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通下达受欢迎

《农民日报》发展的第一个10年，通过突出政策宣传和问题导向，始终坚定地站在改革的前沿，成为三农宣传的核心报纸，助推农村改革发展的媒体排头兵。

《中国农民报》创刊时，正值我国农村改革起步的时候。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东西南北情况不同，中央又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所以在农村实行改革初期，各地做法不尽相同，议论、争论时有发生。中央提出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因此，《中国农民报》一创刊，就紧紧抓住了宣传党的农村政策这一环，用政策教育干部，用政策武装群众，用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在农村改革迈出艰难一步的时候，《中国农民报》从农村实际出发，支持了农民的需求。这方面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至1984年，主要宣传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围绕这个中心宣传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农村学科学用科学，农民致富和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等；1984年以后，主要宣传农村改革由生产领域推向流通领域，农村改革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以及农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等。宏观上宣传农村由自给、半自给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趋势，并从理论上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理，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道路。

其具体作法是：

1.将有关农村的重要政策文件公之于众，让群众原原本本直接了解、学习、掌握党的政策。《农民日报》及其前身《中国农民报》是面向农村的全国性综合报纸，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都应该进行宣传报道，但并非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要全文刊登，除农村群众、干部、职工必须学习的重要中央文件外，一般对其摘报摘登。但1980年中央75号文件、1981年中央13号文件、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批发的5个1号文件、1987年中央5号文件，以及农村整党、《森林法》和《土地管理法》等与农村工作关系密切的重要文件，中央公布后都予以全文刊登。刊登这些有关的重要文件，便于各级党政机关准确执行，便于大家学习并监督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受到广大农村群众、干部、职工的普遍欢迎。

2.密切联系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发表评论，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政策。如1983年针对群众担心政策变化的担忧，发表了题为《搞好农村经济的方针不会变》的社论；1987年发表了题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社论。这两篇社论针对性强、发表及时，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农村政策，澄清了群众的模糊认识，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国内外反响强烈。又如，1983年发表的《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勤劳致富》《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从事长途贩运是值得支持的正业》；1984年发表的《农村改革的新阶段》和1985年发表的《鼓励先富是党的长期政策》，1986年发表的《发展和完善合作制不是“归大堆”》等评论都是针对当时群众思想而发，社会反响强烈。

《中国农民报》在正式出版后，就刊登了大量有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通讯和调查报告。广大农民尝到了联产承包的甜头，又担心政策会变。报纸便用政策问答、编者按等形式，引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话，强调农村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复说明只要农民拥护，党的政策就不会变，要变只有变得更好，让农民吃“定心丸”。对于农村出现的专业户、乡镇企业，报纸也发表言论予以支持。《中国农民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县委书记的文章，指出极左路线的影响没有完全去掉是农村当前的主要问题，报纸第四期还开展了《什么是真正的富》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助推改革声誉隆

由于《中国农民报》一创刊就突出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反映和支持包产到户这个新生事物，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的基层干部反映：《中国农民报》宣传联产承包比较稳，不像有的报纸今天说这个好，明天说那个好。有的省委书记说：有关农村政策，要好好看《中国农民报》。许多读者把报纸当做“挡箭牌”，凡碰到与现行政策不符的事，就把报纸拿出来，“报纸上是这样讲的，你们那个做法不对头”。

报纸对党的改革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这也是报道权威性的保证。如1985年8月29日,胡乔木同志阅报社《农村情况》第89期《今年农村雇工发展迅速》一文后提出建议：“小平同志：关于农村雇工发展情况，本期《农民日报》的《农村情况》有一综合简要介绍，值得注意，送上请阅……谨供参考。”小平同志圈阅后，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赵紫阳、万里、杜润生同志均圈阅。

