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本文就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力与勤”、“智与善”、“脑与体”、“和为贵”、良农的“选与用”、“家庭”，“邻里”等与对人的认识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篇》中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愚公因太形、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移平，却遭到其妻和河曲智叟的质疑和嘲笑，但他不为所动，每天挖山不止。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就以《愚公移山》为题，并引述了这则寓言，后来这个闭幕词连同毛泽东的另外两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尊奉为“老三篇”，广为流传，以致家喻户晓，愚公成为全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时至今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口号乃至于流行歌曲仍不绝于耳。愚公何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农学理论有关“人”的认识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史家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上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但却忽视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的认识。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又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农业技术，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 人力
传统农学理论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之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那么，人又是凭什么来参与农业生产的呢？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首先要用到的便是力。力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把力（或农具）作用于土地或作物上，称为“力地”、“力田”、“力穑”、“力农”。力是人存在的反映，也是人存在的依据。战国初年墨翟指出，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国语·晋语》也说：“庶人食力。”力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管子·八观》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汉晁错言：“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
1.1体力
古人所谓的“力”，尽管其中有有智力的参与，但更直接的表现为体力（physical strength）的付出。所以《管子·八观》又说：“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身与心相对，劳身指的是体力的付出，劳心指的是脑力劳动。《说文》对力是这样解释的，“力，筋也。像人筋之形。”而筋又解释为“肉之力也”。可见最初的力，指的是体力。
体力有大小强弱之分，行动也有快慢迟缓之别。《管子·山权数》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权，即表示长短、多少和大小。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是一种体力劳动，身强力壮是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墨翟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韩非子》说：“力田疾作”、“强力生财”，指出“民以力得富”、“能越力于地者富”。
力作用于农业生产表现为耕耘、播种等具体的农事活动。《左传》昭公元年载晋赵武言：“譬如农夫，是穮是蔉，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这是说，虽然有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但只要农民坚持精耕细作，就一定能获得丰收的年成。在这里，已把争取丰收的基点放在人自身的努力上。
农民投入农业中的力，在时间上有长短，工夫上有大小。时间长，工夫大称为“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勤要求人们：“日夜思之”、“朝夕行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语。），办法是“强从事”，即延长劳动日（“蚤出暮入”、“夙兴夜寐”）和增加劳动强度（“竭股肱之力”），做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宋人真德秀将“良农”的标准归纳为一个“勤”字，“勤而不惰，是为良农”。
中国人以勤劳著称于世。曾在中国乡村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农夫的‘勤垦勤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中国农民的勤劳主要表现在，劳作时间长，起早贪黑，早出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儿童为例，明恩溥提到中国农村孩子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干农活，有用的话，就连非常小的孩子也不能闲着。也许是出于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清代农学家张宗法首先对农女缠足恶俗说不。
与勤劳有关的就是耐性。没有耐性的人干起活来总是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行的，因为作物必须经过春生、夏长的规律，这对于没有耐性的人是不成的。战国时的长梧封人现身说法：“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减裂之，其实亦减裂而报予。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这种经验，使中国人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愚公及其子孙们就极具耐性，当他们开始移山时，“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愚公是一年到头才回过一次家，相比之下，大禹的耐性更好，他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铁杵磨成绣花针更是家喻户晓的典型。耐性之好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性，这也是中国勤劳的一个表现。
1.2 智力
勤的目的就在于多劳多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但现实情况中，人们发现同样的勤劳程度，所获得却并一定相等。因为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时间和工夫不仅有长短、大小之分，更有好坏之别。“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善的标准在于事半功倍，农业上称为“用力少而得谷多”，经济学称为劳动生产率。
