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已经成了国内经济界的一种共识，更成了近年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一张特殊的晴雨表和风景线。

　　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未像近3年来这样的风云突变，也从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的视线和牵动着中国经济的神经；而作为全球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或进口国，中国正在成为这轮涨价风潮的最大受害者；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作为大宗商品的国际大买家，发展期货市场、争取国际定价权已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北京、上海报道

　　商品期货疯涨3年　中国成最大受害者

　　从大豆、天然橡胶，到铝、石油、铜、铁矿石，再到棉花、糖……近3年来，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几乎不约而同的大幅上涨，而目前几种大宗商品的上涨行情更进一步演绎为“脱缰野马”，似乎看不到停止迹象。

　　商品期货这3年：原油涨了151％、铜涨了383％……

　　“国际原油价格可能将于今年年底突破100美元大关，”近日，国际知名投行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作出如此惊人预言。而面对目前已经超过每桶70美元的现实，全球经济几乎已经无力承担―近3年来，原油期价已经涨了151％。

　　而量子基金创始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吉姆·罗杰斯，现在也一改其“只做不说”的风格―出版了《热门商品投资》一书，这是他首次出书介绍实用投资建议。

　　这位投资大师预测：当前国际商品投资市场的牛市还将持续10年。

　　而牛市的最大动力，正是国际投资者近年来不断念叨的“中国因素”：“经济要增长，13亿人需要消费商品。”

　　“中国正在消费更多的商品，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这个消费速度还在加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铜消费国，世界第一钢铁消费国，世界第一铁矿石消费国，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世界第二石油和能源产品消费国。”吉姆·罗杰斯在《热门商品投资》一书中写道。

　　吉姆·罗杰斯关于“商品投资市场牛市将持续十年”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商品投资市场的牛市早已开始，大豆、石油、橡胶、铝、铁矿石、铜、糖、棉花……近年来，这些大宗商品几乎同时开始了上涨行情。

　　除了原油涨价引起全球关注外，铜的走势更是惊人。近3年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期价，在连续跨过3000美元、4000美元的关口之后，今年以来更是几乎以垂直线上升、在5月中旬创下百年历史新高―每吨8000美元，3年涨幅高达383％；

　　天然橡胶也同样如此，自2003年以来，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天胶期价，3年间涨幅达157％；

　　而国内对糖价上涨的关注相对较晚，似乎从今年初连续几次的国储糖拍卖后，人们才更多地给予了关注。今年初，面对咄咄逼人、不断上涨的糖价，国家开始动用宏观调控，如1月1月5日和16日，分别拍卖9.2万吨国储糖，希望借此抑制疯狂上扬的糖价。近3年来，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的糖期价，涨幅达121％；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铝期价，3年来涨幅达92％；

　　而自5月份以来，围绕铁矿石的涨价幅度，中国企业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谈判，目前几乎已是剑拔弩张，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中国成为涨价的最大受害者

　　面对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最大受害者。

　　“单从原油涨价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和需求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4年，我国共进口原油1.23亿吨，因油价上涨，令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136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4年GDP总量的0.9%，2005年国内企业又因‘高价买石油’多支付了150亿美元。另外，2004年我国为进口大豆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5年度的铁矿石涨价，也令我国多支付34亿美元。”这是格林集团金融投资服务中心分析员李冬梅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组数字，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为大宗商品涨价而付出的代价之大。

　　对于中国企业所处的这种无可奈何、被动接受高价的现状，国内有识之士纷纷“焦虑不安”。

　　“‘中国因素’现在成为了炒作题材，成为国际投资基金联手抬高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牟取暴利的途径。”5月28日，在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但中国“因为缺乏对商品价格的话语权，被动地承担了很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国内规模最大的期货公司―格林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王拴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观点：“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斥在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之外，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因此产生系统性风险。”

