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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镇中学的艺术疗愈课

  • 来源:农民日报
  • 编辑:王晓乾
  • 作者:陈艺娇
  • 2024-11-25 08:50:15

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人生的阴霾”,最终都要靠他们自己走出来。

宽敞明亮的舞蹈教室里,十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在文芳和几名老师的带领下分享着手中的“作品”——一张用杂志碎片拼成的“梦想板”。

文芳(中)带学生进行“梦想板”的分享交流。

大家席地而坐,你一言我一语,热闹的氛围在话筒传到一名戴着眼镜的女生手中时戛然而止。女生的眼眸低垂,看着面前地板的位置一言不发,教室里十几双眼睛盯着一颗小小的脑袋,安静等待着她的声音。

“林音,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文芳试图引导,一旁的心理老师高华给了她一个“禁止”的眼神,“没关系,我们可以课后再说。”她轻声说道,文芳心领神会,把话筒传到了下一个孩子手里。

在文县二中“艺术乡伴”项目的社团里,“不做强制性鼓励”是教学守则之一,“对于能量相对比较低的孩子来说,过高的能量输出只能让他们把自己藏起来,更难真实地向我们敞开。”

高华口中的这些孩子,正是项目团队此行的主要目的,从今年6月开始,由艺术家文芳、心理咨询师高华等组成的公益团体来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通过一系列艺术体验活动和课程,帮助提升青少年整体心理健康状态。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团队将每三个月进入学校开展一次活动,每次持续一周左右。

作为团体里唯一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老师,高华在团队中经常以“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存在,避免过程踏入某些误区;而作为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执行人,学当代艺术和摄影出身的文芳一直相信,“艺术是有疗愈作用的”,“在情绪释放的过程里,艺术可以成为我们纾解情绪和压力的好朋友。”

通过文县教育局的牵线搭桥,“艺术乡伴”项目的这一理念很快得到文县二中校长许伟的积极响应,对于这个公益项目的到来,许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与配合,因为学校很快意识到,“她们想做的正是自己需要的”。

看不见的角落

文县二中是许伟任职校长的第三个学校,以往十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让他对学生心理工作特别关注。近两年一次外出培训的机会,他看了一组关于“青少年学生情绪问题”的资料,里面的数字把他吓了一跳。“这个比例已经不小了,我们在平时教学里也有一些感受。”他说,“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的挑战反而没那么大,只要用心了就能适应,思想和心理上遇到的困难还是首要的。”

学校所在的碧口镇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也是“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沿白龙河顺流而下百公里左右,就能到达四川的广元市。在校生家庭中父母在外打工的比例超过七成,这让许伟更加感到一种紧迫性。

为了加强管理,他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组,保证每周有两位校领导和学生一起住到宿舍里,“24小时同吃同住,了解和感受孩子们的状态。”校内禁止携带手机,课后组织篮球比赛,每周在音乐教室放映一部电影,在他看来,“小镇中学”并不意味着守旧和闭塞,反而促使他用更开阔的思想指导教学工作。“我们出去学习的机会很多,也有不少渠道可以接触到各种名校的校长和老师,耳闻目睹他们的教育理念。”

“艺术乡伴”团队的到来,给了许伟“一面新的镜子”。6月中旬,“艺术乡伴”在文县二中第一堂课的主题是“垃圾中捡来的诗”,“就是让每个学生从校园里捡回一个打动自己的小东西,或者小垃圾,尽力去感受它,并为它写一首诗。”

文芳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大家就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圈分享自己的小诗。”许伟在一旁默默观察,有的学生捡回一只虫子,有的捡回一片树叶,有的是一块破旧的砖。他记得有一个平时非常寡言少语的男生写道,“风吹着叶子,感觉像我在挥手一样,看着叶子变成了红色的天。”一下子让在场所有老师赞叹不已。

许伟(右三)与学生一起上艺术课。

“我们发现了一些平时在孩子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下课之后,许伟要求“所有初中的班级都要来体验一次”,“我们要学,要让我们的老师也能在严厉之余,对学生多一些细腻的人文关怀和软性管理。”