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如何以少的劳动力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也是中国农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氾胜之书》中就一再提到：在适耕期“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此一耕而当五也。”“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齐民要术·种谷》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大锄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看来古人在认定多劳多得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少劳多得，事半功倍的追求。
何以尽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旉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汉代发明的耧车，将开沟、播种和覆土三合一，使一人一牛一日可种一顷，而没有采用耧车的辽东地区，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汉代赵过推广代田法，也取得了“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唐代王方翼创造的耕地机械，能使“力省而见功多”，以致“百姓赖焉”。宋代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钁耕之功则倍。”秧马的使用则“较之伛偻而作劳者，劳佚相绝矣。”元代创制下粪耧种，“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又发明了畜力中耕的耧锄，“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朝来暮去供千垅，力少功多限一牛”。用于水田中耕的耘荡，“既胜锄耙，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辊轴“几倍薅耘可并功”。用于收割的推镰，“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钹“功比#镰十倍多”，“麦钐用于割麦“比之刈获，功过累倍。”燕赵间创的榨没法“比镬炒及舂碾，省力数倍”。水击面罗“筛面甚速，倍于人力。”槽碓“代人工力不须佣。”还有自春秋战国以来，对于畜力、水力、风力等的运用，都对于减少体力的付出，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工具的改进又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以灌溉工具为例，春秋时期，子贡见一丈人抱甕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于是向他推荐使用桔槔，桔槔虽然简单，却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取得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效果。唐宋以后，翻车和筒车（水轮）两种更为高效的灌溉工具得到广泛的运用。但人们对于筒车的评价却比翻车要高得多。原因是翻车需借助于体力，而筒车完全是用水力来推动的，因此，有诗赞说：“江南水轮不借人，智者创物真大巧”，把创造筒车的人则被称为“智者”。更有人主张把筒车推广到江浙去。从宋人对于翻车和筒车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意识到通过智慧去创造先进的工具，从而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智慧在一些简单的工具上也能体现，《王祯农书》提到一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搭爪”，用它来钩起禾把，要比单纯用手快得多，搭爪使手的力量得以延伸，而促成这种延伸的是人的脑力，因此称之为“智胜力”。
对善的追求必然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善在于投入少，收入多。何以做到少投入，多收入？《韩非子·难二》云；“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顺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紝，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这里的所谓“慎阴阳之和、顺四时之适”、“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等都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也就是知识和智力的范畴。
唐宋以后，知识更受到尊重，韩愈有诗曰：“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ix]特别是一些受过教育，又不得已而从事农耕，但体力不如老农的读书人，对于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有更深的体会。《齐民要术·杂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画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所为之术，条例后行。”这里的“昧于田畴”，并不是指不参加农业生产，而是指不懂得农业生产。明代马一龙在切身感受到农民不懂得农业的道理，而导致的事倍功半的情况下，提出：“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又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倍，知其可不先乎？故儒者之学，亦必先于致知，否则发不中节，其缪千里，劳而无功者，以足仆仆之义。”把知识的重要性提到高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人觉得农业生产绝非一个“勤”字了得，还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否则盲目蛮干只会劳而无获。
知识源于读书学习。清农学家张宗法提出了“牧童效读”的主张，认为农家子弟“亦须识字一二”，他还引用李燔的话说：“读书不必仕宦为职事，才有功业。但随力及物，皆功业也。”也就是说，读书不必为了做官，他对于提高人的素质也是有益处的，就农民而言，“识字一二，记家用数目，免画壁之横直；看宪书、节气，省屈指之轮流。”于是，他提出“须使童子就空入学以求师。”
