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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罕丨读书,样子原本很美

  • 来源:农民日报
  • 编辑:吕璐芳
  • 2024-09-19 10:16:57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据说,每年的这一天,会有100多个国家举行活动,旨在提醒人们重视读书。

其实,读书,就该像饿了吃饭、冷了穿衣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要举办活动去提醒?!可见,读书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试问,有“世界吃饭日”“世界穿衣日”吗?没有!

我在杭州工作时,办公楼紧挨着市青少年文化宫。一到晚上,文化宫广场上就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这些孩子们,大都报的是特长班,什么钢琴、提琴、芭蕾舞、跆拳道、书法等等,不一而足。

看着忙活了一天学业、还要被各种培训班折腾得哈欠连天的孩子们,我很是心疼。

有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几年间,不独晚上、连双休日几乎也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夫妻俩还分了工,你周六、他周日接送。

有一次,我问他们:“这样密集安排,孩子平时有时间看课外书吗?”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那位当父亲的说:“趁着可塑性最好的年龄段,还是先要她学会各种特长。看书嘛,将来有的是时间。”

我很扫兴地说了这么一句:“与其费这么大劲、强令孩子学那么多将来未必用得着的特长,不如引导她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显然,我的话,他们并没有听进去,直到我调离杭州,两口子还在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报这种班、那种班。

其实,我这么说,并非没有走脑,完全缘于生活实际。扪心自问:那些所谓的特长,后来生活中真的能用得上吗?成人的世界里,哪个不在为生计忙忙碌碌?!

你想一想,朝九晚五,陀螺般旋转了一天本已疲惫不堪,还要在堵成乱麻的马路上心急火燎、一步一挪赶去接娃;好不容易拖着灌了铅的步子进了家门,这时会是怎样?恐怕连鞋都懒得换、就会一头歪进沙发里。谁还有心情打开琴盖呀?!

有一位朋友,小时候曾在少年宫学了好几年小提琴,还获得过市少年比赛的冠军。我问她现在还拉不拉琴?她说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摸过了。

而养成爱读书的习惯,那是会受用终生的!读书,一旦沉浸,会成瘾、成癖、情不自禁。内心的那种强烈冲动,会逼着你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地去汲取知识。

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讲,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没有办法买到书来看,“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他写的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这是肺腑之言啊!大凡爱读书的人,恐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位业内知名度很高的同事告诉我,他下乡当知青时,只要听到哪个村有本好书,下了工,再累,也要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山路借了来读。

记得我能懵懵懂懂读小说时,还是“文革”后期。有一次,无意中知道家里还有一本“毒草”《三家巷》锁在柜子的角落里。我想方设法“偷”了出来,在被窝里借着手电读了一遍又一遍。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人物的命运,从早到晚牵扯着我的心。

后来,听班上一位同学说,他家里有这本书的姊妹篇《苦斗》。我大喜过望,希望他能从家里“偷”出来,并保证绝不折页、绝不损坏分毫。

可这位同学,胆子很小,我软磨硬泡,他始终不敢付诸行动。最后,我以一个弹弓、一个塑料铅笔盒和一大把大白兔奶糖为代价,总算说动他撬开了箱子。

谁知刚看了一半,他的母亲晒被子时发现了状况。于是,这位同学被他的父亲揪着耳朵胖揍了一顿。书,我也只好乖乖奉还了回去……

说到读书的好处,那可就大了去了!

窃以为:读书,能让你眼前世界的维度扩大、扩大、再扩大,让寻常柴米油盐的日子,有了韵致、有了美感。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玲珑骰子安红豆”那种摄人心魄、入骨相思的尔侬我侬,只有读了一肚子唐诗宋词的人,才能体会得出。

而“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志士之愤,也只有辛弃疾、陆游这样的大才子,才能体会得更加深切。

二十多年前,我在新疆驻站。那时候,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无论是去南疆还是北疆,在路上一走就是一整天。

每次出发前,我会把沿途要经过的地方都发生过哪些历史大事件、都有哪些名人吟咏,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于是,一路单调的灰黄里,便有了更多的色彩。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车过交合古城,风沙昏暗中,那清晰的打更声和远嫁乌孙公主的幽怨琵琶声,似乎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膜。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站在乌拉泊古城,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旷野里,我和岑参豪迈地进行着交流。

后来调任杭州,满湖的文化遗存,又让我体会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外更有韵味的西湖——

办公楼,紧傍着环城西路。而环城西路,就是白居易笔下的白沙堤——“最是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昔日,白乐天曾多少次打这里纵马驰过?