对于团队来说,孩子们的表现同样给他们带来了震撼。项目里曾经从事幼教行业的老师闪闪发现,在捡东西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选择了一些废弃的东西,“他们会形容为被放弃、被抛弃、破烂这样的词语,但读到后面又表达出一种往上生长的力量来。”她说,“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被看到的。”

“被看到的”不仅仅是孩子的才华。随着课程往前推进,团队和学校商量,希望做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课程,以社团活动的形式提供给存在某些情绪问题或者心理困境的学生。因而在9月份第二次到访之前,团队为所有学生整理出一份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加入社团的意向和目的,再由高华根据问卷内容做一对一访谈,进一步确定适合参与课程的学生名单。

“不想给孩子一种‘被挑出去解决问题’的感觉,最好能给过来参加的学生一种‘我被选上’的欣喜。”想到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的心理负担,文芳和闪闪特意设计了一天的“集体游戏”,让来参与的孩子利用游戏间隙去完成访谈,同时其他人也有事可做,而不是“等着被逐一叫出去谈话”。

活动当天,文芳和闪闪在舞蹈教室带着几十名孩子玩得热火朝天,另一边,高华的“访谈室”却安静得仿佛能听见心跳。热烈的白炽灯下,一个个好奇又有些犹疑的身影探进房间,原定每人聊5分钟,一个上午做完30名学生的谈话,竟然一半都没有完成。“一些孩子不愿多说,或者就什么都说好,有的干脆坐着不开口。”高华说,“孩子在不熟悉的前提下,是很难信任你的,更不会对你讲让他们不舒服的真心话。”

即便如此,谈话仍然有所收获。有学生在被问及情绪状态时,只给自己打了半分,有的聊起“影响情绪的事情”时,忍不住伤心落泪,还有的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想远离父母”,声音极小却非常清晰。

不往深触碰

对学生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高华的工作思路更明确了一些,“和我之前预估的差不多,我们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向好的改变。”

从一开始,高华对于项目的理解就是相对冷静的。“其实我们不希望走得特别深,因为如果后续的专业心理干预不能及时跟上,就会有很多其他问题冒出来。这和一对一的专业心理咨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想到以前做心理团体项目的经历,她很明确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正因如此,团队在一开始就确定了“尽量不往深触碰,以正向资源挖掘为主”的方向,“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游戏类或创作类的事情,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期待。”她说,“如果在过程中真的触碰到了很深的心理痛点的部分,我们就停下来做一对一处理。”

正式上课第一天,专为“艺术乡伴”课堂开辟的舞蹈教室门口,十几个孩子扎在一堆,试探着往里看。文芳一边招呼大家进来,一边让每个人拿一张彩纸写上自己的名字。起初几个学生有些“蒙”,但看到老师们也在衣服上贴着写有名字的彩纸,也都纷纷依样照做。

而外人想不到的是,就“贴彩纸”这样一个小动作,背后却是整个团队第一次“磨合”的结果。文芳想快点把每个孩子对上号,就提出给参与活动的所有学生拍张照,借此记下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但高华总觉得“哪里不合适”,却一直没想到一个合适的解释。

最摸不到头绪的时候,文芳对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说出来,咱们的沟通就简单点。”高华马上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两个人才静下心讨论起来。

在整个项目推进的过程里,这种对待专业领域问题时的“小心翼翼”成为了团队的一种常态。也正是在这种“磨合”中,她们找到了互补的最佳方式,每次蹦出什么新想法,文芳总是第一时间询问高华的意见,“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高华也总是在课堂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默默地给她“打配合”。

在大家的印象里,文芳的热情和感性与高华的理性像两条交织的线,高华总是在一旁仔细倾听和观察着,时刻保持“警惕”的状态,而面对孩子们,文芳总是热情洋溢,课堂激情满满,带着某种属于“艺术家”的浪漫气质。

从艺术学院摄影系毕业后,文芳的关注点一直没有离开社会公益活动,自2009年参与“帮助宁夏西海固妇女用艺术脱贫致富”项目开始,她似乎有些“停不下来”,十几年间总有大大小小的公益组织和项目找到她,直到后来结婚生子,人生阅历慢慢增加,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让她想用公益的形式做点什么。

