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与“效”——对话姜长云、严斌剑、常清、李朝木

嘉宾

姜长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农民日报社专家智库委员会委员

严斌剑 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农民日报社青年专家智库委员会委员，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常清 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金谷源优质小麦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朝木 安徽省宣城市杨柳镇宣城木子禽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芸芸 关仕新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走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道路，才能有效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质量，吸引更多人才、资金和优质要素加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链。要防止贪大求洋、好高骛远，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导致发展失控，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增强带动农户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服务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手。截至2024年10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4万家、联合社1.5万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发挥了作用。如何通过集成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来提高单产和效益？如何带动农户增产增收？面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如何统筹资源予以解决？本期对话邀请姜长云、严斌剑两位专家和常清、李朝木两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展开深入探讨。

提质增效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内涵

主持人：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与“效”？

姜长云：近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得很快，成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抓手。许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时，推进了农机、设备更新升级，并形成一些剩余服务能力。如许多家庭农场通过农机购置补贴购买了农机，但农机有效服务面积超过自身经营的耕地面积，通过面向农户开展农机服务，不仅可以促进农机的有效利用，还可以增加自身收入，帮助农户解决自己“干不了、干不好、干得不经济合理”的问题，可谓一举多得。有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看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前景和盈利空间，把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拓展经营渠道的重要路径，实现从农业经营主体向农业服务主体的转型。还有一些经营主体，如化肥、农药经销企业，将开展植保服务作为拓展化肥、农药销售渠道的重要路径。当然，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也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提质降险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农户施肥撒药很容易出现肥料农药投入过量的问题，但植保企业就得考虑如何节省化肥农药投入，以降低成本。这有利于促进化肥农药的减量利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姜长云

严斌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强化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基础。通过提供集约化、专业化的技术和管理服务，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牢牢端稳中国饭碗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带动小农户增收和推进乡村振兴。通过托管式或订单式服务，将分散农户纳入现代产业链，不仅降低市场风险，还为农户带来更多附加值与就业机会。三是促进产业融合和可持续发展。集成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延伸产业链条，加快推广节肥节药、绿色种植等新技术，为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保护作出贡献。

在探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与“效”时，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质”主要体现在服务供给的专业性、综合性和互惠性。其中，专业性体现在服务主体的技术能力、标准化水平与团队素质，能否持续向农户提供适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管理模式。综合性体现在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包括良种培育、农资供给、技术指导、订单销售、加工流通、品牌营销等一体化服务。互惠性体现在建立扎实服务能力和稳定服务关系，包括对合作伙伴的诚信与合作稳固度。“效”主要体现在服务成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体现在种养成本降低、产量与收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等方面，社会效益体现在推动农民增收、农村劳动力转移、乡村产业融合以及农村治理水平的提升等，生态效益体现在促进农业产业绿色化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哪些环节还存在短板？

严斌剑：相对成熟的环节主要是在耕种管理、产中技术推广与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环节。具体来说，农机作业与农机托管已具规模，在小麦、水稻、玉米等大田作物上，机耕、机播、机收、机防等环节已形成规模化、集约化模式，一些地方出现了“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标准化与精细化种植技术较为成熟，依托农技推广、农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一部分地区已具备比较成熟的种苗供应、测土配方施肥、耕地改良等技术服务；农技推广团队与社会化主体联合较为紧密，由基层农技推广站、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提供的技术指导相对成熟，部分地区已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专家进合作社的常态化服务；数字农业与智慧管理再深入推进，基于遥感、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的远程监测与精准灌溉正逐步推广，数字化管理平台在部分种植大户与合作社中得到应用；农资统一采购与配送体系完善，由合作社和农资企业联合开展的大宗采购、统一直供模式已相当普及，农户能享受规模化带来的优惠与质量保障；化肥与农药减量技术应用广泛，绿色植保、统防统治等技术模式相对成熟，逐步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提升粮食生产的绿色与可持续水平。短板较多的环节主要在农产品仓储保鲜与深加工、流通与营销服务等环节，以及数字化信息化的深度应用仍不足、社会化服务规模与机制仍需完善。

常清：我们的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小麦种子繁育、粮食生产、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一直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浇水、施肥、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农业机械化、无人机飞防等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尤其是农业机械化服务，得益于国家政策，降低了我们的成本，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但是土地的零散化和细碎化，目前还是限制了大型农机具使用效率。我们一家一户去谈，进行土地流转，效果也不理想。