办公楼右侧石板巷的尽头,就是孩儿巷。当年,陆游也曾在这里度过春寒。那首《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小巷里写就的:“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站在办公楼顶,遥望着孩儿巷,我神游八荒:谁能借来小巷杏花的清香?谁能销去放翁那满腔的幽怨?

办公楼前百余米处,那座不起眼的飞檐瓦舍,就是苏东坡笔下的望湖楼。一天中午,我在白堤散步,突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飞檐下避雨。

面对着湖上的风光,苏东坡那首《望湖楼醉书》便脱口而出:“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办公楼南面,是南宋大理寺旧址。岳飞蒙冤的风波亭,就在马路的对面。“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就是在这里仰天长啸“一命归天”。

谁理解他怒发冲冠的愤懑?谁完成他直捣黄龙的遗愿?多少次,我与先贤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办公楼再往南走,便是涌金门了。

“涌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这是元代贡性之眼里的涌金门。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近采莲船。”这是明代于谦眼里的涌金门。

因为读了这些诗书,眼前的西湖就不只是一汪水、一抹山,是铁血丹心、青山忠骨,是沧海桑田、世道人心。

是啊,“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是啊,“华表凌霄落照迟,一朝孤愤万年知”!

有位著名教育家说过:躯体的成长更多是受遗传,个体精神的成长是通过阅读实现的。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因为许许多多现实的例子,为这句话,做了无可辩驳的注脚。

刚当记者时,我跑农口。时间久了,跑口的记者之间大都非常熟悉。一位姓张的老兄是“工农兵”大学生,平时寡言少语,穿着也很落伍。起初,大家都没太把他当回事。直到那次“萧关事件”,我们才对他刮目相看。

那是一次农业部组织的西北调研。车队路过六盘山的萧关时,当地陪同的干部说这是一处历史名胜,建议大家下车看看。

在西北的关隘中,萧关,算不上有名。

当时,这里还没有修缮,除了一截短短的残破的城墙外,别无长物。

当地干部见大家兴味索然,可能是为了摆脱尴尬的气氛,就问到:“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吟诵过萧关呢!你们是京城来的大记者,一定会背很多萧关的诗词吧?”

大家面面相觑……

总算有人磕磕绊绊背了王昌龄的《塞下曲》,又有人背了王维的《使至塞上》。

就在这时,老张从容站了出来,杜甫、岑参、王昌龄、贾岛、司空图、纳兰性德……一口气背了十几首。

当地那位干部呆住了!

大家也都呆住了!随着老张一首又一首地吟诵,大家的目光里,便多了一分又一分的钦敬。

我的结论是:作为男人,哪怕你身量不高,哪怕你体型单薄,读书,会让你更伟岸、更挺拔、更强健!

那么,作为女人呢?读书,是最好的养颜补品!

哪怕你没有钻石珠宝、没有华服皮草、也没有沉鱼落雁之貌,只要你有满腹的锦绣文章,同样会散发出迷人的高雅气韵。“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武汉大学念研究生时,有位师姐,东北人,个子很高,骨架较大,肤色也算不上白。在那个喜欢“琼瑶风”、小鸟依人、人人长发齐腰的年代,她确实算不上惊艳。

不过,那个四月的一个礼拜天,彻底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

那天,导师樊凡先生让我通知同门同学到家里小聚。

刚下过雨,空气晴好。枫园的房舍,大多依山而建,每个楼前的山坡上都植满了花草。此时,樱花飘飘、海棠斗艳、蔷薇正闹。

那位师姐住在女生楼的5层,因为礼拜天的缘故,很多同学都出去踏青了,楼道里静悄悄的。

刚走出楼梯,就听到前面一个房间里传出朗朗的诵诗声。

朗诵的是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谒金门》:

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

师姐,显然还沉浸在诗词里,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诵读声中,我觉得周遭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阳光是那样的明媚、岁月是那样的静好……

我在楼道里久久站着,久久站着,不愿意打搅她。

“读书,样子原本很美!”这是那一刻,我得出的感悟。这一感悟,至今,都没有丝毫的更改。

那天,离开女生楼后,我想到了路遥写的小说《人生》。路遥笔下的刘巧珍,容貌秀丽、性格温婉、品德娴淑,可她为啥在爱情的竞争中最终败给了黄亚萍?