唐宋以后，有此种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读书人由于早年没有种地的习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决定经营农业的时候，都要首先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即便他们并不打算亲自下田作业。陆世仪说：“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张履祥说：“予学稼数年，谘访得失，颇识其端；而幼不习耕，筋骨弗任，雇人代作，厥功已疏，自非讲求精审，与石田等耳。”在认真研读了《沈氏农书》之后，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写成了《补农书》。丁宜曾也在改计务农之后尽心学习访问，随时记录心得，又参考前代的农书，钞录几个亲戚的著作，写成《农圃便览》一书。[xiii]杨一臣对农业下得功夫更大，“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以故茀丰种茂，有相之道，乡之老于陇亩者，咸愧叹弗如，帖然心服。”在留心农事方面，杨双山的事迹最值得一提。双山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有见于关中地区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他曾试种棉花和苎麻，但“殚思竭虑，未得其善”。其后读《诗·豳风·七月》认为陕西可以种桑养蚕，于是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找出了一条在陕西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积累了十三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他还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基地。他“身亲其事，验证成说，弃虚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于书。”这已不是象陆世仪那样“稍欲涉猎其事”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研究。
对于知识的尊重，促进了农学的深入发展。唐宋以后，农书数量的迅速增长，据对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从先秦到民国17年有农书542种，其中90%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自然与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农学内容的进步显然与士人对农学知识的尊重与孜孜探求有关。唐宋前后农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对农具重视，出现了《耒耜经》、《农器谱》、《农器图谱》等重要的农具著作。一些农书中也有关于农具的专篇，如《陈旉农书》中的“器用之宜篇”。二是以前的农书只注重技术说明，唐宋以后的农书更注重理论的阐述。一些著名的农学理论，如地力常新壮论、粪药说、风土论等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一些表明当时对于人力有了新的认识。
1.3 智与力
力分为体力和智力（脑力），二者孰轻孰重？在马一龙看来智力的重要性显然要胜过体力。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和提倡勤谨，强调身体力行相比，改进工具和技术，乃至于有关自然的探索始终放在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体力的重视要胜过对智力重视。
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段话中，“孰与”二字前面的话，说的是用智，而后面的话，说的是用力，整段的意思，归结为一点，即用智不如用力。《孟子·公孙丑上·第一章》引齐人之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智慧和镃基（农具）指的是科学技术，而乘势和待时则属于体力和耐力的付出，意思是说，科学技术不如体力付出。种种教条，都是要求人们少一些空想，多一些实干。这也就难怪“杞人忧天”，常常用来比喻不必要的忧虑；而“拔苗助长”则用来比喻不顾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想偷懒，反把事情弄坏。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重视体力，轻视智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维持统治的需要。因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朴，即朴力而寡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人最好统治，故《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又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一个愚蠢的农民，他除了夙兴夜寐，下地干活之外，一无所知。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了不少的农书，且这些农书在客观上有助于传承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但并不表示对于农民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视。贾思勰在提到著述《齐民要术》的宗旨时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要“闻之有识”，因为家童未必知书，即便知书也不敢嗤笑主人，因此，“览者无或嗤焉”实在是不打自招。相比之下，陈旉就要坦白得多，他在《农书》序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显而易见，这样的一些农书并不是为农民写的，并非是尊重知识的表现，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是某些落地秀才自身生存的需求。
农书并不是给农民读的，因为传统中国的农民大多目不识丁，他们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父子兄弟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没有“文字下乡”之必要。传统中国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其分工非常明确，“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农业乃食人之事，从业者劳力之外，用不着劳心。而劳心者所钻研的也不是与小人之事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而是与大人之事紧密结合的与社会政治有关的学问。孔子的学生樊须就曾因提出学稼、学圃而被讥为“小人”。为了远避小人之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与农业保持距离。因此，看得懂农书的人也不一定读农书。这样就使传统农书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尴尬局面，该读的读不懂也买不到，读得懂又买得到的又不该读。中国古代官员有每年春二月时下乡发布劝农文的习惯，可是他们发布出去的劝农文“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偶尔有一两个人能识几个字，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已分镂板随人看，闻说今年僻字稀。”尽管官员们绞尽脑汁用一些平易浅近的文字和语言，但还是起不到劝农的作用，视为“文具”并不过份。尽管天、算、农、医被视为四大传统学科，但农书的数量并不多，与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和众多的文化典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传统社会对于每个农业生产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惟勤力而已。本来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荀子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但是，如何才能“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呢？荀子又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元代有一首“芟麦歌”，说：“田家食力不食智，麰麦年年勤种莳。”这些显然强调的是体力而不是脑力。
