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贵州省人大农委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贵州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培训班，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河南学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

本次培训班，专家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这一主题，以《先导区先行：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路径的河南探索与贵州启示》为题，向贵州省近70名领导干部讲授以“先导区”为抓手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路径的河南探索，并结合贵州实际，梳理河南经验对贵州乡村振兴，尤其是“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启示。

贵州，为什么要学河南“先导区”？

贵州学河南，为什么是“先导区”？

5月10日，贵州省人大农委在郑州市主办的培训班，不是一次简单的外出“观摩取经”，也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学习调研，而是一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路径选择的深度互鉴。

参加培训的贵州省人大近70名领导干部中，不少人来自“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一线，深知乡村工作的复杂、琐碎、艰难，也更加敏锐地察觉到一个改革的分量正在快速提升——“先导区”。

这次在郑州，贵州代表团在政策、理论、机制和路径层面，与河南展开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专家讲座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先导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工具？它能不能从中原走向高原？它对“四在农家”有什么现实价值？它是不是贵州乡村振兴下一步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回顾这次考察的背景：贵州为什么学河南？为什么要学“先导区”？

过去几年，贵州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也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组合拳”。

从产业扶贫到农文旅融合，从“美丽乡村”到“四在农家·和美乡村”，从脱贫攻坚到推进全面乡村振兴，贵州步履不停。

特别是在“四在农家·和美乡村”新阶段，贵州进一步明确了要将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协同推进，探索一条符合贵州省情的“山地乡村现代化”路径。

方向对了，但推进方式上，贵州想要找到进一步升级打通上下、集成要素、统筹资源的“平台机制”。

这时，河南的“先导区”进入了贵州人的视野。

河南在全省范围内系统推开“片区化”的乡村现代化机制，不设专属体制、不另起炉灶，而是通过机制整合、资源统筹、任务清单、项目组合来作“先导”。

一边是四面环山的高原省份，一边是平畴沃野的粮食大省，两者地域不同、地形不同、产业不同、人口结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路径寻找“有效解法”。

笔者认为，贵州主动向河南取经，不是为了照抄照搬，而是为了以“先导区”为镜，启发贵州山地方案；以河南机制为标尺，丈量自己的空间；以中原经验为参考，启发高原方案。

“先导区”，河南为什么能率先“打样”？

乡村振兴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怎么干？再靠一个村一个项目搞“点状突围”，行不通了；全靠财政单打独斗、堆项目，也撑不起来。怎么办？这就要有新思路、新路径、新平台。

而“先导区”，就是河南交出的破题方案。

第一，“先导区”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先导区”不是某个村庄、某块区域的名字标签，而是一项打破行政边界、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性改革实验。从名字“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可以看出来，核心就是围绕片区组团，走城乡融合、机制协同、要素集聚的新路子。

概言之，“先导区”不是“美丽乡村2.0”，而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是用一整套系统化打法，带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路径探索区。

笔者认为，它有几个关键词很重要：以片区为单元，打破村与村之间的“各自为战”；以集镇为支点，构建功能完备的节点中心；以产业为纽带，把三产深度融合在片区内实现“人—地—产”重组；最终形成一张能跑通、可复制的现代乡村“施工图”。

第二，为什么是现在搞？为什么河南能率先搞？

笔者认为，这背后有三层逻辑：

其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和河南部署的应时之举。

从中央层面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换句话说，城乡融合已成为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从河南层面看，河南在“四高四争先”战略中，专门提出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勇争先”。2025年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省政府工作报告、省委一号文件更是首次将“先导区”建设作为全年“三农”工作的关键词、主抓手。

这些信号清晰传递出一个共识：乡村振兴不能再靠“一个村一个项目”那种点状推进，而要从片区统筹、城乡联动的维度，推进机制协同、要素融合、路径创新。

“先导区”的出现，正是对这一共识的积极回应，也是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在推进农业强省、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动担当。

