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

　　在全球74个GIAHS项目中，我国以19项位居各国之首

　　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评选

　　第一个发布国家级管理办法

　　第一个启动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工作

　　第一个启动全国性农业文化遗产普查

　　率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和学术性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科学论文及著作数量第一

　　率先开展全方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和培训

　　率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悠悠青山下，鱼戏稻禾间。田鱼撞击稻秆，将小虫击落水中，鱼儿得以饱餐，稻苗免受虫害，农民收获田鱼和稻谷。这一幅“生产生态两相宜”的场景，就存在于我国首个、世界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之中。

　　2022年7月，为纪念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出GIAHS保护倡议20周年，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并在信中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功能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功能之一。鉴于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应对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于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应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试点，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农遗天然带有生态属性

　　2022年11月，“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正式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在全世界74个项目中，我国以19项位居各国之首。2012年起，农业农村部还分6批发布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7批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中。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申报过程中有过这样一个小波折：该系统最初以“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名称和“剁花法”为重点进行申报，多数国际专家并不认可。后在闵庆文的建议下，改为“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最终申报成功。

　　“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之一。”闵庆文告诉记者。

　　闵庆文说，“庆元香菇”属于地理标志范畴，“剁花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而“林—菇共育系统”则能更好体现该遗产的丰富内涵：第一，庆元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遗产核心区位于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也是三江（瓯江、闽江、福安江）源头，说明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森林保护理念；第二，庆元不仅是人类香菇种植的发源地，而且至今传统剁花法、后来的段木法及当前普遍使用的代料法共存，这一香菇种植技术的完整演化链堪称“天然博物馆”；第三，庆元属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林下菌物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菌物资源宝库”；第四，“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文化内涵丰富，除了香菇功夫、菇山话等香菇文化外，还有认树娘等森林生态文化。

　　事实上，所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具备与庆元类似的特征：形成多基于当地生产与生态的协调，既是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也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富集地，还是人们认识生态文化的“基因库”。

　　“从现实存在来看，很多农业文化遗产地都位于重要生态功能区，甚至就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地或与自然保护地有重叠。”闵庆文讲起各地的农遗如数家珍：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还是国家湿地公园，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还是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还是国家地质公园，而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就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之中……

　　“农遗的形成，都是当地人为适应生态地理条件而创造出来的。”闵庆文说，很多农遗所在地都不是富庶之地，且往往受到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等自然条件约束，农林牧渔生产“靠天吃饭”，只能选择去适应环境，动用更多智慧且考虑长远发展，从而形成了天然具有生态绿色可持续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

　　农遗蕴藏强大生态保护功能

　　研究证明，以活态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生态功能与价值十分突出。闵庆文告诉记者，许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稻渔类农业文化遗产发展出许多独特的种养模式，如稻鱼、稻鸭、稻鱼鸭、稻虾、稻蟹、稻蛙等，能够在增产粮食的同时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农业生产对农田环境的影响，从而增加了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类稻田除了提供稻、鱼等农产品外，还具有一般湿地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例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被列为浙江省重要湿地。”闵庆文介绍。

　　这种情况还存在于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之中。红河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三大、云南两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之一。以哈尼族为主体的当地人民，依据地理条件构建起“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山地生态农业景观。据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院士团队研究发现，当地农民采用常规水稻与传统水稻间作的种植方式有着利用遗传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优势：混合间栽中高度感病的优质地方稻品种的稻瘟病发病率、病情指数均有极显著的下降，防治效果达83%-98%，可以使每亩水稻净增量达到50%，同时减少60%的农药使用量，提高土地利用率10%-15%。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退化土地治理的典范。自公元前602年至今的2600多年中，黄河主流、支流多次流经夏津，为夏津留下了一片30万亩的沙荒地。先人们与自然抗争，通过植树造林抑制风沙、改良土壤，并发展了大片叶可养蚕、果可食用，既可防风又能固沙的桑树，形成了黄河故道上桑树郁郁、林果相间的古桑树群，也造就了远近闻名的“中国北方落叶果树博物馆”。

　　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闵庆文谈道，最典型的是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对朱鹮的保护。

　　朱鹮以稻田生物为食，对农业生态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日本的朱鹮一度遭遇灭绝，后以中国赠送的一对朱鹮为种源，通过生境重建和人工繁育，在日本佐渡岛恢复了新的朱鹮种群。佐渡岛的传统稻田耕作方法为朱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地。农田灌溉系统及田边洼地，在稻田放干后，为泥鳅、稚虫、蝌蚪等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秋收后，水田会被重新灌上水，为田间生物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朱鹮提供了冬季栖息之地；鱼道可使鱼类和其它小型水生生物在田块之间自由活动，也为其提供了逃生通道；与稻田紧邻的水塘为水生生物提供了常年的庇护所，也是生活在水田及周围生物的重要食物补给源。正因为构建了这样一个稻田—朱鹮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系统，2011年，“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通过生态补偿推进农遗保护

　　深耕农业文化遗产领域近20年，被誉为“农业文化遗产守护者”的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迫切需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我们的科学家、管理者和全社会都要对农遗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不应忽视其重要的生态功能与价值。充分发挥农遗在生态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政策。”闵庆文说。

　　从国际认知看，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等均高度认可农遗的生态保护价值和发展潜力，多次在相关国际活动中重点推介中国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等农业文化遗产。从补偿经验看，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措施来保护稻田—朱鹮共生系统：通过政府给予农民直接补贴，促进农民按要求修筑和管理农田，为朱鹮创建“宜居”水田环境；农民按照要求种植水稻可获取农遗品牌认证，从而提高传统农业收益；协同市民、食品公司、旅游企业等多方参与，共同提高农遗地产品价值和农民保护意愿等。

　　正是因为深刻理解农遗的生态价值，多年来，闵庆文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评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研究。他提出，一是在科学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和下游地区出资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或特殊补贴；二是通过政策支持、品牌认定、公益宣传等措施，让农业文化遗产地“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的价值显现出来，并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特色农产品的增值和生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转换；三是借鉴国际上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建立城市社区居民与遗产地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保护补偿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资金补偿，还包括技术培训、市场开发、政策支持等多种手段。”闵庆文细细分析，在市场机制还没有条件发生作用或者还不能完全发生作用的时候，如绿色农业生产转换期阶段、旅游开发的初始阶段，资金补偿可以为绿色农业生产和旅游基础设施、农业文化遗产软实力开发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而市场发育完善后就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纯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时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农业文化遗产破坏。”

　　另外，他还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必须建立标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将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受偿意愿与补偿意愿、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消费耦合起来，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标准。”闵庆文说。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 刘诗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