“我不是学‘艺术疗愈’的,但我自己有切身体会,艺术是可以帮助人们做出一些改变的。”项目第二次进校入组活动期间,她和老师们分享起自己2018年的一次经历。在那个被她自己称为“成年后最艰难的一年”里,她在一次学习雕塑的契机下认识了一个人体写生模特。“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姐,当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我就是强烈地感觉到,她看似平静的面庞里隐藏着巨大的伤痛。”作品快完成的时候,文芳找机会和她单独谈了心,才知道几个月以前,大姐的亲人意外离世。那个雕塑作品文芳做了很久,“但是就在用手指和泥巴无言地体会她隐痛的几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可以慢慢平静下来了。”

从那以后,她更坚信自己的想法。在一次特殊学校的心理公益活动里,她认识了“艺术疗愈”专业领域的心理咨询师高华,两人的理念不断交流、碰撞、重合,最终决定把这件事落地在需要她们的地方。

微小的快乐

以往,高华曾管理的公益组织也在城市里做过一些团体的“艺术疗愈”课,但把这种活动带到相对偏远的乡镇学校,文县的课堂是第一次。

项目成行以前,文芳心里也有很多“不确定”,她与高华各自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在这里真正落地?和孩子们的沟通对话能“接上轨”吗?在第一次进校活动时,文芳认识了一个叫顾铭的男生,这个经历让她逐渐打消了顾虑。

“第一天我们就拉着手做游戏,我发现他一直缩在角落里,紧张得直发抖,我就给他一遍遍地胡噜后背,过一会儿他才好点。”文芳回忆,课后她马上跟学校老师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才知道顾铭确诊过抑郁症,他的母亲也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再上课时,文芳会特别观察一下他的反应,一次课堂活动里,老师组织孩子们躺在地板上听音乐,让大家“感受音乐给人的安慰”,慢慢地,文芳感觉他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一样了”。

第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喜欢摄影的顾铭主动加了文芳的微信。隔段时间,顾铭就会跟她分享自己拍的东西,有时候是街边的一丛花,有的是夜色下的建筑物,有次连续几天下雨,路面上积了一片晶莹的水坑,他拍了水坑里的落叶给文芳看,“那些小叶子好像黄色的小鱼”,他写道,文芳回给他,“你的敏感和忧郁看上去好像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但它同时会使你比大多数人更具有艺术的表达欲望和能力……所以请珍惜和善用生命给你的礼物吧。”

这种围绕“生活细节”创作的引导,在社团的课堂里还有很多。比如随意在一本时尚杂志里剪下自己喜欢的图片,拼一张“梦想板”;用彩泥在纸上塑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桥,或者捏一个球当做“烦恼”狠狠甩在地上……在周围人看来,这个项目中艺术疗愈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就是带领孩子们发现生活中很多“微小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在当下孩子的世界里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

学生课后参与体育活动。

“以前的孩子给一个铁环,或者一个陀螺,他们就能玩一假期,现在的孩子好像除了手机其他都不会玩了,日常生活很难带给他们兴趣的刺激。”对于这些变化,许伟深有感触。

在“带着孩子玩”这件事上,闪闪是最受欢迎的。这个总是眉眼弯弯,说话像个大喇叭的年轻姑娘一出现,学生就会凑过来,在她周围说笑个不停,“其实孩子的天性就是很纯粹,又很天马行空的,我们成人的感受力很多时候都是远远不如他们的。”

29岁的闪闪出生于河南的农村,从小到大,她看多了身边留守家庭孩子的生活状况,“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当老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儿。”从一所职业高中的幼师专业毕业后,她先后进过两所乡村幼儿园任职,随后很快陷入了一种“非常绝望和无力”的情绪里。

