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过去10年，中国乳业的平均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演绎了一个个商业“神话”：蒙牛9年增长了500倍、伊利7年内增长近15倍。
但中国乳业的软肋——对奶源的控制力不足，始终存在。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中国乳企遭遇集体性危机之后，风险才最终浮出水面。
总量不足是中国奶源的基本问题。1999年至2008年，中国的奶制品产量增长了近5倍，而奶牛的数量增长只有3倍。
有限的奶源，结构亦不合理。中国奶协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坦言，事实上，中国乳企自建的奶牛场很少，大部分奶牛场都由个人经营。他表示，国内乳企“除了三元、光明、完达山等还有一些自己的牧场”，一线阵营的蒙牛、伊利等，自己的牧场“非常少”，比例“很低”。
据这位人士提供的数据，全国存栏奶牛中，2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的仅占30%，非规模化的散户养殖仍占绝大比例。“牧场是牧场，加工企业是加工企业，基本都是相互独立的。”
而在整个产业链中，这些分散的奶源却处于弱势地位。乳制品企业疯狂的扩张，还带来了产能的大量过剩。据了解，中国乳制品产能有5000万吨左右，但产量只有3000万吨。2006年整个行业的盈利仅55亿元，30%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30%的企业勉强维持。在此背景下，缺乏议价能力的奶农，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甚至跌入了亏本的境地。
“要市场，不要牧场。”这一曾帮助中国乳企向奶农转移成本压力、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最终被证明是“饮鸩止渴”。以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无法分享乳业发展成果的奶源，实施了“报复”。
石家庄：受伤的奶农
9月底，河北石家庄以西20多公里，鹿泉市李村镇孟庄，孟大娘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她经营着当地最大的奶牛场。其养殖的580多头奶牛，由附近十余户村民寄养。2008年9月之前，这里是三鹿授牌的“奶源示范基地”。而三鹿第一、第二工厂便在几公里之外，“交奶地方近，没那么多麻烦”。
在各大乳企跑马圈地期间，这个奶牛场一度也是争夺的目标。据孟大娘介绍，伊利、蒙牛等都曾有意高价收奶，但其已与三鹿签有供应合同，不仅约定了收奶价格，也注明了保证独家供应的惩罚条款。
不过，三鹿的收奶价格并不高。“1元钱1斤，价格由三鹿定”，“伊利、蒙牛也来找过我们，说价格可以高点儿，我们都交给三鹿这么多年了，人也熟，也不敢轻易换个陌生企业。”李师傅说。他是当地另外两个养牛散户之一，9头奶牛，平均每天产奶200多斤。
而孟大娘的580头奶牛每天产奶量约为4吨(约4000元)。据介绍，在当地，每头奶牛每天需青贮饲料40公斤，成本约为6元。580多头奶牛每天的口粮成本就接近3600元，还不算饲料添加剂、人工、电力等成本。
而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三鹿突然停产，孟大娘的奶牛场越发雪上加霜。“我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三鹿停产后，牛奶没有人收了”。据一家在当地收购原料奶的企业介绍，在启用三聚氰胺检测技术后，其收奶量大幅下降，原来每天可收奶500吨，现在仅收9吨。
倒奶无可避免。“倒了好多天，有几十吨吧。”孟大娘说。所幸，几经辗转，他们找到了蒙牛在山西太原的公司。“他们收奶，但是要我们自己开车送去，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呢，光车钱每天就要1200元。”
据她透露，与蒙牛的协议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签订的，时间为1年，但具体价格没有确定，协议里只写着“随行就市”。
而李师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10来天没交过牛奶了，我们也想不了什么办法”，“我们以前是通过奶站交给三鹿的，但奶站自己的奶现在都卖不出去了，更别说我们的了”。
“我们现在只能少喂点儿饲料、添加剂，节省点成本。”李师傅称，只要有人给钱就卖，不管便宜到什么程度。其甚至曾将牛奶贱卖给附近的村民养鸡。
上海：十年不变的奶价
与石家庄的李师傅相比，上海的规模化奶牛场处境并不更好。
“崇明的奶牛场规模都在100头以上。”上海市崇明县农委畜牧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0年开始，上海最大的乳品加工企业光明乳业，便要求合作的奶牛场达到百头以上的规模。这直接带来奶站的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直接上门收奶。