　　但是，目前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成为开放性的国际市场；同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也受限，此外，期货品种少也是一大原因，如目前国际市场上期货品种多达1000多种，而国内只有13种，品种和推出速度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因此，从国际市场的定价惯例来看，中国在国际定价权方面表现得还很弱，这也正是中国成为大宗商品涨价中最大受害者的根本原因。

　　国储“对决”伦敦铜　英雄不在胜败中

　　在这些价格疯涨的大宗商品中，铜尤为引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其上涨速度和幅度令人“目瞪口呆”，二是因为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以下简称“国储局”）首次以“调控”方式参与了铜的国际期货市场，这一行为后来被资本市场和媒体舆论演绎为“国际投机基金与国储进行多空对决”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大事件。

　　铜价涨至8000美元创百年历史高点

　　“对于铜价无法预测，也许哪天就涨到今天的一倍，也许哪天就下跌到今天的一半，”5月28日，在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的“金属分会”上，来自Sempra金属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约翰·肯普如此评价国际市场铜的走势。

　　他指出：“过去3年中，各种预测都不够准确，包括像路透这样的专业机构，其分析都一直低于市场表现。”而这种预测与市场表现之间的误差也越来越大，“2003年时的误差还不大，但之后误差不断加大，如2004年机构预测低于市场表现约35%，2006年误差加大到近50%。如果按照目前8000美元的价格走势看，今年年底说不定误差就会加大到百分百。”

　　对于分析师们的预测为何越来越不够准确，他认为是“谁都没想到铜会有如此强的牛势。”

　　而作为全球铜最大需求国，中国的铜企业对此几乎是无所适从：“铜价就像一只猴子，一只上上下下不停跳动的猴子，”国内某铜企业的负责人感叹说。

　　面对铜价的疯涨，任何说法、分析和预测都已显得苍白无力。市场是无情的，影响和决定国际商品价格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似乎不受任何因素左右。

　　“其实，早在2005年初，国内期货界很多人就开始看空铜，当时伦敦期货交易所（LME）铜的每吨价格是3000美元。”某期货公司交易员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可是，到今年5月份，吨铜价格已经涨到了8000美元的百年历史最高点。”

　　打开LME铜价的走势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冲天牛势：2001年11月，牛市开始，当时LME铜价为1336美元/吨，2003年上升至大约2000美元/吨， 2004年3月升至3057美元/吨，2005年铜价突破4000美元大关，而进入2006年，行情更似脱缰野马—5月11日，铜价最高触及8790美元。

　　国储“抛铜”打压反而招来铜价猛涨

　　在期货界看来，目前伦敦铜的这股“冲天牛气”，除了市场需求的“中国因素论”、投机基金等因素外，与去年11月份以来发生的中国“国储铜事件”也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国储的“抛铜”才使原本已沸沸扬扬的期铜市场，进入了白热化的地步。（见P17“国储铜”事件回放）

　　国际投机基金与中国国储局之间的多空对决，曾被媒体演绎为“钱货大战”、“巅峰之战”等。相比之下，期货界的反应更具理性和探讨性，如从最初较为乐观的“国储抛铜四两拨千斤还是精卫填海”、“国储能否后发制人”，以及后来的“国储敲山震虎反引群狼来”等悲观论调。

　　国储铜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当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国际铜价连创历史新高 中国成为最大受害者》的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铜第一进口国，长期的高价位使中国铜贸易逆差剧增。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高达127亿美元，逆差105多亿美元；仅2005年1至9月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中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害者。”

　　公开资料显示，“国储铜事件”的最终结局并不理想。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公开场合中也说，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铜事件代价惨重，但不能因此就对市场风险谈虎色变。他因此鼓励商业银行要坚持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设计更多的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合理配置风险，将市场风险从被动管理逐步转变为主动调整和控制。

　　对于国际基金在期货市场的炒作行为，国内也有期货界知名人士曾公开表示：“国际投机基金在欺负中国”。但对于这种说法，更多市场人士认为是“自顾自怜”，并且可能产生“错误引导”。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追逐利润，对于参与者而言，市场是公平的，也是竞争的，是输还是赢，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判断和战术。

