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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
离开家乡并不是一个逃离和迷失的过程,
而是有一种向往的庄严。
对我来说,离开家乡并不是一个逃离和迷失的过程,而是有一种向往的庄严。
我所说的家乡是我的出生地,一个叫张林村而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冯家园子的地方。冯家园子是老312国道旁的一个候车点。
母亲以瘦弱之躯扛着一家七口人的念想。为了让四个子女离开她老念叨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到浇水愁死人”的地方,她比其他人更多付出了一份辛苦。她的目标很现实,就是让子女做一个“城里人”,改换身份。至于子女进了城干什么,她不在意,只要有份工作,有口饭吃,她就心满意足了。对于我看书的爱好,她并不支持,她朴素地认为我看的都是闲书,会耽误考学的。当我的一个远方堂叔把一套《红楼梦》借给我时,她表示出了愤慨,差点把堂叔骂出门去。那时我还没转入凉州城去上学。春夏秋三季,我的任务是放学后铲猪草、割羊草,冬天,是拾羊粪。我干得比较尽心,是为了怀里揣着的那本书。说实话,我对《红楼梦》最早的认知来自于越剧电影《红楼梦》。书中的许多字,不认识,而当时《新华字典》又是奢侈品,全小学只有一本。家里是不会给我买的。不知哪只羊,有一天在我放下草筐去追鸟时,撕吃了其中的两页。当堂叔来取书时,我将四卷本的《红楼梦》包好交付了他。若干年后,当我有文章发表后,堂叔有一天来,说吃了《红楼梦》的人,应该有此作为,要不然愧对那两页《红楼梦》。
我对凉州城的印象,源于我的爷爷。爷爷对做庄稼活是没兴趣的。解放前,他浪迹于凉州城。扛过煤口袋,帮过厨,看守过马神庙,甚至跟人走过镖。他的“穷大方”,或是一种“侠”气,赢得了一个“李二爷”的尊称。奶奶去世得早,我没见过。爷爷的经历我曾找多人寻问过,大多属实。这些经历,在冬日的雪夜里,爷爷讲给了我。在四面漏风的屋中,躺在下身烫上身凉的土炕上,爷爷讲的凉州遥远而贴近。四大街、八小巷、三十六个蹑蹑巷,东门楼子、西门楼子、二十四个城门楼子,比雪还执着,飘在我童年的天空里。爷爷讲的故事没有固定的顺序,他想到哪里便讲到哪里,较有印象的被我写进了小说,譬如“顶饷”“麦饭”。这两项,爷爷讲得细节满满,好像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还掀开衣领,让我看他锁骨上的伤疤。
爷爷还有一项“杀猪”的手艺。每逢人家过事,都要来请“李二爷”。爷爷力气大,青年时曾和人打赌,把一个石磙子架在了一棵树上,赢了一头小牛,后在跟人“摇碗子”时输去,让他的弟弟、我的小爷爷记恨了一辈子。杀猪不给工钱,只给一个猪尾巴和一块汗腺肉。遇到大方的人家,爷爷会守规则。若遇小气得过头的人家,爷爷会剜大猪尾巴的部位,让主家哭笑不得。每见爷爷提着褡裢回家,我家总会来几个“蹭香的”。爷爷又豪爽,宁可自家人少吃,也要让来人多吃。母亲哭天抹泪,也枉然。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很压抑。爷爷则一甩手,去了姑妈家。
我爱好文学的出发地,是那个叫冯家园子的村庄。在雨天和雪夜里的故事,让我排了队,一一放置进了小说中。爷爷活了八十有三,无疾而终。
二
我的生命里没有流动的大河,因为我的出生地只有季节河。在浇灌农田时,河里才会有或大或小的水。这些水有相当高的地位,没有人对它不敬。每遇河里有水时,有人不说水来了,总说“爷来了”。轮灌水一过,河底便干涸,一丁点的水意都不留存。所以,只有河水汹涌时,母亲才会露出笑脸。海啊,江啊,洪水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遥远的存在。
上初中时,母亲托了人,让我进了城里的学校,先借住在二姨妈家,后住校。在母亲的愿望中,进城上学,离公家人、城里人的距离就近了。
雪落在凉州城里是什么状态,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凉州城的格局是阔大的,毕竟,她在某一段时期,曾成为五个小朝廷的都城。尽管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大凉无法扛起改朝换代的宏举,至少,历史给了凉州浓墨重彩的几笔,让凉州成为史家笔下屡屡被提及的地方。“凉州词”写的并非完全是凉州,但她的音乐属性、地理意义和文学价值,却让凉州不停地走进人的梦幻中。王维、高适、李益、岑参等诗人,或当幕僚,或仗剑慨歌,让凉州在历史中熠熠生辉。凉州,极具气象,不仅影响了历代的诗人们,还作为一种意象和符号进入了当代凉州籍作家的作品中。徐兆寿的凉州系列,叶舟的《凉州十八拍》,雪漠的《凉州词》,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我的“塞上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里面也融入了不少凉州的历史、习俗、掌故。人们往往惊异于这些故事的“奇异”,曾有诸多评论家、读者问过我“紧皮手”“义马”“斑蝥”是否为杜撰,我则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凉州的,也本该是凉州的,不是想象的。
