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万物互联的时代，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我觉得自己是撞大运了。我属于那种从农村出生的普通女性，懵懂、惊惶、倔强、坚韧。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大多数时候吃红薯，偶尔吃一回馒头。我是个穷人，却又有富人的风度，我吃馒头要剥馒头皮。父亲耐心地一点一点帮我剥馒头皮，从不说我一句。最后，他把剥了皮的馒头递给我，他把馒头皮吃了。

一

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给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就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差两分就够到分数线了，他决定不再复读了。他说家里太穷，不好意思读了，因为他是有良心的人。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以后的打算：要像族人范仲淹、范文澜那样，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大文学家；要像家附近鹿门山上的乡贤孟浩然一样边耕作、边写作。大哥哥只要干庄稼活，就跑路了，然后，拉着刚学会说话的我，大腿一拍，说自己腹内装有五车书，连着说上八个小时。

他一再强调他的良心，总说起他一个住在跑马冈的王姓同学，家里房子后墙都塌了，还要复读考大学。大哥要做有良心的人。因为大哥扑通扑通的良心，我们家日子过得更苦了。记得他高中时我们家吃红薯，喝稀饭，吃青菜，青菜里还有点滴油星。自从大哥要当文学家后，家里就都不吃油了。大哥买回来很多很多的文学杂志，中外当代、现代文学著作，中外古典名著。爱看小说的我们在家里没有话语权，但也不计较菜里有没有油。看到家里有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就很高兴了。

我的小哥哥是神童，比我大八岁，他长得如男版的山口百惠，八岁能背一部《水浒传》，我在襁褓中时，他每天晚上在堂屋里开书场，一村的人来听他说书。

我从记事就围着大表姐团团转，希望大表姐的美貌如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到我身上。大表姐身上全是优点：会干庄稼活，干地里活不像别的小孩一样老跑路，而是如将军花木兰一样，一板一眼，精干利索，能从早上干到天黑。大表姐的手如七仙女一样灵巧，任何繁复的毛衣花样，大表姐看一遍，就会织。大表姐有阅读习惯，村里有阅读习惯的少年、男青年都把书送到大表姐手里。

大表姐虽然接受的学校教育少，但无师自通，会看一本一本砖头厚的小说。大表姐长得漂亮，脸若门口塘里粉色的莲花，脖颈如堂屋里中堂画上的仙鹤的颈子。我看到大表姐就想到奶奶教我的儿歌：鸡冠花，狗尾草，白鹭对乌鸦。我认为大表姐是一朵鸡冠花，是一只白鹭。我从小自卑，自认为自己是狗尾草、黑乌鸦。但大表姐看的书我全部看过。

我在知识的轰鸣声中长大。在我长大后，我决定和他们不一样，要和他们有不一样的故事。我看到小哥哥有本韩树英的《通俗哲学》，我觉得学哲学才是“高大上”的人。

我在九岁那年，看了在兰州上大学的堂哥带回来的《读者》杂志，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哲学家如是说》，是讲希腊科林斯的，说第欧根尼什么也不干，每天睡在垃圾桶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尊重他，听他说话，连大帝亚历山大也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表达敬意。我觉得做这样的人太幸福了，不用写作业，不用割猪草，不用放牛，还受人尊重。于是，我在儿时便有了理想，要当个中国的第欧根尼。

二

二十岁时，我刚来北京，那时候整个人是混沌的，什么也不懂，就有一种天然的自卑感，觉得不如人家城里人好，而且把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一塌糊涂，穷得叮当响。我在被我叫做“第欧根尼的狗窝”的出租房里放了很多书，翻开那些书时，好像跟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终于做了朋友。我用童年的理想鼓励自己活下去。既然选择了做第欧根尼，那就要不惧贫穷，不惧困难，不慕荣利和富贵。虽然我没当成哲学家，但是我做育儿嫂，一样不用写字，只说话就行。我从来没有奢望去当文学家。

我这一辈子都糊里糊涂地活着，麻木地赚点儿钱，养活自己的孩子。2012年春节，我和孩子一块儿看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小品叫《荆轲刺秦》。第二天，我跟孩子说，这个小品我能写一个小说，你看你舅爷爷不就跟项羽一模一样。大孩子说是啊，舅爷爷不就跟项羽一模一样。

直到2014年，我参加了皮村文学小组（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爱好文学的打工者自发形成的一个文学小组），才开始写这部科幻小说。等到2017年，我凭借《我是范雨素》一举成名，仍然没有写完这部小说。成名后，我辞掉了月薪六千的育儿嫂工作，每天上午去做家政工，下午和晚上读书、写作。