常清

李朝木：我们合作社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养殖业为主。现在已经建立了全产业链，生产环节包括种鸡、孵化、饲料、屠宰等。过去合作社主要解决技术、销售、资金等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和产业现代化发展，社会化服务对技术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在高传性疾病防控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非常依赖高效、可靠的疫苗，这方面有待技术突破。同时，由于高层次人才的缺失，我们在应对突发疾病、生产中的新状况时还有待提升。

科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驱动力

主持人：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离不开科技的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要素如何跟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性结合？是否有好的案例和经验？

姜长云：广东的粤农服数字平台集农业社会化服务交易、农服组织经营管理、农资农机团购、金融保险对接等多功能于一体，既可以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和政府部门赋能提供便利，又为农业与各类现代要素有效对接提供了重要窗口。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原则上要有数字农业、集中育苗、烘干加工、农技服务等6项以上服务功能，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典型案例。

常清：科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在服务中一直很重视技术创新。一是信息技术与无人机的结合。合作社引入无人机飞防管理、调度系统，针对田间农作物进行“一喷三防”精准作业。例如，在托管地块中，无人机3小时可完成300亩喷洒，比人工效率提升10倍，同时减少农药用量15%。这解决了小农户地块分散导致的作业效率低问题。二是生物技术与品种推广。依托自有的河北省富硒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引进并推广“今麦189”等优质强筋麦品种。该品种结合测土施肥、化肥减施增效，科学有效的水肥管理和一喷综防技术，不仅使小麦株高降低5厘米，有效抵抗倒伏风险，亩产稳定在1200斤以上，每斤价格高于普通小麦0.2元，每亩增收200多元。目前已带动河北省柏乡县及周边县市强筋小麦种植面积突破50万亩。

李朝木：在开展社会化服务过程中，科技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与安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建立产学研联盟，近3年科技投入年均增长30%，取得恒温鸡舍、AI巡检等12项专利。2024年试点智能环控系统，使单棚养殖密度提升40%，能耗降低25%。文扬家庭农场是木子禽业合作社的成员单位，生产中享受到了合作社社员的科技服务。合作社技术团队每月驻场指导，组织培训，比如去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学习。家庭农场也向合作社学习，重视设备智能化建设，投入了全自动化笼养设备，四层立体鸡笼实现粪污自动分离，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2022年1月，木子禽业合作社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星级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称号。

主持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需要哪些支持？

常清：土地的稳定性就是我们这些生产大户的信心。粮食种植往往采用订单农业的方式，但是订单农业对粮食品质要求高，我们就要加大对硬件设备（如喷灌设施）的投资，尤其是现在还要升级智慧农业设备（如自动喷灌系统），成本就更高了。但是现在土地合同的签订往往短期化，一般为1到3年，如果有了变化，投资就打水漂了，这点我们很担心，也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予以解决。

李朝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困难。第一，市场风险问题。如遇到疫情、雪灾等危机时，合作社要承担全部亏损。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保障社员的收益，赢得了社员长期信任。但是也给我们合作社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希望在保险政策这块有更多支持。第二，土地审批问题。家庭农场扩大养殖规模受土地审批制约，如新建鸡棚需解决用地指标问题，发展农旅融合、有机肥加工等延伸产业时，农业设施用地政策限制明显，难以实现“养殖+加工+观光”产业链布局。希望相关政策能对国家级示范社有所倾斜。第三，人才问题。尽管队伍老龄化程度不高，但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仍然很难。第四，资金问题。养殖全自动化设备投入高，中小主体资金筹措困难，而且回本周期长，压力比较大，在金融信贷方面希望有政策予以支持。

李朝木

降低小农户享受农业社会化服务门槛

主持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过程中，是如何带动小农户发展的？

姜长云：近年来，许多地方进行了模式创新，如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提供居间服务，形成“服务主体+居间服务+小农户”“服务主体+托管员+小农户”等模式。有的地方不同类型服务主体联合合作，集成多环节、多主体、全链条服务能力，甚至为家庭农场和小农户提供菜单式、保姆式、一站式服务。不同类型主体通过组建或加入联合体、综合体、联盟、协会等，形成协同服务模式。平台型企业模式，通过平台型企业给各类服务主体赋能，扮演“服务商的服务商”角色。如有些地方形成“电商平台+配送中心+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某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造“智农网”，打造农业互联网生态圈，面向各类经营主体、服务主体提供金融、市场、信息等服务。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模式，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全过程的综合服务。平台型企业或农事服务中心模式，实际上帮助服务主体解决自身“办不了、办不好、办得不经济合理”的问题。