陈慧明的奶牛场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投资了1000多万元建起了这家奶牛场，目前已经拥有奶牛800头，其中400头处于出奶期，每天出奶6吨多。但如此大的规模，仍让他觉得日子并不好过。“现在没人想养牛了。”
这样的尴尬来自于利润的稀薄。2007年，陈慧明开始经营的第一年，他就遇到了行业的最低谷。“去年不亏就算好了。”
2007年初，上海的牛奶基价为2.2元/公斤，而这个价格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确定。当年，上海连续5次上调奶价，最后价格基本在2.8元/公斤左右。
但这仍然解决不了陈慧明们的困难。虽然，这样的价格，当时已经比北方许多城市的奶价高出了许多。
陈慧明表示，比起北方地区，上海的成本压力要大得多。比如，在饲料方面，上海并不产奶牛吃的玉米和羊草等，这些需要从北方购买，加上运输，成本一下子增高许多。以运一车价值2.1万元的羊草为例，其中1万元就付给了运费。2007年年底，奶农们的生存境况，达到最低点。
2008年年初，上海市100多家奶牛场的负责人决定集体行动，要求再次大幅提高收奶价格。当时，100多名奶农一度进驻时任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的办公室。最后，由上海市发改委牵头协调，将牛奶基价一下子提高到了3.3元/公斤。
这一度让陈慧明看到希望。当时他预计，每头出奶牛今年将实现3000元的利润，400头则有120万元的进账。但2008年下半年，饲料价格再次猛涨，让提价的效果顿时烟消云散。
“今年下半年，饲料价格涨得更高。”陈慧明向记者介绍，目前，玉米的价格已经由年初的每公斤1.84元上涨到了1.92元，豆粕的价格由年初的每吨3600元上涨到每吨4000多元，而半年前仅800元/吨的羊草，已上涨至1250元左右。
成本的提高，使得陈慧明每头奶牛的成本增加了2000多元，“下半年应该没什么利润了。”
“说要规模化经营，但规模上去了，还是亏损。”陈慧明说。事实上，不止陈慧明一家，据权威部门2007年对上海奉贤区13家奶牛场的调查，40％出现亏损，甚至连上海牛奶集团所属大型奶牛场，也出现亏损。
广东：40%的自给率
3900元/吨！是广州本土奶企业给当地牧场开出的收购格。这一价格，比上海高出了30%，比北方一些地区甚至高出了50%。
“目前，供奶已经恢复正常，所有的奶源已经脱销。”国庆长假期间，番禺的一家奶牛养殖专业户李涛(化名)对记者表示。他目前共养殖了100多头奶牛。
李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广东地区鲜奶的收购价格一般在3800-4000元/吨，而饲料的成本大概占到7成，加上机器折旧、人工费用、药物费用，总的成本在3500元左右，按照一头牛平均每年产5吨鲜奶计算，一头牛的年收益在2000元左右；此外，还要算上奶牛每年折旧1000-1500元，在这4年期间，奶牛将产下4胎小牛，按照两公、两母计算，平均每头的售价在800元左右。“因此，整体算下来，一头奶牛一年的收益大概为1500元”。
“广东并非产奶大省，但是整个行业却较为理性，整个市场的价格杠杆会在市场供求、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保证牧场与奶企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丁棉表示，正是因为保证了当地养殖户的基本利益，因此，类似北方在原料奶中掺杂化学物质的现象，在广东并不存在。
但是，广东的乳品企业如何承受如此高价的奶源？
“只能生产高附加值的牛奶，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一位广州风行乳业的负责人表示，因此，广东的本土液态奶生产企业包括燕塘、风行、香满楼、晨光等均以巴氏奶(鲜奶)为主打，避免与蒙牛、伊利等常温奶(利乐包)的正面竞争。“目前，广东本土企业基本上已经逐渐退出了常温奶的行列。”
王丁棉表示，目前广东奶的需求量为14.7万吨，而自给率大概40%，这一部分主要用于本土制作巴氏鲜奶的原料、以及餐饮业的糕点原料。
液态奶生产企业，尚可以通过生产高端的巴氏鲜奶获得利润，但高昂的原料奶价格，却断绝了奶粉企业在当地取奶的可能。
“所以，在广东生产奶粉，要么就用美赞臣的模式，通过进口的奶粉然后加工，但是必须要有很强的品牌张力，价格比伊利、蒙牛、三鹿、圣元、完达山等北方企业高出一截，以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如果品牌张力不够，只能在价格上走国产奶粉同等的路线，唯一的做法只有到北方去建立基地从当地收购奶源，从而可以节省出近50%的原料成本。”一位接近雅士利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所以，雅士利一开始就选择了到山西和黑龙江建立生产基地，而旗下的高端奶粉——施恩，奶源实际上是由山西雅士利提供，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的空间。而这也正是雅士利最终落马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