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警”喊了很多年，但总有那么一些地方，习惯了将外在的“从严治警”内化为“从宽待警”。比如《海南经济报》6月6日报道，海南陵水县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李某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服完刑后，李某竟然又回到了陵水县公安局，重操警察旧业。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人民警察法》也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警察”的条款。这些条文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照单适用是极其简单的事，然而那些“治警”的人却仿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事实上默许了李某对法律的嘲弄。这种默许也是对法律和口号的另一种嘲弄——连基本的“依法治警”都没能做到，又遑论“从严”？

　　实践中的“从宽待警”不仅发生在少数公安机关，还直接表现在一些制度规范上。与类似李某这样的个案相比，对警察犯罪的制度性宽容以及这背后的观念影响，更为可怕。1999年人事部颁行的《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中赫然写着，“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拘役的，拘役期间工资停发。

　　期满释放，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由原单位接收并分配正式工作的，可参照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人员缓刑期满后的工资处理办法执行”。在这里，法律的遵循并算不上什么要紧的，只要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就可以由原单位接收并分配工作。

　　也许李某正是因这份《复函》而得以重回警局。

　　以一纸《复函》挑战法律权威，这就不仅仅是个案问题，而是试图一种制度化的内部保护程序，来有效地解除职务犯罪的后顾之忧。但问题在于，人事部的这份文件于法律性质上当属部门规章，任何部门规章都不得同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当出现了法律冲突时，也必须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解决路径，适用《公务员法》和《人民警察法》。

　　当部门文件被奉为圭臬，而国家法律被弃之如敝屣时，作为执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已经随之远去了。

　　没有守法的警察，就不会有平安的百姓。屡屡可见的“从宽待警”，事实上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渎职。相比起李某带着受过刑事处罚的前科之身，还赖在警察岗位上不走的事实而言，那些默许李某超越法律界限的作为或不作为，更让人担忧。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曾指出，“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可是，没有那些藐视法律的部门文件作为依靠，“忽视、容忍和谅解”能轻易做到吗？那么，何时才能全面清理这些部门文件，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