在对改革政策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政策的贯彻执行献计献策，密切关注改革中的“热点”“难点”动态，通过举办各种高层次的研讨活动，加强协商对话和舆论监督，助推农村改革发展的作用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是有口皆碑的。如1987年，人们对浙江省温州市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议论纷纷，甚至提出了它不姓“社”而姓“资”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87年下半年，《农民日报》组织专家、学者、青年理论工作者、农村工作干部、农民企业家和个体户代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阜阳模式”，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对话、讨论，并在报上刊登讨论纪要，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配合中共中央十二届五中全会的宣传，及时发表了农业部部长何康撰写的题为《加强农业基础，保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长篇专论和《使全党全国集中力量办农业》的系列评论。接着又发表了八省省长谈农业，五市市长、书记谈开发农业，以及国家七部委领导纵谈支持和开发农业等专访。

1987年6月23日，刊发山东省诸城县农村改革系列报道《诸城县商品生产大合唱纪实之一——政策配套促改革》（农民日报记者 延增宝 大众日报记者刘学德），头版头条配评论员文章《善于解决新旧利益结构的矛盾》。报道刊出后，山东省副省长马连礼两次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

1989年，针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的疑虑──党的农村政策会不会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实行不实行？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还让不让发展？《农民日报》8月初发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大部地区仍适宜》的评论，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转播了，引起各地很大反响。其后，又在一版刊登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关于农村政策讲话的摘要，以及《政策的威力》《不信谣言信政策》等评论。随后，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在全国形成了为改革保驾护航的良好社会氛围。

1989年是建国40周年，《农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反映40年来农民生活巨大变化、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等方面的专文，并与农研室等九单位联合发起“纪念农村改革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2000余篇，并进行了初审和二审，报社从4月份起开设专栏刊登了部分征文。1989年5月18日，《农民日报》评论部又与《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班”。

在宣传、服务农业生产、流通、社会生活等方面，农民日报同样走在了时代前沿。如1989年12月13日刊登了陈俊生为《农民日报》撰写的《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一文。1988年9月19日，刊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熊清泉《大力发展冬季农业和旱地农业》一文（农业部部长何康9月6日批示：“请《农民日报》刊登，对促进当前秋冬种颇有裨益。”）1988年12月7日，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虞云达采写的消息《浙江今年筹集农业发展基金六亿多元》和评论《在多渠道上做文章》，在浙江引起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称“……《农民日报》为我们指出了方向。”1986年3月11日，刊发记者邱文仲、延增宝采写的通讯《热泪洒大地》（配发评论《扶贫，需要一点感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专门撰文推荐，号召全省干部学习。1989年11月8日刊发《家庭联产承包制遇到生产难题怎么办？云南农村建起四大服务体系》，得到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普朝柱书记指示将该文及编者按作为省委四届六次全会学习资料。1989年11月27日，上海市农委以1989年第30号文转发《农民日报》当年第72期《农村情况》刊登的《农村无政府主义现象面面观》一文，指出：“各县委、县政府：根据朱镕基同志的批示和农委领导同志的意见，……请县、乡党政领导同志认真阅读，并结合本地区情况，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1988年3月31日，一版头条发表《人大代表朱同炳投书本报对农业提出四点建议》，引起国内外新闻界普遍关注，路透社北京电讯转述了其中的观点，《参考消息》、上海《文汇报》转载。1988年3月14日、18日发表的记者张晓鸥采写的《鸡蛋风云录》被路透社转发。1984年9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鲁心云采写的《河南省委书记深入基层调研后指出──要冲破种粮只是为吃饭的思想束缚》，在全国首次提出通过深加工进行粮食转化的发展思路。同样是由鲁心云采写的消息《芒砀山水泥厂帮万户农民脱贫致富》，在1986年3月20日见报当天就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转播。

