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全家福,是离散家常,也是时代背景。
廖益盛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发生在十二年前。那一年,他辞去工作,拿着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干了一年摄影助理攒下的一万块钱,沿着318川藏线,开启了骑行之旅。
“有一天廖先生累了,疲惫了戴着面具生活的日子,怕有一天失去自我,变成地铁里的行尸走肉。于是他出走了,离开了城市的牢笼。漫无目的地走,经过山川、河流、高原、草原、峡谷、沙漠……远离工业文明……”
如今再去翻看2012年写下的日志,廖益盛多少有些感慨,他调侃“或许自己再也写不出这么好的文字了”,那是恣意飞扬的年纪最直白的感受。骑行三个月,廖益盛到了西藏,随后又去了内蒙古。绝美的风景,有趣的陌生人,一路上的奇遇都被廖益盛用照相机一一记录下来。
对于廖益盛来说,照片是追寻回忆最直接的方式。时隔十二年后,他再次出走了。只是这一次,照片的主角不再是美景,也不再是承载着廖益盛本人的青春回忆录。他把在上海的摄影棚搬进了村,将镜头对准家乡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的人们,用一张张全家福记录着他们在时代浪潮下平凡却又闪闪发光的日子。
守着那个村子
廖益盛的老家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河秋村,2007年去河南商丘上大学后,廖益盛就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样,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时针拨回到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打工热潮涌动全国的时候,河秋村的老乡们和来自全国各地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一样,陆陆续续地去了广东这个被视作“遍地黄金”的地方打工,期待着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实现心中的财富梦。在外打拼的日子里,家乡变成了他乡,很多人一年只回来一次,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所以过年那几天是村子里人最多,也最热闹的时候,短暂的喧嚣后又会迎来长达一年的沉寂,直至下一个春节的到来。
这几年,廖益盛明显察觉到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在他小时候,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而今却只剩下三户,其中就包括廖益盛的父母。离开村子的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因为搬家,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死亡。
村子里熟悉面孔的减少,让廖益盛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或许自己与有些人的相遇要等很久,或许在不经意间自己已经见了某些人最后一面,甚至在慌乱中廖益盛想到了父母离世的那一天。
如果离别是常态,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当下呢?“免费给村子里的人拍全家福”的想法就这样在廖益盛的脑海中诞生了。
老家的宗祠。
一同被廖益盛纳入全家福计划的,还有老家的祠堂。对于廖益盛来说,渐渐淡出自己生活的,不仅仅是儿时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还有那些承载着血缘亲情,见证岁月变迁的老房子。这几年,由于村里的人逐渐向外搬离,很多空置的老房子都将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一直以来,廖益盛都对老房子有种偏爱。在他的眼里,老房子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斑驳的墙壁和残缺的窗棂上处处都有岁月的痕迹,即便不曾亲身经历某个时期,也能透过这些痕迹猜想出已逝岁月里的故事。因而,每当看到那些守在角落里孤零零的老房子时,廖益盛打心底里觉得惋惜。
廖益盛的手机相册里至今还留存着家中最古老的门头,那是昔日他随父亲的大家族住在围屋时亲手参与制作的。泥土压制成砖头,一块块垒成大门,木头从山上运下来,一根根做成支撑房屋的大梁。围屋外层坚硬厚实的墙壁将一个大家族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围墙内承载着“一个家”,上演着属于父辈们平淡却温馨的日子。直到去年,廖益盛的叔叔及堂哥一家搬离村子,廖益盛一家在村子里再无直系亲属。
早些时候,廖益盛实在不理解父母的固执。
廖益盛的老家是个以脐橙闻名的地方。在他的记忆里,家家户户都会包山头种脐橙,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廖益盛联合哥哥开始“插手”种脐橙这件事。劝说,做思想工作,每个月按时给生活费,兄弟俩打心底里想让辛劳了半辈子的父母从山沟里走出来,享享清福。可不管怎么努力,父母就是不愿意离开村子。唯一的成效是2019年母亲在软磨硬泡下,去哥哥在江苏昆山的家中住了两年,之后便再也不肯离开家乡。
