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荐第17届长江韬奋奖候选人的公示

根据《长江韬奋奖评选办法》的要求，拟推荐何兰生同志参加第17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现将推荐材料进行公示。

如有异议，请向编委会反映，联系方式：010-84395052，13001943701。

公示时间：6月10日至6月17日。

农民日报社

2022年6月10日

附件：

何兰生事迹材料

何兰生：男，1964-10，中共党员

何兰生工作简历：

1983.09-1987.06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学习

1987.08-1988.08  农民日报社通联部见习编辑、记者

1988.08-1990.01  农民日报社群工部、记者部助理编辑、记者

1990.01-2000.05  农民日报社群工部、政法部、文体部编辑、记者 （1992.01被评为编辑）

2000.05-2003.04  农民日报社科教新闻中心《现代农业周刊》副主编（2003.01被评为主任编辑）

2003.04-2005.11  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要闻中心副主任

2005.11-2007.07  农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评论部主任、要闻中心副主任

2007.07-2010.09  农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2008.01被评为高级编辑）

2010.09-2013.02  农民日报社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2013.02-2014.01  农民日报社秘书长

2014.01-2017.11  农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2017.11-2020.12  农民日报社总编辑

2020.12—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在党言党、为农代言”的“三农”评论员

何兰生是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高级编辑，评论员。从业35年来，他始终坚守党报评论员的政治站位，创作出大量兼具理论高度、实践深度、历史厚度和情感温度的口碑佳作，打造出一批彰显为农本色、凸显“三农”特色、展现时代底色的评论品牌，为党的“三农”评论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何兰生先后10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其中一等奖1次，二等奖5次，三等奖4次。他本人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两次获得原农业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乡愁中国》，编著《黄金十年》，主编《特困片区脱贫记》。

以“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为使命情怀，数十载笔耕“三农”评论不停歇

出身农家，深知农民疾苦；来自农村，倍觉农村滞后；熟悉农业，常思农业进步。从业以来，何兰生紧贴“三农”时事，评析“三农”话题，探讨“三农”难点，撰写了数百篇有强烈针对性的时评，致力为农业建言、为农村发声、为农民说话，并努力在农民日报形成“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评论文风，为“三农”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早在1994年至1995年，何兰生就先后撰写了一组9篇反映基层农民生存状态的分析性报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多次获得全国副刊好作品一二等奖。新世纪以来，他先后撰写了《指责熊德明是社会的耻辱》《警惕以发展的名义侵蚀农地》《谁也无权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要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等重点时评类文章。这些时评，批评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一针见血，警示性强；为农民工维权，宏观着眼，启示性强；为农业发展建言，视野广阔，针对性强，做到每一篇时评都是一个“三农”时事的缩影，每一个标题都是一个“三农”观点的浓缩。值得一提的是，何兰生获得的10次中国新闻奖中，评论奖项就占9次。这些评论展现了他对广大农民群体生存发展的深切关心，也标注了他作为一名“三农”评论员的情感底色。

以“在党言党，为农代言”为责任担当，推动农民日报成为宣传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的主阵地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烛照广大田野；发挥媒体对“三农”发展的舆论引领作用，必须深学悟透党的“三农”创新理论。近20年来，何兰生一直以党的“三农”创新理论为武器，笔耕“三农”沃野，策划、组织、撰写了大量系列主题评论，积极推动农民日报成为宣传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的主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先后推出20余组系列评论，其中，2013年“七论‘三农’中国梦”系列，2017年“五大理念新实践”系列，2018年“七论乡村振兴”系列，2019年“九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系列，2021年“新征程，三农怎么干”系列等，堪称精品力作。中宣部《新闻阅评》评价说，“强化‘三农’领域的舆论引导力，农民日报起到了排头兵作用”“（农民日报）充分显示党面向‘三农’的主流媒体在党言党、为农代言的政治站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批示中表扬：“这几篇评论有水平”“有高度有深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观点和表述还被吸纳进中央文件，成为政策。

以“叫响农声、引导舆论”为业务追求，以政论形式回应“三农”关切，不断拓展提升评论写作的新范式新高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三农”改革发展中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的把握，对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研判，对社会关注性、焦点性事件的回应，需要主流言论发挥“定海针”“压舱石”作用。

何兰生撰写并推动农民日报以政论形式持续回应“三农”关切，不断拓展提升评论写作的新范式新高度。其代表作品有：《小康不忘邓小平》《改革创造“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农民礼赞！》《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等。这些政论文章，在“三农”政、学、产领域和农村干部群众中形成了较好的品牌效应。例如，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策划撰写的政论《中国农民礼赞！》刊发后，新华社全文播发通稿，《新闻联播》播报，《人民日报》等多家央媒在头版转发。何兰生的这些政论文章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以及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主要领导的肯定；中央领导曾在批示中肯定：“读了此编辑部文章很是欣慰和振奋，此文主题鲜明，表达鲜活，指向明确，论据有力。”《新闻阅评》曾作出“堪称为新闻价值和理论价值兼备的佳作”的评价。

以“品牌打造、人才培育”为核心抓手，创办“三农微评”“仲农平”“三农大家谈”等言论品牌，被业内称为“农报评论现象”