实际上,她是败给了读书。

譬如那次,她和高加林的对话: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此时的高加林,只能无奈地把报纸挡在了面前。

而黄亚萍和高加林聊的又是什么? 

她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喃喃地念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如果这时,刘巧珍能适时地接上:“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那么,高加林“爱”的天平又会怎样倾斜?

还真不好说呢!

爱读书,关键就在那个“爱”字上。

怎样才能“爱”?

这就需要一点一滴去涵养。一旦养成了“爱”,将受用终生。

这,首先需要一个环境。

孩子放学到了家,客厅里,母亲正斜倚在沙发上看韩剧,边看边吃瓜子边跟着剧中的人物呵呵傻笑;那边厢,父亲和几个牌友“幺鸡”“六条”喊得山响。

这种环境下,你还想培养一个埋头苦读的学子?难呐!

我再来个现身说法。

本科,我先念的是兰州大学历史系,后来转系到了新闻系。因为转系,按照规定被调到了混合宿舍。宿舍8个人,7个是生物系的,就我一个是新闻系的。

这个宿舍,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安静!每个人都喜欢静静地看书。

大学,正是精力过剩的年龄,有的喜欢课余时间打个扑克,有的喜欢下个围棋、象棋,有的甚至还会搓上几把带点“小彩”的麻将。

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切,都与我们这个宿舍绝了缘。一进入宿舍,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进入“轻”状态,说话轻、走路轻、连上下床都轻手轻脚的。

我住在门口那张双人床的上铺。下铺那位同学一年四季把蚊帐罩得严严实实的,瓦数很低的台灯挂在蚊帐的角落里,光线幽幽的。

他是内蒙古人,性格很豪爽,但永远是轻声细语、甚至翻书的声音都很轻很柔。大四的时候,他做实验有时会回来得很晚,如果见我没睡,会歉意地手握护栏轻声说:“没打搅到您吧?”

靠窗那张床下铺的同学姓雷,家在西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戴着一副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瘦瘦弱弱的。几年间,从没见他锻炼过。也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卧功”:大三、大四没有课时,他一大早去食堂买上几个馒头,可以蜷在被子上看一整天书,连姿势都很少改变。

睡他上铺那位,是湖南人。这位仁兄身材修长,特喜欢整洁。无论穿什么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哪怕背心晾晒了,他也会舒舒展展用衣架挂起来。床上的被子,总叠得有棱有角的。

全宿舍属他最刻苦。我们宿舍紧挨着天水路,晚上10点半熄灯后,他总是借着路灯透射进来的光看书。奇怪的是,他的视力一直没有下降,直到毕业也没有见他戴过眼镜。

他对过上铺那位同学,学习也很刻苦。看书时,喜欢盘腿坐着默念,边念边晃脑袋,晃的幅度很大。样子看上去,就像在不停地咀嚼着什么美味。无论是看英语,还是看小说,都是如此。

这位同学,做事有股子狠劲,英文版的《国外政治家演讲集》,厚厚一大本,他能全部背下来。毕业的时候,他把它送给了我。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他的背功实在是了得。一次和我打赌,说要把红楼梦前八十回全背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背后四十回呢?他一哂:“不是曹雪芹写的,不值得背!”

背会前八十回?大家都认为绝无可能。

大家几乎要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是毕业前的一个礼拜天——那天兰州难得下了一场透雨,他把我们都摁在了宿舍:让我们考他。

挑了几个章节,竟毫厘不爽。我认输,只好请客。

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中科院上海的一所研究院,我记得英语成绩是92分。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英语能考到这个分数,令人惊叹!

