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当事人手机拍照违法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扰乱机关工作秩序”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公安部门看来，给领导拍张照片就已经扰乱了机关秩序，致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整个事件中，不是上访者和领导吵闹时间过长，而是领导揪着当事人的拍照行为不依不饶，才导致了所谓的“吵闹时间过长”，所以公安部门在责任认定上，显然是张冠李戴。反过来讲，如果领导在拍照时嫣然一笑，说不定还能被当成一段和蔼可亲接待上访者的佳话，何至闹到这般让公众大跌眼镜的地步。或许有人会说问题不在于领导能不能被拍照，而是当事人“偷拍”。但问题是，领导作为公众人物和政治人物，在履行公共职务时，有容忍被拍照的“肖像权让渡”义务，没有什么偷拍和明拍的区别。

　　每个人都有形象不佳的时候，如果对普通人来说，在肖像权的保护之下，其他人无权擅自拍照的话，公众人物则没有这样的“不被拍照抗辩权”。事实上，官员在政治生活的空间中，要受到无数潜在“拍照手机”的监督，不管这样的监督是以为新闻记者报道的方式、上访者拍照手机拍照的方式，还是以呈现于公众瞳孔的形式出现，官员都有保持形象的注意义务，而不能操控自己在公众中所呈现的“影像”。

　　作为当事官员的吴宗和，之所以在被拍照后“心里很不舒服，简直无法工作”，从而认为当事人确实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秩序，是因为他还没有习惯随时随处被监督，而总希望自己来设置舆论和公众监督的议程。因此，他才会要求当事人写下保证称，“到各信访单位用手机记录照片只是起一个证实信访的记录。到纪委王书记那只起到证明王书记热情接待和高度重视，另无任何意义”。

　　然而，民主和法治对官员的要求是，不管其有没有接受监督的主观意愿，他必须随时随处接受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对于那些可能让自己出乖露丑的监督形式，即便内心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不能挟公权力进行打压和报复，只能让自己注意。

　　当官员认为拍张照片都会影响正常工作并对其进行打压时，批评意见更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就屡屡见到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以及西丰诽谤案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