还是回到我的中学阶段。文学的种子在悄然发芽。一个农村孩子,带着家人的希望,一切得从头开始。我上中学时的凉州,已不再是历史记载中的凉州。四大城门楼子,二十四个城门楼子,仅存原南城门楼的几段城墙,连“残缺美”都无法看到,但小巷的古风犹存。那时的课量不重,作业也不多,给了我大量的时间,使我用不成熟的眼光羞答答地“找寻”我爷爷讲述的凉州。
譬如河西清凉池,曾是民国军阀马步青与部下洗浴玩乐的地方。当时我的一个马姓同学的父亲在商业局工作,他家就住在原河西清凉池的二楼上,曲径通幽,屋内光线昏暗,充满着一种暧昧的气息。那时不懂这个词,只觉得此楼神秘。一楼是照相馆,我们学生证上的照片都是在这里照的。姨妈家人不多,我的一项固定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到离住所几百米的机井去挑水。挑水得排队,水桶在一个一个前移,人们则在谈论着家国大事。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人们有憧憬,也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每个月,我都到规定的粮站去买供应粮。我至今对几个商铺的位置和名字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还要阶段性地排队买豆腐、打酱油、买醋。记忆最深刻的是去凭供应本买肉,每月定量2斤。这个差事不好玩,凌晨4点就得去排队。肉铺开门到8点,几扇肉挂在铁钩上,威势赫赫。卖肉的身穿蓝大褂,吆五喝六。轮到跟前时,卖肉的师傅一下刀,我就紧张万分,唯恐他把带骨肉剁给我。万幸,我每次买肉都会买到没骨头的肥肉。姨妈看到带膘的肉,老夸我会买肉。肉切成小丁,在铁锅中炒好,用瓷坛装了,遇到来客人时,才会挖出一小勺调在锅中,香气四溢,客人高兴,我们也高兴,终于能吃到肉饭了。
凉州老民居墙上的石头都已生锈。“石头垒墙墙不倒,半夜爬墙狗不咬,姑娘跑了娘不找”的口传,曾是那么地令我费解。若干年后,当我从史册上一点一点抠出原来的滋味时,凉州的根脉开始在我心田里逐渐开花、结果。夜里,麦子们在风中喧哗,往往令我浮想联翩。浮想联翩,这个在初中时一直被让造句的成语,确实承载了我的想象。每当盯住了某一个历史细部,我就“百感交集”。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崇尚“成语”的时代。谁记的成语多,谁就赢得的目光多。这些我拼命记着的成语,在后来的写作中,为了忘记或找到新鲜的语句替代,曾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每在写作时,一旦跳出成语,我就马上停笔。若无法替代,我便会选择另外的一种表述。
让凉州能重新焕发其“活力”,该是多么富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把历史放置在故事后面,让故事替凉州代言,而不是空洞地叙述,让所有的细节都能生动展示,而不是闷闷不乐地胡乱跑动,我一直在努力。
三
麦子替村庄直起了腰,作品让作家直起了腰。生活,却永远在弯腰前行。
八年教师,八年记者,而后一直在文联工作,虽然履历表填起来简单,但职业不是生活的全部。学会生活,才不会灰头土脸。
我曾教书的学校傍山。那个时期,乡村人口相对集中,农村学生基数较大,一般乡镇中学都有一千人左右。一旦夜幕降临,亮灯的房间,只是值班教师的。邻近乡镇的教师都回家了,他们被称为“半边户”。一关闭校门,寂寞就来临,半床书便与我相伴。费尔巴哈、黑格尔、尼采的哲学书籍,朱光潜、李泽厚等人的美术书籍,古今的诗歌集,中外的小说经典,我一本一本地苦读并抄录。遇到月圆时分,我便给值班的打声招呼,到学校不远的一个山洞里去读哲学书籍。蜡烛的光焰下,一个静坐的孤独者,默想着世界的精彩纷呈。后听学生说,他们老发现一个山洞里有光影,不知是什么鬼怪。遂作罢,改由晚饭后在田野里蹓跶。从一条叫“一干河”的河堤顺行,河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和庄稼。庄稼们不在意我的存在,我置身其中,闻着庄稼们的味道,思考着我该写的小说。投稿虽不多,却充满着期待。我永远感念迟子建大姐,尽管到现在仍未与她谋过面。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九月锄地》,经她作为责任编辑在三个月之内编发。那时,她还在《北方文学》工作。八年,从中学到小学,我承受着讥讽和赞扬,圆滑与淳朴。宿舍门前的大槐树,成为我最可亲的陪伴者。它见证着我的寂寞与充实,孤独与追求。鸡有鸡味,鱼有鱼味,树有树味,人凭口味。那些味道,往往在我小说中跳脱而出。
云一躺平,天就静了。生活的天空和文学的天空永远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离开学校,只是生活转了个弯,又走向另一种生活。