不过,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大学毕业体检时,发育状况一栏,大家都写的是健康或良好,而他,写的是“中等”。中等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个“中等”,他愤愤不平,悄悄告诉我,自己出生在赣南山区,家里人口多,很穷。从初中开始,每个礼拜天都要砍一担柴拿到集上卖,以凑集下一周的菜金。

他说,初三时自己就可以挑着上百公斤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虽然个子不高——可能不到一米六,但能放倒一头牛。

我们那间宿舍,斜对面就是水房——整层楼,就只有这么一个水房。于是每晚从下自习到熄灯的一个多小时间,我们宿舍的安静会受到强烈冲击。但是,舍友们似乎并不以为意。

那时大学集体宿舍的水房,无论哪所学校,估计大体都差不多:分里外两间,外面那间洗脸、刷牙,里间是厕所,手拉式冲水:“哗”的一声轰响,酣畅淋漓。

大家睡前都要去水房洗漱或方便。有的洗漱、方便完,还不肯离去,会在水房里煞有介事吼上几嗓子。

哲学系的那个大胡子,每晚都扯着嗓子吼这么几句:“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可否让我,可否让我,述说衷肠?年轻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护着牛和羊。”当时,香港歌星陈美龄的《原野牧歌》正在内地流行。

这位老兄的嗓音可不咋着儿,又沙又哑,听得人很不舒服。几年来,一直没见他有长进。

还有一位是历史系的,水平比哲学系的那位可要高多了。这个同学住在三楼的顶头,每次走出宿舍就开始唱,唱的永远是那首《一剪梅》。

他有个习惯,一定要把整支歌唱完才回宿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句我最欣赏,音调很高,带着很舒服的颤音,给人余音袅袅之感。单就这句而论,丝毫不比张明敏唱得差。

这位老兄后来也分到了北京。前几年,当了某部委的领导,开会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说起这段趣事,他挠着后脑勺愣是不承认。

毕业快四十年了,同宿舍的这帮兄弟们都过得咋样?前几天,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不清楚的,又问了一下供职于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的王兄。作为一位知名教授,至今他已带出博士硕士83名。

同宿舍8个人,后来7个念了博士。有几位已在业界大名鼎鼎。

那位没有念博士的同学,毕业后和袁隆平在同一个单位,也成了知名的农业专家。和袁隆平不同的是,他没有研究水稻,而是专门研究茶叶。他早已是正高职称,出版科技专著5部,多次获得省科技进步奖,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记功奖励4次。

这么看来,我们宿舍的8个人,8个全是正高职称。

由于时间久远,我们住的那间宿舍是多少号?我记不清了。写这篇文章时,特意打电话问了一下广西师范大学的那位王兄,亏得他还记得:是6舍3楼329号。

兰州大学,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教学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要想大家“爱”读书,还有一个因素万万不能忽视:写书的人、出书的人,有责任、有义务生产出好“产品”。

如果你写的书、出的书,大家都不愿意读,那就需要反思了。

如果你要刻意糊弄人,轻一点说,是缺德,重一点说,简直就是犯罪了。《宋史���选举志二》有这么一句话:“是非颠倒愈甚,时谓之缪种流传。”

一次研讨会上,听一位大学校长讲,他们学校一位教授,一年出了十多本书,而且是那种每本超过20万字的大开本。

互联网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让写作变得容易起来。这为投机取巧提供了便利。

学校现在的考核制度也有问题:评职称,必须发多少论文,出多少专著。还分了哪些是核心,哪些是权威。

心思都花在粗制滥造论文、专著上,哪还有时间潜心读书、做学问?

听朋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单位在一家宾馆开年会,有位同事出了本文集,挨个房间给大家送。会议结束后,他送出的43本书,有29本被保洁员清理房间时又送回了会务组。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件尴尬事:十多年前,某部委一位相熟的领导到我工作的城市搞调研。我去看他时,恰巧省里某厅局一位干部也来拜会。这位干部用蛇皮袋拎了一大袋书,薄的厚的足足有二十几种,全是自己写的。

部委的领导说,自己还要去其他几个城市调研,就挑一本吧。他挑了一本最薄的。怕客人面子下不来,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也都多选几本吧。”

工作人员都推说行李太多,每个人只选了一本最薄的。我还算是顾大局,把剩下的书全拎了回来。

我把这些书,摆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意在时时提醒自己……

此生,怎样才能不生产打脸的文字?那就必须大量读书,读好书。

今天又是一个双休日。我泡上一杯清茶,拿出了一本可心的书……一个上午,就这样在书香中悠然度过。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说自己一生最惬意的有两件事:看书与旅行。

不久前,有网友在微博上问他,年轻时是否也像自己一般时常焦虑苦恼?

蔡澜这样回答:“我看书,所以我走了过来。”

(甲辰年中秋于北京珠市口光明半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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