帮农致富有作为

“帮农民致富”，是《农民日报》第一个十年发展中报纸报道的又一特色。编辑部坚持把“帮农民致富”作为办报的要点，思考得最多，讨论得最多，是版面上的热门话题。

1982年底，万里同志对报社负责人说：“要办好这张报纸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和明确的报道方针，以及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农民报的宣传重点应当是：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农村改革；反映农民呼声，为农民说话；向农民提供信息和知识，为发展经济服务；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他反复提醒，报纸首先应当使读者愿意看，如果没有人看，那是个最大浪费。万里同志鼓励《农民日报》“多为农民提供服务，特别是知识和信息服务”；“要做农民的科技顾问和致富参谋”，并主动帮助农民弄清政策“许不许”，市场“要不要”，技术“会不会”的问题。如1981年刊登《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热潮正在兴起》的综合报道、《农业区划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的报道，1982年刊登《200项重大农业技术堆广项目获奖》的报道，1983年刊登《27项农业科技成果在全国重点示范推广获得良好效果》的报道等。后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报纸又对科研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报道，如1984年刊登《四川开展技术承包，增产增收》《北京市支持技术人员向农村流动》《青岛农科所进行开发性研究》，1985年刊登《北京市农科所和浙江省农科所科研、开发和经营相结合，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的报道等。

除这些具有方向性的综合性报道和典型报道外，报纸还十分注意农业新技术和推广的报道。如1983年4月，《中国农民报》一版刊发了《涟水县制定政策鼓励农民种绿肥》，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种地养地 百年大计》。在人称“绿肥县长”的孙步坦带领下，江苏省涟水县推广绿肥改造盐碱地奋斗了10年，结束了涟水县解放25年来吃“供销粮”的历史。当年7月26日，记者林菲采写的通讯《“绿肥县长”孙步坦》在一版发表。由此可见，在上世纪80年代初报社就把“种地养地”提到如此高度，眼光长远。又如1984年刊登了河北省三河县农民张富荣和江苏省南通县金沙镇蔬菜队利用塑料大棚大面积生产蔬菜的消息，河南省沈丘县在全县乡干部大会上对这条消息进行了座谈、讨论，不久全县就出现了“大棚热”。尤其是对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小麦专家王世之等事迹的突出报道，为各地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和小麦高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9年，《农民日报》发表的《农业最终是科学解决问题》《农业技术推广面临困境──有钱养兵无权打仗现象透视》《农技推广步履艰难症结何在》等评论或述评先后被《中国新闻年鉴》等权威出版物收录或转载。

其他如1984年，安徽省阜阳地区10万斤粉丝滞销，湖北省蕲春县18万斤鲜藕滞销，新疆哈密地区哈密瓜滞销，《中国农民报》都及时发消息，帮助这些地区很快解决了市场问题。河南省确山县有个现役军人，一年时间就从《农民日报》上收集57条信息，有32条起了作用，帮助一些农户成了万元户。有的农民在报纸上登消息，我缺良种、缺农药、缺农机，很快就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信息。有的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生产门路，就自己去学习，回乡后学着干。

据中央媒体调查：《农民日报》在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实际情况、传递经济信息三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和首都其他各报转载《农民日报》新闻、评论计有205件，1989年199件。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民日报》所取得的成绩多次给予高度赞扬，称赞《农民日报》是“党的宣传喉舌、农民的知心朋友”，“党联系人民的纽带、农村改革开放的指南”。 在《农民日报》创刊10周年之际，朱镕基、陈俊生、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分别题词，鼓励办好《农民日报》，为深化农村改革服务。

评论给力旗帜扬

农民日报自创办开始，就十分重视发挥评论在新闻报道中的旗帜作用。《中国农民报》的试刊号上就发表了题为《欢迎猴年》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农民争当“孙悟空式的人”，“在奔向2000年新长征的大道上，不要心有余悸、左顾右盼、畏畏缩缩、停滞不前……”。

除了发表社论、评论员文章外，《农民日报》还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或群众的某一具体思想发表短评、编者的话以及按语、编后等。这些言论由于紧跟农村改革形势，密切结合群众思想实际，在宣传党的农村政策上起到了良好效果。

在上世纪80年代，首都各大报关于农村题材的评论中，《农民日报》的评论以时效快、内容新、针对性强著称。相关中央领导同志一贯关心报社建设，支持《农民日报》针对农村热点问题发声。