一年到头的辛劳,去掉成本后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廖益盛不明白父母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脐橙树,守着那个村子。
时至今日,那些曾经不被理解的固执在此刻有了意义。有人选择离开,就有人愿意留下。落叶归根,于父母而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就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平日里甘愿忍受寂寞也要守着的地方。
在江西,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祠堂。小时候,祠堂是廖益盛和村里的孩子们玩捉迷藏时常去的地方。可玩归玩,在廖益盛心里,祠堂是个神圣的地方。
村里办大席的场景。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杀鸡、杀鸭,准备供品去祠堂祭拜祖先。廖益盛村里的祠堂年代久远,不像一些新修建的祠堂,老祠堂里没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只在屋子的最里边有一个简易的香炉,香炉两旁贴着对联。即便如此,家家户户还是会虔诚地跪拜,廖益盛称其为“是在心里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传统,廖益盛不知道还能传承多久,甚至他觉得能从父辈传到他这一代就很不容易了。常年在上海打拼的他做不到像父亲那样逢年过节专程去祠堂祭拜,也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对照着族谱,在清明节时骑着摩托车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去祭祖。
祠堂,是整个村子的“根”,那里承载着的是曾经生活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的祖祖辈辈。祠堂在,村子就在,这也是廖益盛把祠堂纳入全家福拍摄计划的重要原因。
廖益盛不想做传统形式上的全家福,他不想像照相馆里那样,以单调的幕布做背景,呆板地把一家人框在取景框里,拍下浮于表面的一张照片。于是,他把跨越一千多公里,从上海带回来的摄影器材搬到了祠堂前,以祠堂为背景搭建起摄影棚。
“在这里拍照就相当于是跟祖祖辈辈拍照。”对廖益盛来说,在创造回忆这件事上,记录人和记录物同样重要,这是他回乡拍摄全家福时做出的第一次尝试。
河南省济源市屈西村的一家5口,丈夫是电工,妻子是缝纫师,在本村鞋类加工厂上班。大女儿本科毕业已工作,儿子和二女儿均为在读研究生。
爱美时装店
其实,在江西老家拍摄的全家福并没有让廖益盛感到满意。
尽管他打破了照相馆里传统的全家福拍摄方式,实现了人与生活环境的真实记录,但最后的成片还是让廖益盛觉得有些单调:“我希望照片是信息量很大的,是有故事性的,能打动人的,让自己若干年后再看是难忘的。”
于是,廖益盛驱车北上,来到河南省济源市屈西村,那是妻子的家乡。在这里,廖益盛做出全家福拍摄计划中的第二次尝试。
如果不是廖益盛偶然间发现岳母常小粉放在屋顶用来挡雨的牌匾,年近六十岁的常小粉都快忘记那个尘封在记忆里的裁缝店了。那是她与丈夫贺建军共同经营的第一个店铺,也是他们自1995年结婚后一起打拼过的日子。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不久,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个体摊位,卖大碗茶的,开小饭馆的,修自行车的,经营蔬菜水果的……时代洪流下,这些象征着机遇与希望的个体工商户应运而生,从简易的摊位到繁华的商街,从单一的经营到多元的发展,他们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商海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从1980年到1995年间,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从450万户增加到2000万户,占当时所有企业总数的95%以上。来自农村的常小粉和贺建军的裁缝店成为这2000万户中的一员。
起初,裁缝铺是开在济源市郊区,夫妻俩与别人搭伙做买卖。别人出钱付店铺租金,常小粉和贺建军负责出技术。18岁那年,常小粉便开始接触裁缝行业,从村里开办的裁缝班学基础做工,到后来去郑州学服装设计,中山装、毛呢、裙子、西装……裁缝成了常小粉的一门手艺,而她也把这个本领教给了贺建军。
贺建军、贺父、贺母、贺女、贺外孙女、常小粉。
搭伙的生意没做多久,济源市区的槐仙商场开业了,常小粉和贺建军合计了一下,决定自己开一间裁缝店。就这样,夫妻俩在商场里租下一间30平方米的店铺,裁剪的大案板、一台锁边机、一台蒸汽挂烫机、三台缝纫机。其中一台缝纫机是常小粉结婚时带来的嫁妆,剩下的两台则是分别从婆家和娘家拼凑而来的。小本生意,重在精简,店铺不大,却满载着一对年轻夫妻的希望。
那时还没有铝合金的招牌,常小粉特意找了木工,制了一块厚实的牌匾,又请人在牌匾上写下了店铺的名字。不同于搭伙开店时简简单单写着“裁缝铺”三个字的门牌,这一次常小粉给门店想了个好听的名字,“人人都爱美,所以就叫爱美时装店”!