愚公就是一个“重体轻智”的典型，他从来就没有象他的妻子和河曲智叟一样去考虑移山的可行性。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而智叟也笑而止之曰：“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而在愚公看来，这些都是不用考虑的问题，只要自己每天挖山不止就行了。
《齐民要术·序》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个“勤”字。而这里的勤，指的是勤动手动脚，而不是勤动脑。体力付出愈大，表明越勤奋。《齐民要术》中有这样的谚语：“智如禹汤，不如尝更”，尝更，一作常耕。意思是说，即便有象禹、汤一样的智慧，也不如勤力耕作。更何况对于常人来说，智慧远不如禹汤，就更加需要以勤为先。即所谓“勤能补拙”，以体力来弥补脑力的不足。即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大干、苦干”。多花工夫就能多打粮食。农业收成，与勤惰密切相关。
重体力轻智力的倾向，在中国历史上的劝农活动中也得到了反映。古人既已将“勤”视为农人第一要求，同时也认识到“好逸恶劳，常人之情，偷惰苟简者，小人之病。”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来就被视为是中国农业管理中一个关键性问题。秦国“急耕战之赏”，汉代设“力田”之科，目的在于鼓励农民勤于耕作。贾思勰说：“庸人之性，率之则自力，纵之则惰窳耳。”何以率之？陈旉提出“稽功”和“念虑”的主张。“稽功”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指出管理者要懂得“稽功会事”，“以明赏罚”，通过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念虑”则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提出来的。要求生产者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都要围绕着农业生产来进行，不要因受外来的影响而见异思迁。“稽功”和“念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勤”，而勤是否达到就要看领导。宋元时期人们认识到“人之本在勤，勤之本在於尽地利，人事之勤，地利之尽，一本於官吏之劝课。”劝，即是鼓励；课，就是考查。中国历史上，从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到循吏劝农，无非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勤于生产。他们只是要农民埋头苦干，至于如何如何干，为什么要这样干却从来不提，其实自己也未必知道。宋元时期的劝农文就是一个典型。说教多，有实质技术内容少。许多劝农官吏，只会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王祯就曾对那些只会作官样文章而不懂技术的所谓“劝农”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2 人和
重体力，轻智力的结果，使得人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中国历史上尽管早就提出了“人力胜天”的口号，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正常年景也只能维持温饱，一有灾害，便四处逃荒要饭，以至易子而食，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以致被西人视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更加认识到了“人和”的可贵。
何谓人和？《说文》口部：“咊（和），相譍（应）也。从口，禾声。”可见“和”字的原初意义是应和之意。古人又云：“以他平他谓之和”。他，就是不同的东西，包含着差别、对于立之意；平，是平衡，包含着平衡、和谐之意；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平衡、和谐、统一。晏婴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人和就是把不同的人联合起来。
愚公在决定移山之后，“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显然，愚公并不是打算他一个人去完成移山的任务，而是要动员全家人的力量共同去完成任务。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它所强调的就是“人和”，今又称“统一战线”。
中国传统的三才理论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孔子曰：“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以人和是最重要的呢？古人是从人力的角度，来强调人和的重要性的。《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分义也。”就是说个人的力量比不过禽兽，可禽兽却被人所利用，原因就在于人和（即众人的合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力量（体力和智力）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个人力量联合起来力量才是无限的。
农业生产中，也以人和为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曰：“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假如雨旸时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可不必，一有不时，硗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惟良田不然，此天时不如地利也。田虽上产，然或沟洫不修，种植不时，则虽良田无所用之。故云买田买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论其重，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论其要，莫要于天时，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旸时若，则下地之所获，与上地之获等。土性肥美，则下农之所获，与上农之获等，劳逸顿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时，既得地利，而又能济之以人和，则所获更与他人不同。所以必贵于人和也。”
“人和”概念的形成，表明在“三才”理论中，“人”是被作为群体对待的。它不但看到人的自然性，而且看到人的社会性，懂得通过调整社会关系以充分发挥人类群体的力量。这是“三才”理论所包含的整体观的一部分。重视整体（在一定意义上，个体被相对忽视）正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而这一特点正源于农业。
2.1 君与民
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体力劳动，强调“力勤”比较好理解，做起来也相对容易，只要个人努力就行了，但是人和则不同，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如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传统社会中思想家所考虑的问题之一。
在荀子看来，要发挥群体的作用，使各个单个的人的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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