万里同志说：“抓好农村政策宣传是办好农民报的头等大事。宣传农村政策，当然大量的是靠消息和通讯，但要精心抓好言论社论，编辑部文章是代表报纸讲话的，是报纸的灵魂。你们离中央近，又是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接领导下，这是你们的一大优势和办好报纸的有利条件。当前农村改革正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农民报首先要根据中央精神围绕农村改革的实际，写出一批鲜明、泼辣、富有战斗性的评论和文章来。农民报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应当从抓好言论开始。重要的言论当然要亲自动手写，但还要组织一支写言论的队伍。”

上世纪80年代，有关媒体领导和一些编辑同行多次评价农民日报说：你们的评论真快，不愧是农村问题的权威，有的我们刚刚抓过来，你们已经见报了。其实人们不大了解，许多重要评论的思想是万里提出的，一些稿子是他出的点子，有的是他亲自审核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83年到1985年期间，万里书面批来的稿件就有20多件。如：1983年7月1日，万里在河北省委办公厅的内部简报刊登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文上批示：“润生、广友同志：这个问题应发点儿消息、评论，抓些典型不断揭露，以使干部引起注意。有好的典型也不断发表。农民报应为农民的利益多发议论，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同期，万里还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刊登的《定远县部分社队强迫农民提前完成鲜蛋交售任务引起不满》一文上批示：“此件农民报可全文刊登，并加按语。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形式主义，永远不能搞了。”

1983年7月3日，万里在江苏省委办公厅内部刊物刊登的《淮阴市委制定并试行保养地力办法》一文上批示：“广友同志：此事应加以宣传。”

1984年4月18日，万里在河南省委政研室《调查研究》第67期上刊登的《冲破重重精神枷锁开拓农村商品经济新局面》一文上批示：“此件待吴象、张广友同志回来请他们看一下，这个分析与中央书记处的那个对专业户的分析，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产生两种结论。”

万里同志指示，农民日报编辑部把为农民说话，反映农民呼声，作为《农民日报》的一项经常任务来抓。比如1984年4月15日，万里同志对报社负责同志谈话说：“你们的报纸要继续支持改革，要批评那些官僚主义者。你们不为农民说话，谁为农民说话?”“批评那些错误的东西，要找那些有代表性，或有指导意义的典型，要注意准确性，要与人为善。当然，为农民说话，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反映农民呼声，是为了解决矛盾，不是消极地揭露矛盾。批评缺点错误既是帮助，也是一种教育。”“你们的报纸不为农民说话，农民就不会愿意订阅你们的报纸。”

围绕着农村改革出现的波折和争论，《农民日报》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评论和编辑部文章，受到农村工作者包括新闻界同行的好评。比如1988年4月1日发表的《决策中的城市倾向》等。在1987年、1988年两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中，《农民日报》都有评论获得了一等奖。1989年10月25日，国庆40周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人民日报》还转载了《农民日报》10月1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亿万农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加强评论工作的过程中，《农民日报》逐步建立了一支精干的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评论队伍。那时，报社内部，从总编辑、副总编辑到骨干编辑，人人动手写评论。此外，还聘请社外的同志写，如仅新华社高级编辑赵华冑就为《农民日报》写了几十篇言论。

针对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很多主管部门和领导同志还亲力亲为，为报社组织或撰写重要文章。如1981年7月21日，杜润生同志提出报社要“连续发表10篇叫得响的言论”的意见，组织选题。1981年11月6日，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铁夫同志来报社，对若干农村问题报道提出了意见要求。1985年，报社组织农研室专家撰写11组共70多篇专论解读一号文件。

重大时刻不缺位

在农村改革中，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执行党的政策、勇于改革实践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但也存在着诸多严重违背政策、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以及大量突发的新闻事件。《农民日报》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凸显了媒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有我在”意识。如报纸先后报道了福建省漳州市“银耳大王”翁西印、湖北省“粮食大王”杨小运、江苏省东海县“鸭司令”张林山、河北省蠡县女推销员齐崔珍，以及农民企业家鲁冠球、欧鉴泉、郭建玉等人的先进事迹。通过这些报道，既介绍了他们依靠政策和科学经营管理的经验，也生动具体地宣传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发展专业户、支持农民企业家的政策。