可惜,爱美时装店的“寿命”只有六年。2001年,贺建军的母亲做了腰部手术,卧床在家需要人照顾,夫妻俩百般无奈下把店铺盘了出去,从市区回了村。被常小粉一同带回家的除了店里的缝纫机,还有那块牌匾。当初在店铺门口挂招牌时的兴奋,并不能弥补摘下牌匾那一刻的不甘与失落,至此缝纫机被常小粉盖上塑料薄膜堆放在厢房,牌匾也被拿去房顶遮雨。
日子还要继续,只是这一次变成常小粉追随着贺建军的脚步。爱美时装店歇业两年后,正逢济源市医药公司招人,贺建军之前读过卫校刚好符合标准。彼时医药公司在各个镇上都设有药店,顺利考取执业药师证之后,贺建军在梨林镇的药店里当起了医师,一干就是24年。常小粉在这家药店做店员时,镇上只有两家药店,后来演变成八九家。店里不再需要人手时,常小粉又想起多年前无奈下中止的那个时装店。
像是下定决心一般,常小粉离开了药店。“家里人都说我这辈子是做生意的命,我就喜欢做生意,不甘心在家。不管挣钱多与少,我觉得挺好。”常小粉又做回老本行,她在家里搭建起厂房,开了个鞋业加工厂,专门做鞋帮加工,再次和缝纫机打起了交道。
现在的常小粉已经是个小老板了,她负责接单,之后再把单子分给厂里的工人。值得一提的是,常小粉厂里的员工都是女人,她们都是留守在村的家庭妇女。
家里开设厂房后,常小粉的婆婆负责起给工人做饭的任务,午饭和晚饭,一天管两顿。忙活完还有空闲的时间,常小粉的婆婆便去村里的豫剧队找自己的老伴。常小粉的婆婆不仅是村里的卫生员,也是村豫剧队道具组的成员。常小粉的公公更是身兼数职,年轻时在医药公司上班,业余时便在村豫剧队里拉板胡。因为精通一点周易,村里的红事白事都会请老爷子算算日子。
在此之前,廖益盛选取了中原地区标志性的麦田作为在河南拍摄全家福的场地,可对于如何丰富画面信息却始终没有想法,直到了解常小粉一家的职业后,一个灵感诞生了:不仅要拍景拍人,还要把他们的职业也拍进去!
于是,尘封在厢房里的缝纫机重见天日,挡雨的牌匾被搬进麦田,代表医生身份的白大褂穿在身上,罗盘、板胡也捧在了手里。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变化的,你从一个样子变成另一种样子,这就是成长。你的一生不会只有一种职业,记录下来日后才能回忆起当时自己的样子。”
对于廖益盛来说,老物件就是日子。尘封一段经历,见证一个时代的打拼,抑或是对逝去年华的追忆,这些都是寻常的日子。
河南济源市安村的村大队门口,身后是他们的村庄,旁边是本村唯一一辆公交车,一家4口父亲是轧钢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个儿子是3年级小学生。
难得相聚
事实上,对于拍全家福这件事,廖益盛一直有个遗憾。
以前在农村,拍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廖益盛的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几次拍照是小学、初中毕业时,学校组织同学们拍的毕业照。村子里没有照相馆,想拍照要么专程去一趟镇里,要么等着谁家办喜事请摄影师来村里时捎带着拍上一张。
有一次,村里刚好来了个摄影师。先付定金,照片洗好后再由摄影师送过来,前前后后要等一个月。这对村里的人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而廖益盛偏偏没有抓住。因为一些小事和父母耍脾气,拍全家福时廖益盛赌气跑开了,那时年幼的他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直到长大后才明白那次赌气带来的是永远的遗憾。
那张少了廖益盛的全家福,拍摄于他上小学的时候,此后十多年间,一家人再也没能拍一张新的。直到大学时学了摄影专业,廖益盛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全家人合影,试图弥补曾经的遗憾,可他再也回不到儿时,也没办法补拍那张并不齐全的全家福。