近年来，农民日报评论在中国新闻奖等各大新闻评奖中屡获佳绩，农民日报品牌言论影响力不断彰显，被业界称为“农报评论现象”。这背后，离不开何兰生作出的主要贡献。最近20年来，何兰生从主写、主编到主抓、总抓农民日报评论过程中，积极打造“三农”评论品牌，着力加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为农民日报“三农”评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栏目打造上看，他先后主导创办了“三农微评”“仲农平”“三农大家谈”等评论品牌，充分彰显了“农报出品”的专业影响力。其中，“三农微评”立足“农”的本色，凸显“微”的力量，在大部头、多声部的“三农”舆论交响中，发出了“乡间短笛”的清越之音，是中央媒体中唯一一档专门聚焦“三农”问题的短评类专栏，2020年，该专栏荣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一等奖。“欲听重农音，要看仲农平；‘三农’有大事，必看仲农平”。“仲农平”是农民日报在重大时事、农事节点推出的重磅评论，已经成为观察中国“三农”、了解国情农情的一个重要宣传文化品牌。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何兰生组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一组三篇“仲农平”文章，连续三天在农民日报头版近整版刊出，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携手同行、共创辉煌的百年奋斗历程，受到中央领导的圈阅肯定，并被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成果予以表扬，《新闻阅评》专题肯定。

从队伍建设上看，何兰生重视评论人才的培养，通过实施重大报道项目制、以品牌栏目为业务抓手等方式发现、选拔、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评论人才，形成了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的人才梯队化发展局面，为营造“三农”工作良好舆论氛围提供了智力支撑。

获奖作品文字稿：

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

要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

何兰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稳妥开展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引导有稳定非农就业收入、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说，这一决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有利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也对进一步减少农民、促进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性。

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现阶段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我国农地的细碎化现象，农业劳动力人均耕作土地面积不到10亩；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解决，2.69亿的农民工依然保留着农村土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土地只有这么多，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只能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让农民工更多、尽快融入城市。国家也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因此，探索让条件成熟的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承包地，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方向和路径很明确。要保证这一历史进程顺利推进，关键还是如何维护离农进城农民的权益问题。这就需要帮他们算好三笔账，一笔是进城账，一笔是离农账，还有一笔是后路账。

首先是进城账。对于进城农民来说，融入城市，非不愿也，是不易也。进城农民和他的家人要想在城里住下来，成为新市民，有四个问题必须得到满意的回答：有没有稳定的就业？这就业不是打游击的街头活，也不是今儿有明儿无的，摆摊做小买卖也行，但最好不要被城管追得满街跑；有没有住的地方？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塑料板房不算，能与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才算；社保怎么样？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最好是与当地居民享受同城同保待遇；还有子女能不能在城里就学？得像当地人孩子一样就近上学，不要任何额外费用。就业、住房、社保和子女上学这四大问题不解决好，他们是不会轻易退出老家的承包地的。所以，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在农村，功夫在城市，最终还是体现在城镇化的水平上，体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展上。

其次是离农账。承包地有偿退出，是怎样的机制？标准是什么？含金量多大？包不包括进城的安家成本？是永久性退出，还是退出承包期内的权益？如果只是退出承包期内的权益，下轮承包时，是否还有承包权？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中绕不开的问题，需要给农民讲清楚说明白。另外，进城农民原本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法赋“三权”，承包地有偿退出后，他们的宅基地使用权还在不在？集体收益分配权是一次性算给他们？还是在承包期内继续享有？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80%以上愿意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希望保留承包地，2/3的农民工希望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这也说明，维护和发展进城农民离农时的合法权益，让他们高高兴兴离开农村、心甘情愿退出土地，做好“有偿”这篇文章是关键。

最后是后路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起码需要几代人的迁延演变，其间所经历的利益博弈、情感纠结、文化撕裂和命运起伏，都不是“风过水无痕”那样简单，一定是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甘辛。我国农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爱土地，安土重迁。在探索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时，应鼓励一部分进城农民在条件成熟时积极融入城市，也应该葆有一份施政的耐心，允许一部分进城农民哪怕是少数，有一个较长的犹豫过程，哪怕可能会迁延一代人的时间。对那些在城市就业和收入都不十分稳定、对未来预期也不十分确定的进城农民，对那些适应不了城市而想回乡的进城农民，要充分尊重他们对进退有路的坚持，防止他们进退失据两头空。这不仅仅是给进城农民留一条后路，也是给可持续发展多一个思路。

目前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数量已达58个，覆盖全国28个省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其试验结果也相应具有较高的示范性。但尽管如此，在试验区试点有偿退出时，还是应该坚持稳妥的原则，不可操之过急、操之太切。毕竟，多一些审慎，就多一些妥善；多一分忧患，就多一分周全。不妨把试点范围再扩大一些，把困难考虑得再多一些，把时机把握得再准一些，真正做到既有战略视野又能切合实际，既有统筹谋划又能辨证施策，既有推进机制又能及时完善，这样才不失试验的宗旨，才有试点的意义和作用。

探索承包地有偿退出的改革试点，是立足国情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路径，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不让他们的权益受损，就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更是决定性的关键问题。

获奖作品版面：

获奖证书：

承诺书：

证件照：

工作照：

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