　　对“国储”的不同评价

　　时至今日，国储铜事件仍为期货界人士津津乐道，不过谈论的重点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战术点评”，上升为“战略抉择”。

　　如有观点认为，从国储局的特殊身份以及储备铜的特殊意义角度看，国储局不应该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去，“国家战略物资当然不能介入风险市场中去，资本市场的事应该由企业来做。在国际市场上，政府和企业更要严格分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期货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

　　原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现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认为，国储局追涨杀跌的逆势调节，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效果非常不好”，“对价格运行规律的认识上明显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而在企业对价格上涨表示无法接受时，国储的抛售行为并没有引导企业认真对待市场的价格上涨，也没有认真分析价格变动的历史，从而导致非科学化决策的出台。

　　因此，他认为，宏观决策部门也必须重视期货市场远期价格预测的作用和信号，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

　　格林期货董事长王拴红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对于国储铜事件，应该一分为二的看。除了关注经济利益的得失，更要看到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国储局的出手标志着中国终于开始勇敢应对和积极参与国际期货市场，这是避免更大损失、消除未来更大风险的重要选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人觉得应该向做出这一决策的人士致敬。”

谁控制了期货市场，谁就拥有了定价权 　　——“不发展期货市场才是最大的风险” 　　为何这些远在美国、英国等商品交易所的商品期货价格，能够左右和影响全球商品价格？并让中国成为最大受害者？ 　　原因很简单——这与现行的全球商品定价机制有关，即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定价基本上是采用期货定价方式。 　　全球商品定价机制采用期货定价方式 　　举例来说，中国某企业从巴西进口大豆，买卖价格则是按照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价，然后加上一个升贴水（premium）。因此，谁能影响期货价格，谁就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也正是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才如此重视期货市场的发展，而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商和贸易商又如此关注和参与国际期货交易，而国际投资基金更是将期货市场作为重要的投资和投机场所。 　　据了解，目前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分别参照或依据于几家主要的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对世界原油贸易价格定价最具影响力的是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WTI原油期价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Brent原油期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是全球大豆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定价标准；天然橡胶的定价主要参考日本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天胶期价；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三月铜是国际铜市的定价基准，其次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期铜价格。 　　“因为期货价格已经反映了诸多影响价格的因素，基本供需关系、地缘政治、突发事件、投机炒作等等，所以完善的期货市场其价格有很强的指导性，能成为国际的定价基准。”李冬梅分析员介绍说。 　　“现在中国经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不发展期货市场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就明确警告说，“缺乏本国期货市场，无异于自己放弃了国际贸易中价格谈判的主动权。” 　　“勿把期货市场误读为投机市场” 　　从1990年算起，中国的期货市场至今已走过了16年的历程。而这16年中，“整顿”、“规范”等字眼几乎贯穿始终，甚至大大超过了“发展”这一主题。 　　“国内期货市场自身的发展状况，再加上近来国际期货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现在很多人对期货市场产生了误解，认为是不是投资基金的作用太大了，甚至怀疑期货市场是否已经失去了其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基本功能，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投机市场，”国内某期货交易所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其担心。 　　而近两年来先后发生的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以及国储棉事件，不仅动摇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更影响了决策层对期货市场发展的信心。 　　对此，刘鸿儒表示，必须正确认识风险的问题，目前国内对期货市场风险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最初是从“条件不到盲目发展”，变为“条件到了不敢发展”；后来又演变为从“不知道期货市场有风险”，转向了“过分惧怕风险”，不敢发展期货市场。 　　因此，他指出，为了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对期货市场的风险达成三方面共识”：风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应当充分认识风险的危害性；不发展期货市场才是最大的风险；创造条件，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拥有定价权有哪些好处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拥有定价权到底有什么好处？近日，中国期货界资深人士常清专门撰文详述这种疑问。