有些遗憾可以弥补,而有些遗憾永远都是遗憾。一直到今天,父亲在世时亲笔写下的家书依然被常小粉和兄弟姐妹们视若珍宝般保存着。常小粉有八个兄弟姐妹,除了自幼过继给别人、去了西安的三哥,便只有她和两个姐姐留在了当地,聚少离多一直都是家中的常态。
1969年,大哥离家去河南新乡当兵时,常小粉只有三岁。在部队的九年时间里,大哥回家的次数很少,直到退伍后大哥留在隔壁村做了村书记,兄妹俩的联系才多了起来。
而常小粉的四哥和小弟,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包括内陆和边疆在内的各省(区、市)工、农、医、师范和综合性大学兴建,分别于1980年和1995年去了河南焦作和新乡上大学。二哥则选择去平顶山市务工。
在那个拍照和团聚实属不易、手机通讯尚未发达的年代,一封封家书成为父亲对漂泊在外的儿女们最直接的牵挂。在信里,父亲亲昵地叫着“孩儿”,开头的几句话每每都是诉说着想念,这份挂念一直持续到1982年父亲离世。
父亲的葬礼,是兄弟姐妹们难得聚齐的时候,而直到父亲去世,一家人也未曾拍下一张完整的全家福,这成为常小粉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
直至今日再翻看父亲的书信,常小粉还是止不住地掉眼泪。见字如面,这是父亲留给常小粉的念想,没能与父亲留下合照的遗憾在一次次读信中得到安慰,每读一次信都仿佛又见了父亲一面。
在常小粉的家庭相册里,老照片很少,大多数照片都是近十几年拍摄的,其中保存时间最久的是1988年丈夫贺建军在卫校毕业时拍的毕业照。对于夫妻俩来说,这些随他们四处奔波后仍“幸存”下来的老照片弥足珍贵。
90年代,正值村里房屋拆迁,贺建军和常小粉前前后后共搬了三次家。在那时,相册并不常见,一家人的照片都被集中放在一个玻璃相框里。从土房搬到亲戚家借住,等楼房盖好后再搬回去,夫妻俩连同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四处辗转,很多老照片在搬家途中不小心遗失了。遗失的照片也成为遗憾,纵使贺建军和常小粉心疼不已,可丢了的照片再也找不回来。
“小时候想拍照,家里穷,人凑到一起了没有钱。现在有钱有条件了,人凑不到一块儿,都忙,没时间。”贺建军嘴上轻描淡写,可还是找机会带着常小粉补拍了结婚照。
补拍结婚照这件事是有点戏剧性的。起初贺建军和常小粉是被照相馆里“免费拍全家福”的活动吸引,抱着不拍白不拍的心态,一家三口冒着大雨去了照相馆。到了之后才发现,除了拍全家福外,还可以拍结婚照,原本想着借免费的机会拍一张全家福的计划彻底被打乱,贺建军和常小粉不仅拍了唐装、婚纱,还学着年轻人的样子,选了一张满意的合照做了个挂在墙上展示的相框。而这些超出全家福的部分,都需要额外收费。
回想起拍结婚照的那天,常小粉的脸上依然难掩兴奋,她反复地用“可好可高兴”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常小粉始终记得,当她化好妆,穿着礼服从试衣间里走出来时,贺建军眼里流露出的惊讶与欣赏,继而打趣地跟女儿说:“这还是你妈吗?咋变了个样?我都不敢认了!”
那是常小粉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化着精致的妆容、穿戴正式地拍照,是她迄今为止最漂亮的一天。
在河南济源屈西村的拍摄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夜幕降临,围观的村民四散而去,廖益盛开着照明灯,一件件收拾着架在麦田上的摄影器材。他没觉得累,他说他感受到更多的是成就感。不同于平日里为客户服务的商业拍摄,这种成就感是为自己、为内心真实想法付出后的喜悦。
“砰”的一声,远处不知是谁家燃起了烟花,星星点点,缀满原本漆黑一片的夜空,像是在庆祝此次全家福拍摄计划的成功。那一刻,廖益盛只觉得很梦幻,下意识又举起了相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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