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和支教队员课间嬉戏。　资料图

吕恩泽对那箱烂苹果“耿耿于怀”，那是孩子们第一次送他的礼物。他来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2020年9月至今，与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3批青年支教帮扶队的5位同事一起，在陕西省延长县呼家川村支教点工作已近一年。从“漫天风沙，两眼一抹黄”到“箪食壶浆，不被当外人”，6名青年干部经受了常人难以体会的困难和感动，也做出了老区人民认可的成绩。

“中国革命母亲河”延河穿城而过的馈赠，让苹果种植成为延长县的特色富民产业。“挺受触动的，好苹果都拿去卖钱了，留给自家人吃的是烂苹果。”吕恩泽表示，作为一名“90后”青年干部，自己和多数队员一样，是第一次长期扎在基层工作。

四面环山、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曾让延长县长期背负“贫困”的标签，2018年脱贫摘帽后，连续3批支教帮扶队的到来，让补强农村基础教育薄弱环节，成为当地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突破口。

一年以来，呼家川支教点的第3批队员们紧紧围绕支教帮扶主责主业，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通过开展爱心帮扶、校际互动、家访调研等工作，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成长、成才，展现出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干部敢担当、能奉献、真作为的良好风貌。

“不是看有没有补丁，而是闻有没有味道”

与队长周永刚相比，吕恩泽觉得自己的思想准备还是“浅”了、工作阅历还是“薄”了。他坦言，在亲身了解实际情况后，才知道判断一个孩子家庭状况好不好“不是看有没有补丁，而是闻有没有味道。”

呼家川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完全小学，地处延长县城区与乡镇结合部，生源、师资外流情况严重，学生数量由5年前的300多名流失到目前的129名，专职任课教师仅19名。师生流失之外，还存在着原生家庭劳动力外流，未成年人疏于照看等一系列难题。

来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周永刚是队里的“老大哥”，“自己争取，组织也信任”双重因素下，他的支教时间延期1年并成为队长。针对支教点的现实情况，周永刚制定“支教、帮扶两手抓”的工作策略，带领全体队员校内培育、校外关怀，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上课时满地打滚、汉语拼音只认识前6个……类似情况在乡村小学并不罕见。支教队员们结合各自专业特长，第一时间明确教学科目：周永刚承担一年级语文教学，并为全校学生开设阅读课；吕恩泽先后承担一、二、五年级数学和全校思想品德教学工作；刘欣欣、白娜分别承担三、四年级英语教学任务；王猛、甄鹏分别为全校学生讲授体育、信息技术等课程。一年下来，支教队累计授课4486个学时，有力支援了学校教学工作。

残障儿童9人、留守儿童35人、单亲儿童38人……这是百余个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为确保应扶尽扶、一个都不能少，队员们开展定向帮扶，每人通过购买文具、充值饭卡等方式帮助一到两名困难学生解决后顾之忧。支教队先后组织数十次爱心捐赠活动，以支教点为中心，向全县农村小学争取物资70余万元，并协调资金10余万元为呼家川小学建起新浴室与阅览室。

“我2015年到任，说句不好听的，感觉像到了灾区，在窑洞里上课、年年评比拿倒数，学生们心气低了，仿佛觉得自己就该落后。”呼家川小学校长李延军亲眼见证了3批支教帮扶队到来后学校的点滴变化，“如今硬件条件上来了，教学质量也跟着不断提升，今年学校综合成绩排名达到全县前3的历史最高水平。”见面来不及多寒暄，听到上课铃的李校长拿起教材就向兼课的班级跑去。

“播下一粒种，打开一扇窗”

“没想到上‘副课’成了一种奖励。”一位老师在社交软件上如此感慨。事实上，如果被问起最喜欢哪位支教队员，孩子们也多半会指向来自交通运输部党校的王猛和来自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甄鹏——不仅因为两位老师在生活食宿上给予孩子们很多关照，更是因为在师资配比失衡的情况下，素质教育课程已成为村小学生难得的“调剂”。

“眼界打开的孩子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李校长表示，很多学生从小没走出过山区，内向而木然，“见到人躲着走，对生活也没有规划。”

支教队到来后，通过邀请国内知名大学学子视频连线分享求学经历与国内外见闻、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举办课外兴趣社团等方式，引导学生开阔眼界、树立志向，“现在学习主动性增强了，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我要考清华还是北大’。”李延军说。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长县坐拥红军东征旧址、陕甘宁边区石油工业旧址等红色资源，用好本地资源优势提升思政教育水平，成为支教队落实教育立德树人使命的抓手。一年来，支教队多次协调、组织全校师生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梁家河知青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让孩子们身临其境了解革命历程、感受革命精神，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民情怀。

“晕车，但是还想去。”一位学生这样回忆赴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参观的经历，“自豪”和“收获”成为她口中的关键词，“原来延安的历史这么厉害，了解之后写作文变容易了。”

“孩子们的变化是明显的，客观上促进了工作形成良性循环。”共青团延长县委副书记赵娜动情地说，“最想说的还是感谢，支教队做的事，是为孩子们播下一粒种、打开一扇窗。孩子有了希望，县里发展也就有了希望。”

“给钱是对孩子好，不给也是对孩子好”

如果支教队离开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能不能得到持续保障？这一问题时常在刘欣欣和白娜脑海中涌现，两人分别来自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是呼家川支教点首批女老师。

“可能女老师更方便亲近吧，不客气地说，我们部分替代了学生家长的角色。”谈及一年来的工作体会，两位老师感慨良多，“也不指望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希望孩子们的成长往好的方向走。”

每天被孩子们“挂在身上”久了，“舍不得”的眷恋在队员中逐渐化为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和建立长效帮扶机制的动力，“理论上讲，给钱是对孩子好，不给也是对孩子好。我们怕孩子们被‘惯坏了’，滋生‘等靠要’的思想。”吕恩泽表示，为避免支教帮扶效果是暂时性的，队员们十分注重“授人以渔”。

为开展习惯养成，支教队以“改善伙食”的方式，引导学生注意个人卫生，既改善了孩子们的营养状况，又改变了头发打绺、不爱刷牙的精神面貌；理念交流方面，支教队与专职教师共同备课、遍访学生家庭，抓住一切机会扭转农村地区“一打了之”的教育观念；工作接续方面，支教队重视经验总结，利用课余时间完成支教点调研报告一篇，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了翔实参考。

“每批支教帮扶工作队出发前，都会进行培训、动员，我们也有交流群，可以说是在历届同事的基础上把工作向前推进的。”周永刚介绍，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支教帮扶工作已顺利进行20余年，支教点从1998年开始的山西临汾、河北西柏坡等地，拓展到陕西照金县、延长县等5地，工作队伍也由平均每年10人左右，增加到近40人。

“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下一代的成长。”支教帮扶，功在当代，计利深远。如今，在央地支教帮扶机制和全县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延长县基础教育事业在办学条件、队伍建设、教育管理、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见习记者　赵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