采访“林业英雄”、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右一)。
八年的报社工作经历,记者、编辑,为我推开了另一扇世界的大门。离开了苜蓿的天空,从能让石头开花的地方到诸事严守规则的单位,一切似乎要从头开始。报社为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增加副刊的版次,是我最为乐意做的事情。一份市级报纸,副刊从每月一版增加到四个版次,让更多的基层作者能亮相,这是我从业的报社的格局。武威市本土的许多作者从这里起步,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武威市原有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叫《红柳》。辉煌时期,荆歌、车前子等诸多名家均发过作品,在西北大享声誉,后因故停刊。1999年,我主持市作协工作后,和一帮热心人创办了《西凉文学》,“一无编辑,二无经费,三无办公场地”,全靠社会力量支撑。后得到政府支持,有了专门的经费,迄今仍无带编的编辑。这种“民办官助”的办刊模式,在全国市州也很少见,现已办刊达24年。一报一刊,聚拢了作者,“凉州本土作家群”在甘肃省受到较大的关注,与此密不可分。许多前辈作家老遗憾我因创办《西凉文学》耗时费神,耽误了过多的创作时间,但对我来说,这是此生做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其间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我却从没后悔过。这关乎到一个地方文学生态的问题。“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以文学的姿态游向文学的海洋,无异于鸟鸣打开了诗意的窗户。
“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从生活的日常走向文学的日常,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四
“水浅的地方的石头都被人摸过了。”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选择另一种方式过河》。基层作者,若无法“突围”自己固有的写作方式,会永远在别人的生活和作品中打转。“诗歌在无忧无虑,小说在轻描淡写,散文在阴阳怪气。”没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作家便永远会成为“坐家”。
两次赴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每每使我感恩不已。这倒并非给自己贴标签。一个创作者,只能靠作品说话。任何作品以外的事,热闹是热闹,毕竟少了底气。就像养花,若不懂花性并随意处之,养来养去就会只剩下花盆。“底蕴、底线、底色、底气、底牌”,这是基层创作者应该遵循的“五底”。
“把姑娘打扮好了再嫁出去。”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创作规则。我仍在用“手工”创作,这与其他无关,是习惯使然。别人怕写不快,我怕写不慢。别人怕写不长,我怕写不短。尽管文章不以长短论好坏,但我信守“果子不熟我不摇”的理念。一个万把字的短篇,有时从创作、修改、发表,要长达三年。一遍一遍地校改,最后一遍则朗读着修订,看气息是否顺畅。这是对一个创作者耐心与耐力的考验。
我原本要将“短篇小说创作进行到底”,因为许多前辈的殷切希望,被动地开始着手长篇的创作。为让我“就范”,关心我的师长们在“甘肃省长篇小说资助项目”设立后,督促我申报了选题。写什么?我打开了库存,选择能属于我的题材。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素材收集、寻迹历史、探访地方贤达的功课。凉州正史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我下大力气所做的事情之一。一个活着的由民众供养的土地爷“紧皮手”,一个被国家供养、死后转生为国效力的“义马”,一个生前玩乐、亦由国家供养、死后骨灰作为炮弹配料的“斑蝥”,一直在我的库存里。为完成选题,我将“紧皮手”“请”了出来,创作了《末代紧皮手》。上“鲁十一”(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时,我背着《末代紧皮手》的手稿。在鲁院学习的四个月里,我没回过一次家。在认真学习之余,我精心修改着《末代紧皮手》。书出版后,得到了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上“鲁二十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时,我背着《国家坐骑》的手稿,潜心校改此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出版后,经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的张罗,在陈晓明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在京的10余位著名评论家召开了研讨会。