李朝木：我们搭建了一个养殖平台，把分散的养殖户整合在平台上，社员以养殖场地和劳动力入股，合作社保价回收成鸡，真正实现了“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共同发展”的目标。从最初的“合作社+社员”运行模式，发展到“合作社+家庭农场”运行模式，逐步转型升级为“合作社+养殖基地+社员”产业化联合体运行模式。通过“合作社+龙头企业+养殖基地+家庭农场+社员+小农户”的产业化联合体运行模式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年带动社员创收达9200万元，联农带农解决9000多人就业问题，创造社会效益2.56亿余元，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优质、高效的产品。2021年以来，我们合作社从宣州鸡入手，利用地方优势特色区域公用品牌和绿色地理标志产品的优势，打造品牌，延伸价值链，带动更多社员致富。

主持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面对当前社会化服务面向小农户成本高、效率低的现状，应该如何统筹资源，提升服务能力？

姜长云：一是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人才培训和交流合作，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利用数字技术搭建数字化培训平台也是一种重要方式。二是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明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引导各类服务主体分层发展、分类发展、优势互补、网络发展，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建成现代农业的大产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走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道路，才能有效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质量，吸引更多人才、资金等优质要素加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链。三是要引导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牢固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注意面向需求、服务客户、敬畏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各类服务主体迅速成长壮大，要努力用优质服务培育市场、赢得用户，防止“店大欺客”。四是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公平竞争，在发展中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五是要注意反垄断、防风险。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取得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要注意珍惜。防止贪大求洋、好高骛远，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导致发展失控，更不要被眼前阶段性取得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误以为自己可以“点石成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六是要注意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联合合作，形成抱团发展、共赢发展、共创未来的能力。

严斌剑：统筹各方资源、提升对小农户的服务能力，可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组建多主体区域性服务体系。一方面促进多主体协同，鼓励龙头企业、农资供应商、农机服务商、金融保险机构与当地合作社联合成立社会化服务联盟，通过统一投入、分工合作实现“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推进区域资源整合，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区域性合作平台，集中调用机械装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实现对小农户的应急支援与托管服务。

严斌剑

二是创新服务模式与合作机制。一方面推进托管式与订单式合作，在耕种、田间管理、收储和销售等领域，针对小农户推行托管或订单经营模式，以合约稳定供需关系。另一方面促进“农户+合作社+企业”联合，将分散的小农户纳入农业产业链或供应链，通过合作社对接企业，实现从良种、农技到销售的全流程衔接，提升规模效应。

三是提升基层组织化与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在基层农技站或合作社内部培养并支持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服务骨干，通过定期培训、考核激励等方式提高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发挥合作社的聚合功能，鼓励合作社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将小农户纳入统一经营与管理体系，承接政府或企业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强化“最后一公里”链接。

四是强化信息化与数字化手段。一方面推广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气象、土壤、种植、农资、金融保险和农机调度等数据，实现对小农户的精准服务与成本管控。另一方面赋能基层农户与组织，通过手机端应用、小程序、热线咨询等渠道，为小农户提供及时、便利的农技指导、市场行情和政策信息，缩小数字鸿沟。

常清：建议建立“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农户”的四方合作模式，完善联动机制，提高村委会参与社会化服务的积极性，共同推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提升。在本地实践中，村集体经济能发挥居间服务的功能，帮助合作社协调与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工作，为我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提供稳定保障。此外，农户需要的社会化服务各有不同，还要细化到各个环节，把服务做细做精，也降低小农户享受社会化服务的门槛。

主持人：实践表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需聚焦三方面，一是强化技术集成，推广数字平台、智能装备等先进工具，推动良种良法与智慧管理深度融合；二是完善服务链条，补齐仓储保鲜、品牌营销等产后短板，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服务体系；三是优化政策支持，通过用地保障、金融保险、人才培育等措施破解土地审批难、资金压力大、市场风险高等瓶颈。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服务主体联合协作，强化科技支撑与政策协同，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向集约化、绿色化、品牌化升级，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现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