其二，是现实痛点倒逼的机制变革。

过去很多地方搞“整村推进”，项目不少、效果不显。为啥？点上冒尖，面上冷清，缺的就是片区统筹、机制协同。

“先导区”就是为了改变碎片式投入、“单打独斗”的状况，让政策、项目、资源成体系落地，解决“建得散、用得难、连不通”的问题。

其三，是河南有“敢闯敢试”的底气和土壤。

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先导区”。河南地形多样、人口众多、村庄密集，是片区化发展的天然试验场。关键是，河南已经从“千万工程”中学到了精髓——不是照搬浙江的“美丽乡村”，而是系统思维、机制打法、长效运作。这一点，从“从整村推进到片区统筹、从项目堆叠到系统集成、从政府独奏到多元合奏、从先干为快到制度先行”的路径切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问题本身，河南为什么要搞“先导区”？河南为什么能搞好“先导区”？因为河南有基础、有场景、有路径。更重要的，是有那股“不等不靠、敢闯敢试”的劲头。

“先导区”，河南蹚出哪些新路子？

河南打出“先导区”这张牌，既是响应国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率先试验区，更是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探索中部欠发达省份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突破口。

笔者从五个方面，梳理总结河南“先导区”的进展和经验：

第一，从“概念首提”到“落地开花”：河南的“先导区”建设进展。

2024年，河南省委农办出台《河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导区建设导则（试行）》，明确“县域统筹、片区推进”的基本路径，标志着“先导区”建设进入制度化运行轨道。

这份导则，不仅是顶层设计的文件化体现，更是推动政策落地的操作指南。此后，通过县级申报、市级推荐、专家评审，河南省优中选优，最终遴选出首批16个省级“先导区”。

这16个“先导区”中，10个被确定为“创制型”，包括潢川县、嵩县、西峡县、新安县、灵宝市、光山县、兰考县、济源大沟河、新乡县、淮阳区；6个为“培育型”，包括中牟县、宁陵县、罗山县、卧龙区、内黄县、林州市。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这16个“先导区”的分布中，河南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形地貌的实际差异：平原片区9个、丘陵片区4个、山区片区3个，基本契合全省61∶24∶15的地貌构成比例。

正是这种“区域统筹+地貌分类”的组合设计，使得河南“先导区”既有代表性，又具推广性，为探索多元路径、差异推进提供了基础。

第二，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三类片区三种路径。

河南是全国最早系统性提出“片区组团”理念并付诸实践的省份之一。之所以强调“片区”，是因为河南深知：“千村一面”不是乡村振兴的正确打开方式，只有立足各自地貌基础、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走出差异化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宜居宜业和美”。

因此，在实践中，河南构建了“平原—丘陵—山区”三类片区分类推进的格局，并在不同区域召开现场会示范推广。

第一类：平原片区，统筹农业与农村建设。

信阳市潢川县、兰考县等地，主打“高标准农田+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体化建设路径，破解“农业强”与“农村美”两张皮的问题。

第二类：丘陵片区，突出特色资源与新业态。

以新安县、光山县济源等地为代表，这类片区强调在地资源的差异化开发。

第三类：山区片区，转化生态资源为美丽经济。

西峡、林州等典型山区县，在“两山理论”指导下，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三种路径，看似各走各路，实则构成了河南“先导区”建设的“梯度体系”，为不同地貌类型地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照样板。

总之，河南的“先导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从“导则试行”逐步向“机制成型、经验输出”迈进。下一步，河南将在完善评估体系、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制度供给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河南经验”。

不一样的县域，怎么各自“先导”？

“先导区”，不是一个模板推进，而是一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县域突围”。河南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县，走出了各有侧重的探索路径，也提供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多种打开方式”。

本次讲座中，专家重点推介了三个县域探索：

在豫南潢川，平原农业大县靠“整片推进”破题。

潢川地处豫南平原腹地，是革命老区，也是典型农业大县。面对“碎、弱、低”的制约，潢川用片区化思维重构发展格局，走出了“组团作战”的先导样本。它用“三区两带、六中心多点”重构空间布局，推动产业、资源、人口、服务集聚融合；围绕“稻米、畜禽、水产、花木”，构建了村有主业、片有龙头、县有链主的现代农业体系；基础设施统一上马，城乡公交、教育医疗一体化推进；在治理上推行“共建、共议、共育、共享”，打破村庄“单打独斗”。从空间整合到产业协同，从项目集成到治理联动，潢川正在把片区建成融合发展的“大平台”，也把一个老区农业县推向振兴前列。

