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这个报道提供的新信息，在于让人们知道“出场费”已经达到超过万元的水平，而政府官员出席商业活动，不是新信息。

            因为这样的事情，早已是司空见惯，一个企业要搞活动，没有几个官员出席，才是反常，有 官员出席，则是正常。当然，我不认为“没有新信息”，报道就没有意义。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怪事情，实在是很多。“没有新信息”的事情，被提起来说一说，就有可能算一个事儿，不被拿出来说，大家就不以为然，或者装作不以为然，混着过下去了。

        报道中说，有人在建议，把严禁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纳入法律轨道加以规范。这又是一个毫不意外的思路，任何一个不好的事情，似乎不纳入法律轨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规范得了。这便是“依法治国”吗？我想，对于约束普通人的行为来说，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官员行为，如果非法令明确则不可约束，那就是约束机制的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官员所受的约束，归根到底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公民的意志。一个官员做下刑案要不要坐牢，出现民事纠纷要不要承担责任，这是法律管的事情；而官员在一般行为中是否“合乎官员身份”，管这种事情需要的未必是司法部门和纪委监察部门，只要有正常的权力约束机制，公民意见和舆论反应就能起到作用了。例如官员不得包二奶，我看原本无须专门规定，在正常的权力制衡体系中，这样的丑闻出一个就能倒台一个。

        公共权力与商业行为保持距离，官员与商业活动保持距离，这在正常的社会里应是常识，也应是公权力和官员行为上的一根禁行线，越过界线就要被穷追猛打。然而，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也无所谓道德了，因为它惟一可能服从的只有“禁令”，而且禁令也不见得服从，它会以“不拘一格”或者“别人都未遵守”为由把禁令也置之不理。这样，权力就一点体统都不再讲了。这就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规章制度的迷信，而且规章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官场行为却越来越等而下之。

        权力与商业紧密联系，在我们这里其实已经连丑闻都不算了。有时，人们强调公权力要保证公平；有时，人们又强调公权力要着力保护“重点产业”。于是公权力为某些商业利益提供特殊保护，而不是提供平等的商业环境，就很像是顺理成章。有时，人们说官员不要跟商人打得火热，以免被大款拉下了水；有时，人们又说官员要交几个企业家朋友，这才能了解企业的甘苦。于是官员与商人之间到底应该怎样交往，也模模糊糊。官员出席商业活动，企业有面子，官员有利益，而且，你说这是“支持企业发展”呢，还是去拿红包呢，好像也说不清楚，总之没有交代不过去的问题。人们获得的则是一个商人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隐性教育：他们是关系很铁的。

        是非界线，已经很模糊。就算还有那么一点没有模糊的是非界线，也不起作用，因为“还没有明确规定”。即使“有明确规定”，也已经被很多人在违反，只能起到要追究就是问题、不追究就不是问题的作用了。

        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背景下，官员会做些什么事情，与是非没有关系，甚至与“明令禁止”也没有关系，做与不做，几乎只在于是否想做。乐于制定一个又一个详规，而不把权力放到公民和社会的约束之下，说这样可以使权力变得服帖，我看要么是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