    用问答、信箱、对话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为配合党和政府某一重大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争取第一时间请主管部门负责人如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答记者问。对群众来信要求解答的疑难问题，报纸在《政策问答》《读者信箱》等专栏予以回复。如为配合普法宣传和整党学习，报纸辟《宪法学习辅导》《整党学习辅导》等专栏。如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起来后，农村专业户大批涌现，由于流通环节不畅和一些地方乱摊派乱收费，致使专业户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种种困难。1983年报纸刊登了《一个专业户的苦、甜、酸、辣、愁》，报道了湖北省劳模、水产专业户陆春明遇到的种种困难情况，呼吁为专业户发展生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84年，为了支持专业户健康发展，报纸还在第一版“保护专业户的正当权益”的标题下，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报道。又如1981年，一些地方出现卖猪难，报纸发表了《乐亭县农民卖猪难问题亟待解决》的报道，接着又发表《乐亭县卖猪难问题基本解决》的报道。这组报道较早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必须疏通流通渠道的问题。1987关于浙江省嘉兴地区“大麦之战”、山东省诸城商品生产“大合唱”的报道，则从更大的范围，进一步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宏观协调的问题。再如1984年，报纸针对农村劳力转移问题，刊登一条关于浙江省温岭县两万农民进城从事建筑业的消息，河南省沈丘县委书记沈发启来信说：当地干部看了《中国农民报》关于温岭县的这条消息，第二天就派人外出联系，后来和珠海特区投资的外商签订了建筑合同，输出劳力300人，不但解决了剩余劳力出路问题，而且年收入达60万元。群众高兴地说：农民有了农民报，勤劳致富有门道。山西省读者武天玉给报社写信说：“你报刊出南京栖霞区养鸡公司提供加拿大‘星罗布'肉鸡种蛋的消息。我们三下江南讨宝，学得了科学孵养肉鸡的技术。1985年10月起已孵出6000多只，订货、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村200多户养鸡，年产值可达35万元，成为我县第一个养鸡专业村。贵报的好消息为我们尽快致富打开了一条新路子。”

对于重要新闻线索，报社更是全力以赴，争取在第一时间跟进。如1984年8月16日，根据作者蒋文林来信《民主乡畜牧服务公司屡受刁难打击》，报社牵头组织了“鸡蛋碰石头”系列报道，引起较大社会反响，黑龙江省领导评价“为哈尔滨市经济体制改革办了一件大好事”，参与报道的新闻单位及个人均获得省级奖励，该系列报道获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1985年6月24日，报纸一版头条刊发了辽宁省植保站农艺师范先义来信《一项植物检疫重大科研成果的鉴定被拖了两年 辽宁省植保站站长宁克诚打击压制科技人员》及记者刘洪波、刘君祥的调查附记，当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社会反响强烈。辽宁省农牧厅认为报社对此事件的调查报道问题很大，报社派记者部主任杜虹、吉林记者站站长宋逊风赴辽宁进行核实调查，维护了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权益和报社声誉。

又如，1987年4月，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发生哄抢西瓜事件。记者张晓鸥、何定明深入现场和各有关单位，从落实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政策高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前后一个半月的多项采访和连续报道，对北京的火车站管理系统紊乱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报道，不仅宣传了党搞活城乡经济的政策，而且促进了铁路、工商管理等部门的实际工作，发挥了舆论在流通领域的推动促进作用，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很高评价。

关注民生动真情

为群众办报，靠群众办报，把向农民宣传与替农民讲话、让农民讲话结合起来，始终是《中国农民报》及《农民日报》创办以来的办报宗旨和显著特点。当年编辑部曾提过一个口号：群众工作是报纸的生命线，抓好读者来信是办好报纸的突破口。