　　他认为，中国期货市场完全有能力成为亚洲定价中心，而成为定价中心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诸多好处，如中国企业可以变“客场作战”为“主场作战”、可以正确体现“中国因素”概念。

　　而成为定价中心更大的好处是，首先，可以使中国的机构能够真正有话语权。目前的状况是大的国际基金和机构在国际期货市场上有充分的话语权，而我国的机构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决定的价格。如在原油领域我国有三大石油公司，同时又是原油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却没有话语权，被动接受国外大的石油机构和基金决定的价格。

　　其次，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企业可以在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中，真正利用期货市场的远期预测功能调节生产和经营。如2002年以来大宗原材料涨价，刚开始涨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就开始持对抗的态度，政府有关部门迫不及待进行宏观调节。结果，例如橡胶，涨到14000-15000元的时候，轮胎企业不接受，国储局则抛出库存进行调节，致使市场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暴跌，给生产经营者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该订货的没有订货，该保值的没有保值，后来价格涨到每吨23000元以上，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财务打击。再如有色金属铜和锌，国内的机构注重于供求缺口数量的研究，而忽略了基金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的机构几乎全面看空而市场出人意料猛涨的尴尬局面。因此，只有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定价中心的时候，宏观决策部门和企业才会有切身的感受，才会重视期货市场远期价格预测的作用，来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

　　最后，只有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定价中心，国家的宏观调控才会真正市场化。如美国的农业部能源署等政府机构每周每月每季都公布大宗基础产品的供求信息，这些信息是作为期货市场形成价格的最权威的信息，也就是说国家公布的信息是引导期货市场价格形成的，而期货市场价格的形成有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格局。我国的宏观调控许多措施是非市场化的，离市场太远，因而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时也没有一个成型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信息，反馈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国家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碰到的新的问题新的症结国家应该善于利用信息和市场的反馈来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实现国家与市场、市场与企业的合理互动。

　　中国期货发展的新机遇

　　“积极稳妥”的政策信号

　　尽管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还面临不少现实问题，但正如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说言：“当前中国的期货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

　　他的这种判断其实代表了中国期货界的一种共识，《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从证监会、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以及投资者等各环节也都得到了这一相同的判断，而这一判断的最根本的依据和信心，则是来自今年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方向—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也许对于期货圈外的人来讲，‘积极稳妥’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对于中国期货界来讲，这是一种不同于前16年的一种崭新的政策定调，”论坛上一位演讲嘉宾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他介绍说，对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近年来中央的调子一直是非常慎重、逐步提高的。如自2002年以来，先后确定的发展框架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严格控制风险前提下，逐步推出商品期货品种”；“稳步推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等等。而直到今年，才有了“积极稳妥”发展的明确说法。

　　而在5月28日的“第三届上海衍生品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除周小川之外的其他所有前证监会主席齐齐亮相论坛，并各自发表了关于期货市场发展的重要演讲，而每个人的演讲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温总理所说的“积极稳妥”发展期货市场这一政策信号。

　　这一前所未有的景象给外界带来了较大的想象空间。如有参会的期货界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在去年开始推行股权分置改革，股市逐步规范和完善后，监管层可能将会将重点和更大精力转向期货市场改革和发展。

　　定价中心初露端倪

　　“经过两次重大的清理整顿之后，国内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从数量上看，期货交易所已经从原来的100多家，精简到目前的3家，而从制度和体制上看，各交易所也已经建立了完善和规范的交易程序和风险控制体系。”在论坛现场，一位期货公司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目前，国内共有的三家期货交易所分别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分别由铜、铝、天然橡胶、燃料油、大豆、豆粕、豆油、玉米、小麦、糖等。

　　国内期货市场也已经逐步得到国际市场和国内相关行业企业的广泛认同。如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成为国内铜定价中心，并被认为是全球三大定价中心之一，具有全球铜价格的“定价话语权”。

　　据了解，在国内现货铜的交易中，购销合同几乎全是“开口合同”，即只定购销数量，实际价格到时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关月份合约的价格执行，全国一定规模的铜生产贸易厂商80%参与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交易，按照交易所挂牌价格来进行谈判。