范雨素（前排左三）参加皮村文学小组的活动。

自己在屋里坐着，我就很充实，很幸福，很满足。两面都是书，我可以天天看《知音》，看《故事会》，听毛不易，听钢琴、小提琴、古琴。我谁的歌都听，管他这个人是阳春白雪啊，还是下里巴人，我全部都喜欢他们。看书也是，什么书都看。有些人，干什么都弄个鄙视链，对看《知音》的也鄙视，对看《读者》的也鄙视，也不瞅瞅自己。

而且多看书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苦难，会正确认识自己，会觉得很幸福。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我就看《三毛流浪记》，看《鲁滨孙漂流记》，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吃的苦，跟小说里的文学形象一比，都不算什么。文学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刘震云的《塔铺》，我都能背。

后来，我成了网红，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发大财？可是，我童年的理想、童年的意识是要做第欧根尼呀。我只想躲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垃圾桶里，默默地活着，只要饿不死就行了，我不想违背自己童年的理想。宇宙广袤，什么样的生命都具备，我只愿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而且我安慰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最幸福，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需要操心的东西。因为没有，也就没有物质的东西需要操心。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因为这名声来得太晚，我麻木了，我没感觉了。一个中年大婶，成了名，总让我感觉像老奶奶戴了六七岁女童的柳条帽，滑稽、可笑。我总是默念日本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不相配的东西”：身份低的女人，穿着鲜红的裤子，看上去都是不相配的。告诫自己，躲进虫洞里，不要被某些自诩“高贵”的人嘲笑。

我从来没奢望去当文学家，却因为一篇文章，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说那是北大人代笔的，说有人要把我一个目不识丁的育儿嫂推进文学的殿堂。我不明白，文学的殿堂都已经站满了？我走不进去，只能被人推进去？

还有人说，我的文章有两个世界的视角。其实城里人对农民误解很深，实际是农民都在忙着把日子过得更好，没空理别人。在我们襄阳的农村，你家盖了两层楼，我家要盖三层四层的。盖一栋，还要去城里买一套。城里建的商品房，大部分是农民去买的。但城里人和农民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谁也不理谁。

普通的打工者现在只操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良好的教育。留在农村的农民最担心儿子娶不上媳妇。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本质上与城里人没有什么不同。城里人过得好一些，操心的也是怎么样不从现在的位置上掉下来，他们为了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要挣更多的钱。

王尔德写道：以上帝的视角或者以老天爷的视角，我们都在沟里。有的人在沟底，有的人在沟沿，有的人在沟边那块最大的土坷垃上。沟里的人们，仰望星空的人们，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忽然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写好这本小说，不管能不能出版，能否赚到钱，我要做好这件事。虽然每天箪食瓢饮，吃得特别差，住得也特别差，但因为有了目标，就有盼头了，有精神头了。

三

我们都知道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还要做这些风花雪月的事儿？我觉得跟人的生命有限是有关系的。我们文学小组有个家政工朋友叫施洪丽，她有一次去拜访曹雪芹纪念馆，看到两棵古老的槐树，她感慨：“这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会消逝的，什么能让它们留下来呢？大概只有曹雪芹那样的文字吧。”

我很清楚，我写小说，弄不好几年的时间都扔了，也赚不到一分钱，那也没关系，扔就扔了。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人的死亡有三次，一次是呼吸停止，一次是葬礼，最后是当所有你爱的人也都离世或者把你遗忘了。”但如果有一个人有了文字，有限的生命就进入到无限的时空中了。

我二十岁来到北京，在北京的鬼市摆摊，在东三环的一条马路上听到了各种各样诡异的、奇特的故事。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就是水中的投影，每个人讲述一遍，就是影子被扔了一颗石子，故事显得神秘、模糊，我想把听到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如童年时做作业，把几个词连成一句话，或者是把几句话连成一段话，用连线的方式做题。

我不知道如何把我听到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觉得用“我”开头会让听故事的人更易产生信任，只有这样讲，别人才不会离开书场，才有人听，如莫言的《红高粱》就是以“我爷爷、我奶奶”开头。

文学小组开办到今天，有好几百人参加。北京这样的地方，免费的文学讲座多极了，但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是不好意思进的。你说考上“985”“211”的农村学生都有天然的自卑感，何况我们。我们文学小组在皮村工友之家，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地方，甚至看起来破破烂烂，谁都能推门就进。我们有一个公众号，有一本文学期刊，还有一个教室当课堂，这些跟工友的气质相吻合。大家觉得，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文学小组的老师都来自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张慧瑜老师坚持至今已有七年。在我和工友眼中，他做我们的老师是一件只有奉献没有收获的事，因为有的工友要生存，连晚上上课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在这种看不到成果的劳动中，慧瑜老师仍默默地奉献着。这个世界因为有了这些奉献的人，而变幻出诗意的篇章。

