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农 

  国家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国民从此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居民。这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在形式上拥有了相同的国民待遇。

  然而农民有后顾之忧，不愿意离开土地。拥有农村户口就有一块责任田，万一哪天失业，返回农村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为了生活来到城市 为了过得更好留在城市

  “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落户昆明，你会放弃老家的农村户口吗？”“当然不会。”在福德村一家杂乱的小餐馆里，顾磊埋头吃着米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抬起头，他似乎察觉到了发问者对这一回答有些草率的疑惑，又说了一句：“我在老家有地、有房，将来有一天，在城里干不动了，还可以回去种地养老。”

  从农村来，再回到农村去。渴望已久的户籍改革，似乎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土地带给他们的安全感。是否愿意改变户口，是人们对附属在户口上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

  从村里种地到进城开车 

  今后都是居民了 

  一个小孩子出生后，就不用再明确是城里娃还是农村娃，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的户口壁垒，这应当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长久以来被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区分成农业与非农业的国民，也从此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居民

  顾磊的答案也是绝大多数和他一样进城打工者对户口的选择。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立即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新华网公开报道了一份中国社科院对近11万农民进行调查的结果：70后、60后等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为75%。如果加上一个条件——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90%。

  这与8月初的那个下午，本报记者告知顾磊国家将取消“二元制户籍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后，他给出的选择一致。

  整天忙于生计的顾磊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纸公文蕴含的意义，也不关心这项改革会给这个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

  但常年研究社会科学的李进参，在7月末看到这一《意见》时，是发自内心的兴奋。身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一直在关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意见》中的第三项“创新人口管理”的第一条，就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一个小孩子出生后，就不用再明确是城里娃还是农村娃，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的户口壁垒，这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长久以来被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区分成农业与非农业的国民，也从此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居民。

  户口身上附着了很多社会福利，农业户口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远不如非农业户口，在这种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之下，“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实际上就成了难以实现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一承诺，就必须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森严壁垒，实行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现在，这一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壁垒终于被打破了。

  李进参肯定：这至少让全体中国人在形式上拥有了相同的国民待遇。虽然，那些由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解决，但起码可以让人们看到希望所在，人们的合法权益也有了保障的依据。

  高兴之余，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改了这么多年的户籍制度，要真正落实，达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并非易事。

  “政策归政策，现实是现实”。他分析，目前这项改革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即便可以谨慎点赞了，但毕竟再好的规定，也要有好的实施来保障，而接下来人们要关注的，是这些好的规定能否在实施过程中逐一落实，并且实现常态化、正常化。

  说到问题，穿着淡粉色衬衫的李进参站起身，陷入短暂的沉默。

  农民进城图个什么 

  日子好过才是真的 

  顾磊说：“即便是我真有在昆明买房的钱，还不如用这钱回家盖别墅。”顾磊是家中独子，在老家农村可是一个有产业的人。“十几亩土地、三间大瓦房。”什么时候想回去了，就回去过逍遥的“地主”生活。

  事实上，早在2008年初，云南的户籍政策就迈出打破城乡之别的重要一步。从那时起，云南省城乡户口统称居民户。昆明市也出台《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在主城区及呈贡，购买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宅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一次性申请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落户。

  两年后，昆明市《进一步完善我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补充意见》出台。该补充意见对购房落户、毕业生落户、人才引进落户等方面的政策条款进行了补充完善，同时，取消了主城区购房面积应达到120平方米、县(市)区购房面积应达到90平方米的“高门槛”限制。实行凡是购买了商品住房，且实际居住，但户口不在购房所在地的购房者，人均购房面积满足不低于22.72平方米，可根据购房面积大小，将3人以内家庭成员(产权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是父母)户口转入购房所在地户籍管理机构。

  李进参关注到，就连磁场最强的省会城市昆明也并未因户籍制度的放开，就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变身城镇居民。究其原因，户口背后牵涉的利益庞大而复杂，并非一本户口册就能解决。

  已过而立之年的顾磊，来自宣威市的一个偏远农村。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高中。在家晃荡了两三年后，跟随一个亲戚来到昆明打工。

  刚来昆明那会儿，他先在一家小餐馆端盘子洗碗，后来到距离市区稍远的大商汇帮人卖建材。随着工作日渐稳定，打拼几年后，他终于积攒了几万块钱，又找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元，买了一辆小货车帮人运输建材。后来，小货车变成大卡车，总算在这个城市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还把老婆孩子接到昆明生活。

  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顾磊的老婆也培训了大车驾照，跑起运输。顾磊还把父母接到昆明帮忙照顾孩子。一家人的生活方式、穿衣打扮，俨然已是城里人。但他们一直没有在昆明长期定居的打算，至今还保留着宣威市农村老家的户口。

  说起为什么不在昆明买套房，真正变为城里人。顾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又没有中500万，哪来几十、上百万元买房。即便是我真有在昆明买房的钱，还不如用这钱回家盖别墅。”顾磊是家中独子，在宣威老家农村，可是一个有产业的人。“十几亩土地、三间大瓦房。”什么时候想回去了，就回去过逍遥的“地主”生活。