　　而从全球市场看，上海期铜作为全球24小时时区交易的重要链条部分，上海价格和上海库存得到国际行业广泛承认。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一份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随着交易规模的增长，上海对伦敦价格的引导系数已由10%不到变成现在的40%左右。

　　今年初以来，更多利好消息已经纷纷出台，如由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担任组长的《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正在报批新的期货品种，如钢材、石油等；上海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已经正式获批，外界预测说可能将于9月挂牌，而首个上市的品种是股指期货。而股指期货的上市交易被国际投资者认为这是“中国将正式允许对冲基金交易。”

　　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第三届上海衍生品论坛上演讲时，主题就是—发展金融期货的环境和条件日益成熟。

　　据了解，今年初以来，证监会已经先后两次批准了6家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这是首次允许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在大陆之外的地方设立分支机构，”获批的首批3家公司之一的格林期货董事长王拴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期货业走出去战略的一大步。”

　　不过，对于这些“走出去”的期货公司将如何参与海外期货交易，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办法；而对于中国期货经纪公司有无能力—战术能力和资金实力来参与和影响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也成了不少人新的担忧。

　　“国内期货业经过十几年的洗礼，可以说是大浪淘沙，现在还能坚守在期货市场的，大都是经受过考验并已成熟的公司，”王拴红评价说。

　　而从资金实力来看，近3年来大宗商品的狂涨风潮，已经让世人见识了国际投资基金呼风唤雨式的强大资本实力。对此，国内有市场投资者则透露说，其实国内的期货经纪公司也有这样的能力，“只要给这些公司政策，资金的事不用政府操心；对一些大期货公司来讲私募50亿的资金都是很容易的事。”

　　期货市场百多年历程：从82个芝加哥商人小合作到全球定价中心

　　★文/杨眉

　　5月28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创建的期货博物馆揭幕仪式在上海期货大厦举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周正庆，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共同为博物馆揭幕。

　　期货博物馆采用文字、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展现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该馆还收集了民国初年中国出现期货市场雏形到现在以来的多件期货史料。

　　19世纪中叶，伴随着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实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着商品交易形式的不断进化，一种具备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功能的交易形式——期货交易应运而生。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当今的期货市场和期货交易准则逐步得到完善。

　　美国是期货市场的发源地

　　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芝加哥，最初的交易对象是谷物等农产品。

　　1848年，芝加哥的82个商人发起组建了芝加哥交易所（CBOT），目的就是为了改进储运条件、为其会员提供价格信息服务、促成买卖双方成交。

　　最初的交易方式是商人们在大街上讨价还价，没有固定场所，也没有组织形式。

　　1851年引进远期合同；1865年推出标准化合约，实行保证金制；1882年允许以对冲方式免除履约责任；1883年成立结算协会，对冲机制基本形成；1925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结算公司（BOTCC）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期货结算机构由此初具雏形。

　　期货交易起源于商品市场，交易品种逐步从农产品领域扩大到金属、能源等领域。商品期货的长足发展促进了期货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品种也由最初的商品期货扩展到金融期货。

　　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 、加拿大元、日元等外汇期货；1975、1977年，CBOT先后推出抵押债券、长期国债期货；1982年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推出价值线综合平均指数的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金融期货由此逐步形成汇率、利率、指数等三大系列；1982年，CBOT推出期权交易，为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交易开辟了新的领域。

　　期货交易特有的经济功能逐渐得到了广泛认可，期货交易所在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开设。目前，期货市场已成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全球绝大数国家和地区，交易量已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

　　期货交易兼有商品交换和金融活动双重属性，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是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发达国家大量跨国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规避经营风险。

　　旧中国的期货市场

　　中国期货市场雏形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美国期货交易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