评论家们很惊疑此题材的独异,纷纷询问这个题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与虚构的,我向他们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凉州”,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创作《塞上曲》时,我连续推翻了几次构思,并将已写了8万字的手稿搁置。后以古调《塞上曲》的体例,分了上部和下部。上部叙述故事,下部展开细节,补正上部的故事。在冬天,乡下屋中的火炉旁,我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一段与自己较劲的过程。
书成稿后,我打印出来请邱华栋、施战军、刘醒龙、马步升、叶舟、郭燕、程国君、弋舟等老师“把诊”,他们都给予了温暖的鼓励。施战军老师对开头作了指导,嘱咐我重写。几百字的开头,我反复写了近一个月,施老师说可以了,才收笔。这样,《塞上曲》就有了两个开头,一个是《芳草》杂志版的,一个是敦煌文艺出版社版的。
写这三部长篇时,有老师怕我一直压着写,会消解长篇小说的张力,给我规定了至少30万的字数。我也曾力争想达到这个目标。《紧皮手》成稿后,被我删修到了24万多字。《国家坐骑》最后一稿,我删剔了3万多字。《塞上曲》被我一压再压,编辑老师说再压就不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了,才以近20万字作罢。
感谢鲁迅文学院,感谢《芳草》,感谢敦煌文艺出版社,让“塞上三部曲”一一面世。
五
“经过努力,想脱胎换骨做个城里人,梦想实现了。现在,想死心塌地地重回农村,再也做不到了。”这是我正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好大一块地》的主人公的慨叹。
如何重新抒写“山乡巨变”,这是一个课题。“文学以怎样的方式回到田野大地”,这需要重新认知。离开乡土的人,常常怀旧,将农村放置在“过去的田园”想象中。置身其中,乡土又成为逃离的对象。维系乡村原有的“构造系统”已发生了变化。“认养”与“亲近”,都得重新发现。在一个“手机就是农具,上网就是耕种”的时代,传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都在“过渡”中。对乡土文学抒写者来说,土就是命运本身。写乡土题材者都是土命,唯有“真正进入”,才能有“调适”的可能。近日读到孙禾《乡下的父亲》中的诗句,“我是乡下父亲一辈子长出来的城市”,竟而泪不能禁。
弟弟一家出国后,父母回到了家乡。对空置的老院,母亲总是念叨。2005年,我翻修了老院。原来想得也简单,因我父亲是单传,维护了老院,回乡上坟就有了歇脚的地方。后来的发展超过了预期。一有老院,“回乡”便成为可能。我不停地栽树育花,是想为老院增加点生机和情调。我知道母亲在这些方面是有想法的,她一辈子伺弄庄稼,觉得在空余地方种庄稼才是正理。树长大了,花繁盛了,母亲不得不认同。眼中的鲜花多了,母亲把护花、护树的责任扛了起来,我没回家的时候,就督促父亲浇水。父亲常常懈怠,老招致母亲的埋怨。有乡邻来要花苗,母亲总是乐哈哈地相送。她说爱花也是好事。母亲2012年10月猝然离世,享年68岁,留给了我无尽的伤悲。总想写篇文章纪念母亲,一下笔,泪便纵横,只得搁笔。
因我笔下总是出现“巴子营”的地名,许多读者以为我的出生地是巴子营。其实,这是虚拟的,意为“巴掌大的地方”。这是地理标签,与许多传言毫无关系。
“我要唱的歌迄今还未唱出,我每天都在调理琴弦。”2024年5月16日,我决然将手中书写的乡土题材放置。如何写出“不一样”的乡土,让土味呛人,我得重新入笔。
一有时间,我便回到“巴子营”。一陪八十多岁的父亲,二重读乡土经典,从胡安·鲁尔福到阿摩斯·奥兹,从周立波到柳青,时代的变迁需要从新的起点出发。一个乡土抒写者,不因放慢脚步就能体悟深刻的变化。但迈开脚步,总比“隔山望水”要看得清晰一些。
于是,凉州又站在了面前。再辉煌的历史,若不落在活生生的现实之上,就永远成为历史了。文学,就是落在现实之上的历史。
作者:李学辉
名家简介
李学辉,甘肃武威人,曾用笔名补丁。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现供职于武威市文联。出版长篇小说“塞上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中短篇小说集《月亮下蛋》《李学辉的小说》,随笔小品集《弹指拈花》《凉州食事》等。荣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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