“那个时候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挺严重的,基本上都是在学识字和算数,给我们的考核标准也是分数,达不到就会被扣工资。”那个时候,闪闪的工资是全园最低的,同事也大多不愿意和她搭班。在别的老师想着怎么能多讲一道题的时候,她会在孩子算术题写完之后,拿出一沓画纸让他们自由地“创作”,会在下雨天带他们去户外听一听雨滴打落的声音,会让他们观察一只壁虎是怎么爬在墙上,而这些在当时的环境里都是不被鼓励的。

离开幼儿园之后,闪闪有段时间“挺迷茫的”,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面做些“网课制作”兼职的活儿,一边参加了一个线上摄影共创的微信群。2021年,她在群里认识了当时组织这个摄影公益项目的文芳,两人不仅说话投机,在做公益的想法上也特别合拍。很快,她们尝试做了第一个公益艺术项目,为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教摄影。到了做“艺术乡伴”的时候,这个小团队已经合作三年了。

在这个过程里她们发现,治愈孩子的过程何尝不是一场“自我治愈”。因为平时团队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闪闪还记得,在团队第二次来到文县,她们在机场门口相聚的画面,她高兴得直接搂着文芳转圈,“咱们的好日子又来了。”快乐的气氛在重逢时刻到达了顶点。而就在前一天,顾铭给文芳发了一张洒满阳光的照片,他说:“老师,期待你来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我爱我的样子

刚开始带顾铭拍照的时候,文芳发现,这个腼腆又有些忧郁的男孩子“挺有天赋”,“你看,还有点暗黑的风格,我挺喜欢。”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顾铭的拍摄风格有些变了,更愿意拍“有光线”的东西,色彩也开始柔和温暖了起来。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引导。有些老师说,孩子的作品是不是风格更阳光开朗点比较好?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她说,“允许表达负能量,是我所理解的正能量。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但即便如此,在第二次活动的短短5天时间里,老师们还是发现了很多孩子的变化。有些孩子说话更大声了,有些一开始不善言辞,后面几节课却能对着作品滔滔不绝,几个原先在课堂上打打闹闹的男生,也能用一个小时趴在地上安静地做一个泥塑了,“他们都在更勇敢地表达自己。”

泥塑课上,高华给大家规定的主题是“桥”,桥的样式和两边的东西都可以任意发挥。“桥的本身具有象征的意涵,‘此岸’和‘对岸’分别代表了过去、现在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概念。”在这个小小的心理游戏中,一个女孩用格外鲜艳的色彩在“对岸”捏了一个大大的火锅。“因为我妈妈是四川人,她现在去别的地方打工了,我很想她。”

海报剪贴课上,一个跟着奶奶生活,在家里总是因为弟弟被忽视的女生,在老师准备的几十本杂志里选了一张“女拳击手”的图片贴在上面,画中的女孩压着低低的帽子,举着大大的粉红色的拳击手套。“我觉得女生也应该很有力量,敢于对抗一些东西。”围坐分享的时候,女生举着话筒认真地说。

“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投射,源自于他们心里最真实的需求和渴望。”在她看来,这些课堂不需要给他们灌输什么,把他们原有的自我力量“点燃”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有些‘谈心理色变’,有些家长或者老师一怀疑哪个孩子有心理问题了,马上说话口气也变了,态度也敏感了,其实这样更不好,给孩子一种‘我有问题’的暗示。”许伟认为,处理孩子的心理问题“一定要有个合适的尺度”,很多事情还要“默默去做”。

在课程结束时,文芳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段话这样说道,“在这注定无法一帆风顺的人生中,我们相信谁都无法只是为了他人的要求和梦想活着,哪怕是你的父母、爱人或是儿女。要是想在每一次失败的时候都能有力量爬起来,是要有一个理由的——就是那条崎岖的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从“看见”到“点燃”再到逐渐“被治愈”,文芳一直相信,“自我”是有强大力量的,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人生的阴霾”,最终都要靠他们自己走出来。作为一个“人生的过来人”,她希望做一个目送者,看着这些孩子“奔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在那堂艺术课后,她打开林音的作品,几张色彩明艳奔放的图片下面写着短短几个字,“我爱我的样子”。

文芳觉得这个目标是有希望的。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学生均为化名,为保护未成年人,图片部分区域已经过特殊处理)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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