在洛阳新安，丘陵地带靠“片区统筹+农旅融合”突围。

新安地处丘陵山区，地形破碎、村落分散。它另辟蹊径，用一颗樱桃撬动一整条产业链，打造出“千年樱红”农旅融合片区。从品种改良到智慧种植，从分拣冷链到直播文创，樱桃不仅成了“高效农业”，还成了“全域旅游”触发点。制度上，新安创新推进机制，设立片区推进专班，县委书记抓片区、县领导当“链长”、县直单位结对帮扶，压茬推进、一体联动。新安的关键在于“统”的能力——统产业、统服务、统机制，把碎片丘陵变成可控片区，让一个个产业节点连接成乡村振兴的“主干道”。

在伏牛山区西峡，靠“集团作战”走出山区先导路径。

山高沟深的西峡，曾是典型的“资源散、路途远、基础弱”。但如今，它用“菌果药旅”托起了山区振兴的产业链。科学规划“1+4+N”发展格局，建立片区专班与联席机制，引入龙头企业、专业团队、金融投资共同发力。香菇出口位居全国前列，猕猴桃亩均效益破万元，中药材远销海外，5.2万户农户与产业园、企业深度联结，“乡村就是车间”“村民就是股东”，山地不再是包袱，而是最好的平台。西峡证明，山区也能组团出击、机制破局、产业带动，走出一条“生态变产业、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的振兴快车道。

潢川、新安、西峡的探索说明，“先导区”的关键，不在统一模式，而在精准定位、机制重塑和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先导”的真正力量。

“先导区”，对贵州有哪些启示？

河南打造“先导区”，对贵州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贵州这次培训，不是复制粘贴的“模式移植”，也不是经验简单“输出输入”，而是一次跨地理、跨体制、跨发展阶段的深度对话：中原平原与西部山地对话，传统农区与生态强区对话。

这次对话中，最值得贵州思考的，是“先导区”背后那套系统性的方法论。笔者从中提炼出对“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颇有启发的几个方向：

其一，从“点上美”走向“片上强”。

各地美丽乡村不少，但仍面临“点多面散、带动力弱”的困局。河南的经验表明：要构建“片区联动”的空间格局。围绕一个产业核心镇，串联多个功能村，推动资源复合、发展集聚，走出“点状突围”向“片区突破”的转型路。

其二，从“项目推动”走向“机制牵引”。

很多地方乡村项目，一次性建成却难以为继，症结在机制。河南提出“机制先行”，是先搭起资源整合、组织联动、利益共享的架构，再推动项目精准落地。结合实际，贵州可以尝试将这种思维方式转译为“系统建设工程”，用机制装配项目，用平台承接发展。

其三，从“政府独奏”走向“多元合奏”。

乡村不能只靠政府唱“独角戏”。河南强调“多元共建”，通过合作联社、村企联营、群众自治，让企业、村民、组织都有角色、有收益。贵州可以以“四在农家”为载体，构建片区理事会、共建机制、联营平台，实现“共谋—共建—共享”的价值闭环。

其四，从“产业先上”走向“融合发展”。

有产业，不代表有乡村。河南经验指出，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先产业、后生活”，而是“产—村—景—文”一体推进。贵州则可依托山地生态和民族文化，打造“农业+文旅+生态”的复合片区，让“茶园+苗寨”“辣椒+非遗”等模式走出山乡、走向市场。

其五，从“改房改路”走向“治人治权”。

乡村治理的重心，不只是“改造空间”，更是“激活主体”。河南通过党建统领、联建共治、“乡里中心”运营等方式，激发了群众的内在能量。贵州也可构建片区协商平台、完善“三方联结”，推动治理向下沉、向精细转变。

其六，从“政策驱动”走向“内生成长”。

政策可以启动一程，但要走得远，还得靠内生动力。河南做法启示我们，乡村真正可持续的，不是“填满政策”的硬件，而是“长出机制”的软件。贵州推进“四在农家”，也可把重点放在群众愿景、组织能力和市场机制上，用三股动力打造真正能走长远的乡村路径。

总的来说，河南没有给出“答案模板”，而是提供了一套“思维框架”。对贵州而言，这或许正是最宝贵的启示。

作者：乡村振兴传播大使、中原农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