　　最初起始于外国商人或国内行业设立的“公所”、“工会”。如由欧美商人成立的上海股份公所、由证券业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等。至1921年10月，在上海设立的交易所就有140余家。交易品种有证券、股票、债券、物品、物产、货币、面、纱、布、茧、丝、麻、粉麸、杂粮、烟酒、五金等数十种。之后，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竞相效仿开设各种交易所。

　　旧中国期货市场经过短暂的畸形繁荣后，很快走向衰败，至1936年，维持经营的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等15家交易所。

　　解放后，这些交易所被逐步关闭。

新中国期货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新中国期货市场踏上了全新的航程。 　　期货市场的探索起步 　　1988年，中国期货市场被批准“同意试点”，自此，中国期货市场建设进入了酝酿期。 　　90年代初，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等先后开业；1992年，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等开业。至1993年下半年，全国各类期货交易所多达50余家，期货经纪机构多达近千家。 　　全国期货市场的两次整顿 　　1993年11月，国务院提出发展期货市场必须“规范起步，加强立法，一切经过试验和严格控制”，由此开始了期货市场第一次治理整顿：先后审批15家交易所为试点，先后关停10多个交易品种，重新审批注册的期货经纪公司减为300家等。 　　1998年，按照“继续试点，加强监管，依法规范，防范风险”的原则，对现有14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整顿和撤并，只在上海、郑州、大连保留3家期货交易所。 　　同时，交易品种取消了23个，压缩到12个，并提高部分品种的交易保证金。 　　期货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999年以来期货市场逐步走出低谷，开创新局面；特别是2004年2月，国务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当年推出燃料油、棉花、玉米等期货交易。 　　2006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中国期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时期。（资料来源：期货博物馆） 　　资料链接：“国储铜”事件回放 　　事情的最初起因源于一则海外报道，该报道称，中国交易员刘其兵（音译）可能在2005年的八九月份代表国储局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建立了巨额期铜空头头寸，规模约在10万到20万吨之间。因为刘其兵已经失踪，因此市场猜测国储局不得不代其回补上述期铜空头头寸。 　　于是，国际基金抓住这一题材和机会进行投机炒作。随着多方的挤压，LME铜价连续创出历史新高。在2005年11月18日，突破4200美元/吨后，最高曾攀升至4474美元/吨。 　　随着铜价的上涨，刘其兵的仓位出现巨额亏损。如果国储局真的被迫代其平仓，必然承受上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对于市场传言，国储局曾给予高调回应：刘其兵与国储局没有隶属关系，刘其兵建立的期铜空头头寸不代表国储局，是个人行为等。 　　同时，LME官员也表示，中国国储局并非其会员。 　　之后，国储局分别于2005年11月16日、23日、30日和12月7日，公开抛售储备铜。对于抛铜行为，国储局的公开解释是缓解需求紧张、配合国家对铜行业的宏观调控。 　　但国际市场对于国储局的抛铜行为理解是，国储局在LME确有大量空投头寸被套，于是更是借机推高期铜价格。 　　直到2005年底交割日期到来后，国储局被外界认为以失败而告终。 　　近年来国家储备局的几次行动： 　　2006年1月，面对不断上涨的糖价，国储局拍卖数十万吨国储糖； 　　2005年11月，当铜价上涨到每吨3500元左右时，国储局多次向市场抛售国储铜。但进入2006年后，铜的价格进一步上涨，甚至是每天每吨以2000元的价格暴涨，国储局没有再向市场拍卖国储铜； 　　2003年上半年，当橡胶价格每吨上涨到13000～14000元，国储局分批拍卖库存橡胶以平抑物价。2005年秋季之后，橡胶因为短缺而价格大涨，最高价格涨到每吨23000元左右，部分企业的供给中断； 　　2003年上半年，当时市场价格大豆每吨2500元左右，国储局抛出近百万吨大豆，国内市场价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国际价格走势不一致，此时国际价格在逐步上升，国内价格没有跟随国际价格上涨。但从当年8月份开始大豆价格直线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大豆最高涨到了每吨43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