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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

柯炳生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出版《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中国农业经济与政策》、《三农思语》等专著,获农业部软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 [全文]

柯炳生:关于转基因,我有“五句话”

【导语】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总结4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宝贵经验,展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本网推出大型视频报道《三农大家谈》,敬请关注!本期嘉宾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柯炳生。

访谈实录

  柯炳生:改革开放40年 两个作用创辉煌

  本网记者 李海涛

  改革开发4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总结改革经验,推动农业农村更好更快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本报记者就“粮食安全”“转基因及食品安全”“政府与市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等问题专访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

  正确认识粮食市场的波动规律

  记者: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40年来,如何沿着粮食生产和需求变化发展的轨迹,去审视我们粮食政策的演变?对于未来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推进,您有哪些思考?

  柯炳生:党中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业本身、农村内部和农民自己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们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三农”工作做得怎么样。

  粮食问题是农业发展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总书记一再强调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农村改革,就是始于粮食生产领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国粮食产量快速增加,很快出现了第一个相对过剩期,但很快又出现了生产不足,此后在不同阶段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粮食供应充足。

  我的一个观点是要正确认识粮食市场的波动规律。其实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根据经济学原理,在需求弹性小的情况下,一个不太大的数量变化,就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价格变化。因此,对粮食供求形势进行判断,一定要认清楚价格信号,当价格升高的时候一定是短缺,价格降低时一定过剩,但这种信号具有放大性或者叫夸大性。当价格上升很高时,短缺并不一定很严重,反之价格下跌很厉害,过剩也并不一定很严重。对此要清醒的认识,避免调控调大了之后波动就更大。

  第二个观点就是解决粮食问题要主要靠市场手段。首先粮食生产问题是长期问题,不是短期问题。从长远看我们是短缺的,因为土地越来越少,水资源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收入也增加,需求是不断增加的,而我们生产的资源条件是越来越少,但是短期可能过剩。我们要用市场来解决短期问题,当产品多的时候,价格就下降,价格下降就是约束生产、减少生产。当粮食短缺的时候,价格又升高,然后就会有更多的粮食生产,这就是短期靠市场机制。

  长期问题怎么解决?就要靠政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就是把基础设施搞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好排灌设施等等,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刻扩大生产。藏粮于技,就是把高产的技术、优质的技术储备充足。这样的话有地有技,只要市场价格一放出信号,生产就能立刻恢复起来。

  三方面原因促使食品安全情况越来越好

  记者:您如何认识转基因问题,其背后有哪些可以分享的故事?另外老百姓似乎很容易被食品安全领域的传言误导,请您分析一下原因,并对我国的食品安全情况做一下评价。

  柯炳生: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美国是从1996年开始大面积种植。我关注转基因问题实际上是从我当农研中心主任研究WTO问题时开始的,我当时关注到国外的一些情况,并且跟来访的哈佛大学教授做过专门交流。应当说一开始我觉得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转基因是一个方向,它的潜力很大,能够节省资源,还有更多改善产品品质等方面的潜能。

  回农大当校长之后,对这个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了。因为农业大学很重要的一方面技术就是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不等于全部的生物技术,但是生物技术中一定离不开转基因的技术。以前转基因有争议问题不太大,毕竟我们国家的转基因产品不多,看不到什么产品,其实我们真正有的就是木瓜,我们吃的木瓜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转基因的,它是抗病的,剩下就是就是大豆油、菜籽油等由转基因原料生产出来的加工产品。

  2014年,转基因成为一个全民性话题。在当年全国政协会上,我被选为代表面对总理发言,发言中我把对转基因的认识凝结成五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转基因技术很重要,因为它的潜力很大,对于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句话就是转基因是一个中性的技术。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生产出来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有些可能是有益的,有些可能有问题,打个比方,就像蘑菇,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所以不能说转基因技术安不安全。

  第三句话是转基因食品是经过科学家检验过了、政府批准上市的产品。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就像超市里的蘑菇一样,是通过检验的,不会有毒的,超市里的转基因食品,是经过政府批准上市的,是安全的。

  第四句话是美国是世界上种植和食用转基因食品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20年了,这是可以验证的事实。

  第五句话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际权威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欧洲日本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组织,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异议。

  转基因是一个专业问题,对于专业问题要相信科学家,要相信政府。我觉得要解决在转基因问题认识上的一些混乱,首先可能是媒体尤其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媒,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报道好,不能误报或者产生误导。

  还要澄清一些认识,比如说标识,其实标识是给消费者知情权,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好多人说既然安全为什么要进行标识,这话是说不通的。欧洲、日本等都进行标识,并且像日本对标识还有容忍度,只要所含的转基因的含量不超过5%的话是不用标识的,欧盟是只要不超过0.9%就不需要标识的。而在美国,仍然是不需要标识的。在我们国家是只要含有,就要标识,不管含量多少,这个是非常严格的。

