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发现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道诚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57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86年，在两个神秘的器物坑里，人们发现了大量造型怪异、美妙绝伦的青铜人头像、面具、青铜礼器及玉石器，轰动了整个世界，成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与争议从此开始。
古老的青铜王国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河南安阳出土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铜方鼎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三星堆千余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经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
三星堆的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
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铜像的身份，将它们分为3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三星堆的铜人像很多都没有瞳孔，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幻境幻觉效果,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最大的青铜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
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它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在孙华看来，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玉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它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陈显丹则认为它只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地比划着。
图腾似乎笼罩了整个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一直被考古界认为是先王蚕丛的写照，近来，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龙晦先生认为，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很多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就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大多数人们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然而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八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为什么三星堆人要舍简求繁？要知道，在测量技术还很落后的古代，要将圆周等分成五等份会是多么困难的事。
考古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可以表示它是代表太阳，但是不排斥它本身就是一种盾的这种判断。
金面罩、金杖
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当人们发现它们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难道它们是外来的产物？段渝认为，全世界用杖来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产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还有从艺术角度来看，这几大文明它都是相似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近东它向埃及发展，然后向
南亚、向印度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因素，我们中国在这个一长列的文化序列里边，在年代上是处于比较晚的序列。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会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像那些最大的铜像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这些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它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于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探秘———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
研究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厘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3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也有人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上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通过对纳西族所特有的东巴文化粗疏和表面的了解，得知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中，印有5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我们知道，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地了解。我们在西安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青铜神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棵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3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3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4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一号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传说远古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残留着9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3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3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棵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到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是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的，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棵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不禁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吗？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是真正“完成”！
三星堆遗址与外星人无关
三星堆遗址一灰坑中出土整套祭器，这再次证明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一重要祭祀坑的推断。根据考古发现，专家也再次否定了此前人们对三星堆可能是外星文明的猜测。
三星堆遗址4号灰坑出土的石璧、石瑗外观呈圆形，古人用其祭天；石琮两头呈圆形，中间四四方方，其功能主要用于祭地。它与三星堆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相比，一个是“部落级的”，一个是“国家级的”。这一发现对研究三星堆文化的特征、内在发展关系有重要意义。另一重要发现则是在另一灰坑中出土的双耳小平底罐，这是三星堆考古70多年来首次发现双耳的此类器皿，据说这种双耳小平底罐在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等其它考古活动中也没有出现过。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专家陈德安说，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有3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在商代，三星堆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此前，有人认为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古蜀国文明可能是外星文明、玛雅文明甚至古城本身是世界朝圣中心的种种猜测已被考古专家一一否定。
据了解，通过对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作DNA分析，发现其类属于亚洲象，这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玛雅文明或外星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联系。针对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的说法，有关专家指出，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要有数条四通八达的朝圣之路明显缺乏根据。
聚焦三星堆遗址
随着上世纪末对三星堆遗址最后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的逐渐深入，三星堆文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多年来，新闻媒体与社会各界人士纷至沓来，领略这一古代东方文明中心的风采，见识巧夺天工、神奇怪异的稀世之宝。
广汉县地处成都平原北部，历史悠久，人文彪炳，物产丰富。鸭子河绕城而过，河水清澈，河道内绿草茂盛，芦苇摇曳，河面上成群的野鸭，时而沿水面翱翔，时而在水中嬉戏，带给人安详宁静的惬意。当地的人说，鸭子河水能带给人吉祥，所以记者看到不少游人在河边戏水，汽车也专门开到河边，用河水泼洒车身。
在鸭子河畔，耸立着一座造型奇特、成锥体的建筑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古遗址所在地。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有东、西、南三面城墙的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因遗址内“三星伴月堆”而得名“三星堆”。一批最重要的文物、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表明这里是以城墙作为依托和保护屏障的古城。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出土了金器、铜器、玉石器等上千件国宝级文物，其中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精美玉器等更是作为稀世之宝轰动了世界。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贝、象牙，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又发现了贝壳，这些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大量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古国曾一度是世界朝圣中心。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用品带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中既有明显的蜀文化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它地域文化的特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明显不同。据专家考证，三星堆古国大约在3000年前曾相当发达、繁荣，并形成了一条连接波斯、埃及等国的通道，迎来了朝圣者，也迎来世界各地的商人，孕育了灿烂而又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留给了世人许多不解之谜，考古专家认为，三星堆创造的文明简直不可思议；出土的做工精美的青铜器，先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生活在三星堆的古人是不是像青铜面具那么怪异；三星堆古国又是如何消亡的……这些谜，还有待世人一一去破解。（未完待续）
稿件来源： 责任编辑：蔡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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