我的工友们大都写自己的故事或者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不会为我们带来名和利。有的说，写作使我们被看见，使我们受到尊重；有的说，写作使我和别人不一样了，使我在平凡的生活中有了非凡。每个阅读的人，都能提起笔来写作，有一个文学梦，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隐秘的愿望。你具备了写作能力，你具备了表达能力，你被别人看见了，那你就不在阴暗的角落里，就没有人敢忽视你了，至少不受欺凌了。有一次，一个家政工跟我说，她写的一篇文章在公众号发表了，高兴得一夜没睡觉。她的人生经历被看见了，文章被发表了，再小的公众号发表对她也是一种认可。

当然，我们也感谢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就不会被那么多人看见。

莫迪亚诺说，我们都是海滩人，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村上春树说，经过一段岁月之后，再以旅行者的身份去拜访一个曾作为居民生活过的场所，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在那里，你好几年的人生被切割下来，好好保存着，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上一串长长的脚印，十分清晰。

苏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科学家说，虽然科技日新月异，但能把信息保存得最长久的方式，还是古老的文字。我们写下文字，就是把海滩上的脚印做成了一件大地上的田园石刻，做成了一件与大地永恒的雕塑，它使我们的精神生命永恒。著述和繁衍是仅有的能对抗死亡的两种方式。

感谢万物互联的时代，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

我写故我在！

四

今年，我的小说《久别重逢》出版了，我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想起了古诗“铁马冰河入梦来”。

《久别重逢》是我在2015年春天就完成的初稿。我当时没觉得有出版的机会，后来在2017年春天，因淡豹老师约稿，我写了《我是范雨素》一文，一夜成名。于是，《久别重逢》有了很多出版机会，但依然命运多舛。最后在张慧瑜、张引墨、林妮娜等老师的帮助下，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小时候，家里头有一套《上下五千年》，是林汉达先生编的，我把这套书翻成卷毛脏书了。长大后，我在《青年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林汉达先生和周有光先生在干校劳动，看护玉米，不想在成熟前被人偷盗，林汉达先生就边干活边思索《上下五千年》里的字、词、句，从文言到孩子能看懂的词句。他和周有光先生商榷，鳏寡孤独怎么翻译成白话文。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生命的意义是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因为有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层层托举，中华民族一直延续，一直欣欣向荣。

张慧瑜老师说，《我是范雨素》是《久别重逢》的压缩版。我个人感觉，《久别重逢》是《上下五千年》的压缩版，从春秋战国一直写到当代。《久别重逢》里的时空是用全息、分形、叠加、抻拉这八个字来描述的，是梦的世界。

小时候看《上下五千年》，经常有错觉，秦汉和隋唐没有区别，南宋和南明也有相似之处。因为有看《上下五千年》的基础，我想把我知道的历史知识串联在一本书里。

我写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写完之后，感觉像小说《黑骏马》。《黑骏马》是以一首内蒙古民歌《钢嘎哈那》穿插而成，而我是以当下的流行歌曲穿插全文的。《黑骏马》里有小说主人公的罪感和耻感，是赎罪之旅。《久别重逢》也同样如此。

《久别重逢》的编辑裁剪得当，把和赎罪之旅无关的情节都删了，使小说简洁、有力。我写这篇文章时，常感觉自己“似魇似呓”，是因为写作时，我觉得就像在回忆昨晚做的梦，而梦是时空碎片的组接。《久别重逢》如丐装，如一个人穿上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百衲衣。一个一个的历史细节拼凑出了一本书。

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写完之后，我在思索小说里三个人的异同。浣纱女、漂母及故事的主人公。浣纱女、漂母都在水边浣纱，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了“千金小姐”“一饭千金”两个故事。她们两个人的故事是时空重叠，是中古史复印远古史。

我琢磨，一百年前女人连名字都没有，叫“某氏”，像林徽因、陆小曼这样有名字的女人寥若晨星，所以被写民国想象体的人利用，说民国好呀，大师辈出。

我的母亲、我的祖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名字的。如今，女人不仅有了名字，农村女人因为男多女少的缘故，物以稀为贵，大白菜成了龙舌兰，还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故事主人公命运和这两位的区别不大，在做保洁、保姆。不同的是，她上过学，还有了名字。她的母亲，她的奶奶在出生后都是没有名字的人，而她生下来时，社会习俗已经给女性取名字了，这不是历史一直在复印，是历史已可以改写。

新中国成立时，素人写作有“南高北崔”（高玉宝、崔八娃），是男性，没有女性。七十多年后，时代洪流中涌现出了不少素人写作的女性，如姜淑梅、杨本芬、秀英奶奶、韩仕梅、邬霞、陈慧……我们成了历史书中的一枚书签。

作者：范雨素 口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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