  “在昆明没日没夜地操劳，说白了，我还是一个为生活奔命的打工仔。”每月为房租、水电费、生活费操心。如果回到老家，顾磊即便是坐在家里闲个一年半载也吃喝不愁。

  孩子上学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顾磊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前年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也曾考虑过让女儿在昆明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首先是学校，他女儿就只能选择“菜街子小学”(顾磊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戏称)。花费比老家贵几倍的价钱，让女儿接受教学质量几乎相等的教育，并“不划算”，而且是个不小的家庭负担。其次，大城市环境复杂，他和老婆都跑运输，根本不像城市上班族那样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休息时间。没有人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再三考量，他们还是把女儿送回宣威老家上学。吃饭跟着爷爷奶奶，至于上学根本用不着接送。娃娃长到7岁，达到年龄就去上，“用不着求人，更不用熬夜排队选学校”。

  在进城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一些建材城、劳动力市场、城中村，和顾磊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租住在福德村的王志刚就觉得，农村才是他们的根，户口在哪儿都是过日子，再说城里人也并非都光鲜。与他合租的就是个昆明人，其在一家公司当保安，每月收入只有1800元，还不稳定。其父母也是下岗工人，每月只拿最低生活保障。在他看来，室友一家的生活，并不比他在老家的父母过得舒心自在。

  王志刚家在文山边境，与越南鸡犬相闻。虽然地处偏远，但这些年随着农业税取消和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除了不用缴税，种地有粮食补贴、买农机有农机补贴、种树有生态补贴、贫困人口有生活补助、看病有合作医疗、地处边境的还有边境补贴等等。“说句难听的，在农村就是不干活也饿不死你。”

  换户口和过日子是两码事 

  农村资源变现是关键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所著的《失衡的中国》一书中，列举了农民与城市人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物供给、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14个方面政策待遇的不同。其中，农民只有计划生育一项占便宜——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

  对此，李进参认为，要想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进城，关键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原本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如何确权处置？进城后，城里的公共服务能否享受？依靠什么生活？这些才是农转非的关键。

  “户口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今，职业与户口已经基本可以分开，受户口限制的职业越来越少。如果土地的权利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农民也不会轻易地进城获得户口的身份。过去，城里人不可能到乡下承包土地，农民进城打工也有诸多限制，但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如果在城市生活不如农村，谁还愿意来？”

  “现在农民不关心他叫农民还是市民。”当今户籍改革的结症已演变为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进城，并非政策不让农民进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城里人往乡下跑，欲重新做回农民的例子。

  民建中央农业及农村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厚思，用两句话总结户籍改革的关键所在。一是经济上要让农村资源资本化；二是社会保障福利方面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在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发展而构建了一个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在经济上剥夺农村剩余、在政治上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城乡隔离制度。

  这一体制的本质，是在制度层面，把全体国民依据户籍属性，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而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物供给、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完全不同待遇。“农民和城里人享受的待遇完全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所著的《失衡的中国》一书中，列举了农民与城市人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物供给、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14个方面政策待遇的不同。其中，农民只有计划生育一项占便宜——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

  而实际上根据新华社的统计，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去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在户籍制度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甚至士兵退役经济补助、烈属军属抚恤以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额等，村里人和城里人也差别悬殊。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户籍制度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积累。有数据显示，1950至1996年，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的净资金积累超过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2/3。

  此外，户籍制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为工业化提供了粮食保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低价统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高价统销工业产品，保障全国粮食供应和工业产品分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这与发达国家以家庭为单位的真正城市化还不一样。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造成农村老弱无依，夫妻分居。近些年，农村老人自杀，留守儿童教育缺失，夫妻分居导致的社会失范等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腾冲“1·30”枪击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老公在外跑运输，常年不在家，妻子长时间独守空房，才会偷汉子，最终导致社会悲剧发生。

  农民转居民非易事 

  土地仍是他们最终依靠 

  配套跟不上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不敢或负担不起举家转移。拥有农村户口就有一块责任田，万一哪天失业，返回农村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农民进城，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意见》提出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程厚思指出，城市的一切要素都已是市场化、资本化。农民工进城买不起房就得住工棚、租住城中村，失业就得饿肚子。而挣到钱的农民工也不敢花钱消费，只得抑制消费，存钱返回农村盖更大的房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农民有后顾之忧，不愿意离开土地。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分散，难以形成规模，也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农村建盖一个农家小院，加上猪圈、鸡舍、坟地至少占地两三百平方米。“如果在城里买套房，平均面积不过几十平米，去世了葬至公墓也不过一个平米。”

  农民占有的土地、森林等生产要素无法变现。政府低价征收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然后开发商又高价把房子卖出，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支付低工资。这样，城市打工者更加买不起房。

  配套跟不上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不敢或负担不起举家转移。拥有农村户口就有一块责任田，万一哪天失业，返回农村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新华网的一篇“焦点网谈”，也表达了对户籍改革的担心：“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农民凭什么进城。租住在福德村的顾磊、王志刚等城市打工者的生活、命运，并不会因为一纸户籍改革政策而改变。

  顾磊说：“即便是我真有在昆明买房的钱，还不如用这钱回家盖别墅。”顾磊在老家农村有十几亩土地、三间大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