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一批上海知青下放在我老家，江西高安那个叫大城的小山村里。

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乡民眼中的文化人，是少数和这些城里学生谈得来的人之一。在那个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乡村比城市更苦，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这些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远离繁华的都市，来到这穷乡僻壤，也一样地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尽管他们到处河沟里抓鱼摸虾或漫山遍野摘果挖菜，仍然难以吃饱肚子。

而当他们以父亲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我家时，尽管家里并不宽裕，母亲和奶奶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他们。或许，就是几盘小菜一顿管够的饱饭，或许干脆就是煮一大锅香喷喷的红薯，知青们吃得津津有味，大为感动。饥饿，使这些来自都市的孩子懂得了食物的可贵。

每当知青们回家探亲时，懂事的他们都会给幼年的我带来丰富的礼物。有各种乡下没见过的玩具小汽车、小喇叭等等。尤其是一种用软塑料做成的一节一节的蛇，只要抓住蛇尾巴，把蛇平行端起，口里吐着火红信子的蛇便会象游龙般左右摆动，非常逼真，很吓人。有个叫袁伟龙的叔叔送给我的，据说是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儿童玩具，母亲一直记得，后来常跟我提起过。

知青们下放村里两三年的样子，早已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父亲应大家盛情邀请去上海游玩了一趟。那张父亲在黄浦江畔的黑白照片至今还在，照片中天空高远，江水涛涛，父亲盘腿坐在江边，显得非常惬意与开心。每天小伙伴都不约而同来作陪，临流住在那些知青的家里，每个家庭都是尽最大的盛情来招待着父亲，生怕怠慢了客人。给一生好酒的父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上海人家里居然就有啤酒喝！要知道即使是二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的农村老家才刚刚开始喝上啤酒。父亲不由得感叹，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不一样。或许当年上海普通家庭喝啤酒也不普遍，只是出于要照顾好远方的客人而特意破费。“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父亲在上海所受到的隆重接待从反面印证着这句俗理名言的合理与正确性。

三十余年后，父亲已经退休，我也来到上海工作，父亲时不时会说起这些知青，说可惜当年没有手机，要不然现在还能联系上，挂念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的知青家的地址他都还记得，什么区，什么路，多少弄……我不以为然地说：“爸，你知道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吗？连我们村都变得认不出来了，何况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这么多年的建设，你说的那些地址、那些小平房，说不定早就荡然无存了。”父亲默不作声，面露遗憾。

数年后我离开上海，来到距离上海不远的南通工作。每年暑假，会开车回老家接父母来小住一阵。离上海这么近了，父亲却不再提到上海知青，他知道提也没有用。我明白他的内心，也许只是想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叙叙旧，重温三十多年前共同走过的苦难岁月。

父亲是不再提了，我内心总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完成。只怪那个年代联系方式有限，除了写信别无他法，就算没有手机和私人电话，要是有网络该多好啊!突然，灵光一闪，啊！网络，对了，何不用网络找一下试试？于是，打开电脑，输入上海、袁伟龙等关键字，网页瞬间跳出无数同名同姓的人，有的还留有联系电话。我挑选了十多个感觉有效的信息一一去电询问……终于有一位女士接了电话反问：“你是谁?”我将自己找人的情况说了一遍，在确认电话中提到的这个同名者年轻时有过在江西高安插队落户经历后，我非常兴奋，就是他了。我恳请接电话的女士代为转告袁叔叔，他三十年前下放江西时的老朋友魏老师，经常挂念他和他们一起的伙伴，希望有时间请他们重回江西去走一走、看一看。女士客气地说：“老板不在家，请留下你父亲的联系方式，三十年前的朋友，太难得了，我一定转告。”那一刻我终于如释重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和袁伟龙叔叔通了好久的电话，父亲这才知道当年的那些知青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定居日本，有的做了老板，有的在单位勤劳苦干直到退休。也有个别的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三十年沧海桑田，道不尽人生无常。“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中断了三十多年的联系又续接上了，往后的岁月里还能彼此问候，相互关心，相持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