之所以重视群众工作，一是报社领导指导思想上明确，依靠群众办报是党报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办报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因而要求编辑部同志重视来信来稿；二是报社刚创办时基本上没有驻外记者，不依靠通讯员和广大读者就难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更难以开展宣传发行工作。

《中国农民报》创刊后，刊发的稿件，包括新闻报道、通讯特写、照片漫画，绝大部分来自群众，来自基层。编辑部门里群工组（部）人员最多，他们专门负责联系读者，接待来访，处理信稿。编辑部各部门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作者队伍。读者来信有专门版面，重要来信经常出现在第一版上。创刊初期，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来信很多。编辑部对此十分重视，力求伸张正义，帮助解决问题。如从1980年8月起，《中国农民报》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山东省阳信县“钦八公社强占生产队耕地苗圃事件”，批评县政法机关执法违法，把要求落实政策的西杨大队支部书记杨春霭逮捕入狱。3个月内，共发表来信、反映、评论、照片等24件，并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最后在山东省委的干预下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980年11月，一些读者问：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报社把这个问题转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了回答。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十多家报纸都转载了，影响很大。1984年8月12日刊登吉林省梨树县读者来信《快快归还我们的土地》，批评当地干部滥占耕地建房屋，当地政府很快就处理了此事。事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来信说：“贵报8月12日发表我省两位农民的来信和调查附记，为个别干部滥占耕地建房敲了一个警钟，有利于纠正农村干部的不正之风。”他希望，报纸能更多地反映农民的呼声：读者来信中提出问题比较突出或更带普遍意义的，就在报纸第一版甚至头条位置刊登，以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形成社会舆论力量。

1984年8月16日，《中国农民报》披露了湖南省衡山县强行拆毁专业户唐寿芝新盖楼房事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7家主要媒体转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督促正确处理，保护农民利益。

1985年5月—6月，《农民日报》关于北京打开城门欢迎农民进城卖菜的连续报道，引起了广泛好评。1985年5月30日报纸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建议给外地进京运菜车辆开绿灯。编辑部紧紧抓住这一线索，组织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的系列调研和采访活动。到6月11日报道《蔬菜十天见成效 农民市民都欢迎》，共连续发表报道27篇，其中评论8篇、消息17篇、述评1篇、通讯1篇，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既推动了北京市的工作，也有力地宣传了党搞活城乡流通渠道的政策。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采纳了报道建议；国家及北京市工商局系统、供销社系统、各大批发市场等积极展开调研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北京市领导说：“对首都改革蔬菜供应问题，《农民日报》发现了这个问题，抓住了要害。……为我们总结了经验，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农民日报》在舆论上支持了我们。他们搞连续报道，给我们的支持不小。”河北省新城县北关村农民王树说，《农民日报》为咱那么撑腰，咱一定要争口气，让北京居民看看，大门只要敞开，吃菜就不成问题。北京市民吴长富说，《农民日报》说话真顶事，要是新闻单位都来关心人民的生活，好些不合理的事情都会改变。

许多读者对报纸维护农民利益的作用给予肯定。比如，浙江省读者朱崇龙给编辑部来信说：“我很爱看贵报，对贵报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因为贵报能够帮助一些受冤屈而无能为力的人说话办事。把贵报比为包拯，我想不会过分。”河南省有19名农村青年，集体来信说：“遇到难题，查找《农民日报》；有了争论，以《农民日报》为依据，《农民日报》成了我们的挡箭牌。”

《农民日报》一篇篇沉甸甸、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报道，赢得了新闻界对这张新生报纸的关注和高度赞赏。如1988年第6期《中国记者》发表署名文章，评价《农民日报》1988年3月4日刊登的《率先搞大包干 小岗人发怨气》一文：这篇报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实地反映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地、有胆有识地报了大忧，讲了真话，令人警觉，发人深省！《农民日报》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配发了《衣食父母，不可得罪》的评论员文章，使这篇报道的新闻价值更突出了。

（内容为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