  食品安全问题跟转基因问题在很多时候是密切联系在一块的。很多担忧食品安全问题的人,常常也把转基因问题搅和在里边。

  总体看,我国食品安全情况越来越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标准越来越严格,原来可以用的农药,现在不让用了。比如甲胺磷,是在2006年农业部等几个部委发文明令禁止的。那以前,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二是检测手段越来越进步,原来查不出来的,现在可以了。这从根源上切断了造假产生的可能性。比如三聚氰胺,其实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全民性警觉是从三聚氰胺事件开始,那个时候的最大难题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法检测。检测一个样本要十几个小时,千八百块钱,农民排着队交奶的时候,要等十几个小时的话奶会全坏掉。现在很简单,一小片试剂纸,几块钱,半分钟就出来结果。三聚氰胺都是恶意添加的,现在,检测太容易了,造假代价太大,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这个问题。

  三是可追溯体系越来越好。当然全面铺开还达不到,但是越来越好了。其中包括电商,电商产销直接见面,有助于可追溯,另外就是一些生产组织越来越发达,如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等模式,有可追溯体系软件,有政府监管,舆论监督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老百姓却感觉好像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其实是一些谣言或偶发性个别事件在不断重复传播。你要举着微信中的段子,到任何一个超市里去找问题产品,可能一样也找不到。偶发事件通过手机网络不断重复,夸大性很大。今后随着我们科技手段的先进,我们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这个问题会解决得越来越好。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您如何看待农村改革这一特殊领域中,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支持保护之间的关系?

  柯炳生:改革开放40年,两个作用创辉煌。两个作用,一个是市场的作用,一个是政府的作用。40年来,农业农村经济取得巨大辉煌的成就举世公认,其实这两个作用的发挥是最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市场作用日益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日益发挥得当的过程。

  最关键最基础性的改革政策是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的。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其实很多人看到的仅仅是把土地分田到户,这只是表象,它的本质意义是建立起了利益机制。有了利益机制,你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得到报偿,其实就是实现了按劳分配。市场经济要建立在利益机制上,现在农民可以选择自己耕种,或者将土地流转出去,都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市场要发挥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离不开利益机制的。

  市场机制给人们更多自由而充分的选择权。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选择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的权利。放开市场给给农民自由选择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以什么方式卖的权利,给消费者选择买什么产品、从哪里买、付出什么样的价钱的权利。还有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给了农民选择工作的权利,给了农民根据个人能力实现收入最大化的可能性。

  市场机制在调节短期和当前利益方面及供求关系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如果离开了市场的作用,无法想象我们今天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政府的作用不是干预市场,而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去办那些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事情。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水电路气网的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市场信息提供、市场秩序维护等,还包括给农民提供一定的扶持,给农民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等,这都是政府的作用。改革开放的过程,不是政府无为的过程,而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把不该管的放弃,把该管的管好。

  必须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记者:进入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有哪些特征,如何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柯炳生:新时代,未来农业什么样?因为各地区情况不一样,我归纳大概有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大田种植业。发展方向一定是机械化、规模化。这主要在平原地区,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平原地区的机械化、规模化进程,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快。

  第二种是集约化饲养业。集约化饲养业在区域空间上会做一些变化,沿海地区越来越减少,尤其是养猪业。养猪业最大问题是粪便很难处理。从国外的经验看一定是种养结合,就是有多少地养多少猪,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福建等地,因为土地太少,所以养猪减少是必然。但是像中西部的那些丘陵地区、山区等地,很适合集约化养猪养鸡。

  第三种是设施园艺业。以温室和大棚为代表,采用的是综合性的技术,从种子到水肥、温度的控制,再到植物保护等,也是高附加值的,集合了现代农业元素在里边,可以工厂化生产,尤其一些蔬菜等,批量化工厂化,食品安全可以控制得很好。

  第四种是特殊种养业。在广大山区和丘陵地区,种水果、干果、茶叶、药材等各种特殊农产品,可以卖上很好的价钱。

  第五种形态就是休闲观光度假农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民自己享受之外,也应该让更多的城里人来享受。这不是单纯的旅游,还应当让城里人住下来,包括周末和休假住,这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在城里工作的人,会居住到乡下,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

  这些都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各地方条件不一样,大的方面跳不出这五种,每种需要的人才、资源、技术都很不一样,所以要因地制宜来发展。

  如果我们要实现2035年和2050年的目标的话,就必须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事情办好,把“三农”问题解决好才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总书记提出五大振兴。我觉得五大振兴中人才振兴是核心位置。总书记讲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对乡村来说,人才恰恰是弱项。

  乡村振兴需要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电商人才等十几类人才,尤其是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极度缺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强农业院校的建设,大幅增加招生的比例,包括本科、专科、职业类学校。另外就是搞好职业培训,要对初高中毕业生、返乡青年、退伍军人等进行培训。要加强培训机构建设,大大增加培训资金投入。此外,需要挖掘既有情怀又有能力的人才,将他们推上村庄带头人的位置上,带领村民一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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