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一篇名为《中国农业令人担忧，一亩地43.8斤化肥！我们其实是吃化肥长大的！》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不仅质疑中国农业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正确性，甚至干脆提出，应该回到过去，过一种“零化肥零农药”的生活。刻意吸人眼球的表达，再一次将化肥农药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从自媒体兴起以来，“妖魔化”化肥农药的言论隔三差五就会换一件“马甲”跳出来，以刺激感官的标题和哗众取宠的表达收割流量。这次也不例外，只是选了一个自认为新颖实际上稍作推敲就不攻自破的论点：中国农业应该彻底摆脱化肥农药，回到100多年前“从来不用化肥和农药”的时代。且不说片面追求“零化肥零农药”本身是否科学，仅从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来说，这种反常识的论调只是“听上去很美”。照此操作，根本不可能回到传统农耕的“桃花源”，只能重返饥饿、紧缺、贫困的从前。

有人可能要问，那到底该如何看待化肥农药？首先还是应该读点历史，而这历史也并不久远，毕竟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68.6公斤，让几亿人填饱肚子就是当时中国农业最紧迫的课题。而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相关测算数据表明，施用化肥对我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平均每年我国使用农药可挽回粮食损失2000多亿斤，减少粮棉油、果菜茶直接经济损失550亿元以上，相当于增加了12%-18%的种植面积。为解决养活中国人这一世纪难题，化肥农药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许有人说，历史应掀篇，要活在当下。那是不是今天已经能够完全离开化肥农药了？不妨试想一下完全没有化肥农药的世界。有实验证明，没有农药，农作物普遍产量损失30%-40%，如果按这一减产幅度计算，中国粮食总产量大概只有8000多亿斤，相当于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这还没有计算不用化肥造成的减产。我国粮食安全本就是越来越紧的紧平衡，如果不施用化肥农药，损失的产量从哪里找耕地来弥补？是不是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带来新的社会矛盾？如果增加粮食面积，是不是又要挤占其他农产品？这又会给满足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带来怎样的压力？

可能还有人说，别人家都这样吗？还真没错，化肥农药和种子一样，都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投入品。科学施用化肥农药本身就是人类科学进步的表现之一，这也已经是农业全球共识。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连年种植农作物，必须要给土地补充养分，不用化肥，就用农家肥，但农家肥数量有限且转化效率较慢。纵观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完全摒弃化肥。而合理使用农药可以有效消灭病虫草害，更好地保证农作物的产量和产品品质，更是早已被多国实践证实。在美国，杀线虫剂让甜菜增产175%；在巴西，甘蔗杀虫剂让产量增加30%；在加纳，杀虫剂使可可产量翻了三番；在菲律宾，除草剂让水稻增产50%……

既然我们离不开化肥农药，但为什么一提到它们就总是负面印象居多，一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又总是把板子打在它们身上呢？一方面，不排除前些年确实有滥用化肥和不科学施用农药带来的土壤酸化、农残超标等个案和问题。另一方面，更多的与个别自媒体缺乏科学素养和认真求证、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有关，再加上相关商家出于私利推波助澜、夸大化肥农药的负面影响，有些消费者抱着宁枉勿纵的心态，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化肥农药被“妖魔化”的标签，化肥农药就这样背起了“锅”。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对化肥农药的使用和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历史进程，既不能因为个别案例而否定其全部贡献，更不能因为曾经的问题而看不到如今的成绩。自2015年我国启动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以来，化肥和农药年均使用量分别减少了10.3%和12.3%，截至去年，我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已连续四年实现负增长，不合理的施用减下去了，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起来了。这些努力当然不应该被选择性忽视。

说到底，化肥农药屡受非议，一方面再次说明在粮食连年丰收的情况下，人们对“舌尖上的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提升化肥农药利用率和做好农业科普方面，努力空间还很大。除了要研发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改进化肥农药的施用方式、提高利用率之外，媒体也应积极引导公众辩证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往大了说，也不只是化肥农药，近年来凡是涉及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总会有类似非黑即白的声音出现。而无论是对某一类农业投入品的功过评说，还是对某一项农业新技术的利弊分析，都不应该是“一棒打死”或者“一捧上天”的简单判定，而应该秉持大历史观和科学态度，否则人云亦云、跟风盲从，不自觉中就耽误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零化肥零农药”不等于“健康”，使用化肥农药更不等于“有害”。这应是关于化肥农药的常识，更应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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