财政建设，将公权机关的所有开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使人大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成为铁的法律，违反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同时公共财政开支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苟能如此，则包括公款吃喝在内，全国每年“三公消费”到底花了多少钱，不但财政部、国管局等权威部门要有一本明细账，每个纳税人也能够理直气壮地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如此，巨大的认知落差才能被填平。（现代快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