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再谈大城市的“菜篮子”自给率

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如何保障?保留多少?这个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城市的管理者们一定要学好政治经济学,不能只从经济上考虑划不划算、值不值得,更要从政治上想清楚应不应该、要不要干。

  疫情之下,“吃菜”问题让人格外牵肠挂肚。对于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的上海而言,日常的绿叶菜已经成为稀缺产品,为了“有菜吃”和“吃好菜”,上海正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根据4月17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上海力争加大本地蔬菜供应量,市、区两级出台多项支持政策,鼓励和指导蔬菜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企业,种足种好地产绿叶菜。全市已经抢种蔬菜面积8万多亩,其中绿叶菜面积5.8万亩。

  可能不少人有疑问,现在种菜,能解燃眉之急吗?全国各地都在驰援上海,还要自己种菜吗?为什么不从周边市场调运呢?事实上,这个时候抢种菜,正是上海从现实出发的必然之举,这也给很多大城市提了个醒:任何时候,确保一定水平的蔬菜自给率都至关重要。

  什么是蔬菜自给率?通俗一点讲,就是既要“为我所用”,也要“为我所有”;不是我到市场上去买的,也不是我的外埠基地供应的,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生于斯、长于斯”;只要我想吃,这部分物资就能产得出、运得了、供得上。

  有这个必要吗?当然。且不说疫情之下,交通受阻、供应迟滞,周边地区的菜园子即便近在咫尺,但过不来就是过不来,这个时候若能多一个百分点的蔬菜自给率,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少一分焦虑感,其实就是多了一重抗疫的“战斗值”;即便是日常情况下,到了冬春供应淡季一旦出现雨雪冰冻天气,高速封闭,市场供需矛盾便会加剧,导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也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

  2010年,全国曾出现一波蔬菜价格大幅波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均价上涨幅度一度超过30%,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由此,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容易导致蔬菜价格大起大落,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当时,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蔬菜自给率不超过30%。文件明确提出,大城市特别是城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本地应季蔬菜的自给能力。这个事情,也刺激不少地区加大了本地蔬菜保供能力的建设。上海的蔬菜以及绿叶菜的自给率常年保持在40%和80%左右,而广州蔬菜自给率常年达到了100%。但总体来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更多的城市的菜园子还是处于不断萎缩的态势。

  毫无疑问,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扩张,必然伴随着农业的被挤压、被边缘化,尤其是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城市而言,一面是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一面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要想在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第一产业的稳定,并不容易,当然也并不经济。

  但是,诚如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政治问题,“菜篮子”安全亦是如此。这里面不仅有菜,还有肉蛋奶,有万家灯火、柴米油盐,是老百姓重要的能量来源,是他们幸福生活的基础支撑。对于本地的农民群众而言,也是他们增收的“钱袋子”。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如何保障?保留多少?这个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城市的管理者们一定要学好政治经济学,不能只从经济上考虑划不划算、值不值得,更要从政治上想清楚应不应该、要不要干,不能把“菜篮子”的责任完全推到市场上,而是要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把父母官该有的民生责任扛起来。

  当然,光算好账还不够,还要用好辩证法。提高蔬菜自给率,不是说要全部靠自己解决。这不现实,也没必要。客观上,许多大城市的农业资源有限、总量不足,“菜篮子”主要靠外埠输入的客观实际无法改变。保障“菜篮子”有效供给,必须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发挥本地现代农业、设施农业的优势,“螺蛳壳里做道场”,又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强化区域合作,有效拿来、为我所用。关键在于,必须是确保一定水平自给率的前提下,不断提升控制率和应急保障能力。切不可把控制率视为自给率,把外埠基地都算成自己碗里的菜。只有把握好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为我所用”和“为我所有”之间的战略平衡,才能打造出一个生产稳定发展、产销衔接顺畅、质量安全可靠、市场波动可控、农民增收稳定、市民得到实惠的优质“菜篮子”。

  面包会有的,绿叶菜会有的,疫情终会过去,我们的生活必将回归正轨。但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确定性”本就是生活的常态,我们很难清晰地判定,未来还有哪些“超预期”的事情在等待着。要以生活的确定去应对更多未知的不确定,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在一些事涉根本、攸关安全的事情上,把保障系数调得更高一些,把弦绷得更紧一点,把余地留得更充足一些。粮食、蔬菜、能源……皆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应该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重要的警示之一。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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