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如今的南岭村社区鸟瞰。南岭社区供图

　　年逾古稀的张伟基时常想，如果把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掰为两半，上半部分的人生刚好在改革开放前，充斥着贫困与饥饿，艰险与阻碍，下半部分人生恰逢改革开放，虽然也历经波折，却仿佛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在盛世中奏出和谐响亮的乐章。

　　广东省深圳南岭村，一个红透半边天的改革名村，以率先实现“外引内联”、率先成为“万元村”、农村集体固定资产高达数10亿等傲人成绩屡屡收获世人的关注目光和由衷赞叹。

　　在南岭村，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和全村的命运呈现在同一块历史背景板中，那便是张伟基，1983年南岭村4个生产队整合为一个村集体之后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38年前，改革开放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神州大地，置身于改革洪流的张伟基带领南岭村中流击水，奋楫争先。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张历史考卷，那么张伟基和他带领的南岭村在38年后的今天已经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从1983年至今，南岭村获得了600多项荣誉，其中国家级荣誉28项，2017年集体总收入达3亿元，人均收入达15万元，集体固定资产达35亿元。

　　庄重承诺：吃饱饭、住新房、有钱花、健康长寿

　　和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也挣扎在温饱的边缘。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1间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将泥砖饭堂改建的生产队仓库，这就是南岭村的全部家当了。因为村里遍地鹅屎鸭粪，臭气熏天，南岭村还得了一个“鸭屎围”的绰号。

　　1979年5月6日，是一个让张伟基毕生难忘的日子。当天，近200名青壮年村民听信谣言，一股脑冲往深圳河，准备逃到香港去。当天中午，时任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张伟基闻讯，带领几个村干部，驾着拖拉机，向粤港边界河上追去，苦口婆心地劝村民回家，然而仍然有部分村民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扬言“死了之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这次集体“逃港”事件让张伟基深深陷入沉思：如此众多的村民外逃，能怪村民吗？农民与土地相依为命，若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带领南岭村摆脱贫困局面的想法像一颗种子般在张伟基心里扎根发芽。很快，张伟基心中憋着的一股劲头随着邓小平同志“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号令、随着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圳宣告成立的消息得到了施展的空间。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后，根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及毗邻香港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工业用地和劳动力资源充足等优势，特区做出了“内引外联”办工业的决策。张伟基深感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到来。

　　1980年初，在张伟基多方游走和沟通下，内地一家电子厂与南岭村准备合办内联厂。合办报告送审后却石沉大海，久久未见批复。此时，张伟基心急如焚，到处打听催办，了解到是因为南岭村的环境条件差，审批下不来。

　　获悉这一信息后，张伟基二话没说，立即带领生产队的的干部群众突击修路，整治脏、乱、差。随后，张伟基把审批部门的有关同志请进村来。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让审批者颇为震动，当即对张伟基说：“你真行，就凭你这干劲，批了。”原深圳经济特区外第一家内联企业，就这样被南岭村“拿下”。

　　1982年，随着经济特区的扩容，南岭村第一生产队获得了助推经济腾飞的第一桶金：征地补偿费43万元。当时，穷怕了的村民都希望能把补偿款分了用于改善生活。张伟基却犹豫了：自己家里劳动力多，分钱的话家里能拿到10几万元补偿金，然而集体经济像母鸡，养好了能下更多的蛋。反复思量后，张伟基做出了一个对南岭村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43万元不分，集中起来搞发展，南岭村今后才有盼头。

　　张伟基向村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图景：“我们要从长远去考虑，现在少分这点钱，以后就肯定能多分几倍甚至几十倍。”

　　第二年，南岭村的四个生产队合并起来成立了党支部。这时，张伟基再一次展现了非凡的眼光和胸怀，提出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公有化，成为全村的资产，这样才能共同致富。当时，第一生产队的部分队员对此有意见，张伟基就一个个上门去说服他们。

　　同年7月，南岭村由四个生产队正式整合为一个村，通过每个村民一票的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张伟基当选为村长兼村党支部书记。“一张白纸选村官”，也成为南岭村探索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

　　在成为南岭村“带头人”的第一天，张伟基用朴素的语言，向村民做出了庄重承诺：吃饱饭、住新房、有钱花、健康长寿。

　　张伟基没有失信于民。在他的带领下，南岭村民最早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也成为最早一批享受到改革红利的特区人。上世纪80年代末，南岭村民每年人均集体分红超过1万元，家家都是外界艳羡的“万元户”。

　　一锤定音：改革开放的政策如果变，只有越变越好

　　今天，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早已印证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当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的经济业态冲击和贫富差距的加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南岭村也不例外。

　　“当时村民们都有一种担心，怕政策不稳定，怕要走回头路。”张伟基回忆道。

　　198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一位访客的到来，驱散了张伟基和南岭村村民心头的迷雾。那年的元宵节刚过，南岭村民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轻车简从来到南岭村。“习老下车后，村干部、村民、外来劳务工1000多人立即围了上去。习老和大家握手，问寒问暖，足足用了20多分钟，才走到村委会的三楼会议室。”对于习老的首次到访，张伟基记忆犹新。

　　在与习老的座谈交流中，张伟基鼓起勇气提出：“我们现在过上好日子，刚刚尝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群众常常对我说：‘做梦也想不到南岭村有今天’。但是大家也担心，不知道改革开放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走回头路，我们又要回到那个贫困的年代了。”习老听完后，对张伟基表示，你们要放心，大胆去干，如果你们怕政策变，你就告诉我，而且我会每年到你们村里来一趟，看望你们，这样你就放心了吧！为了进一步打消南岭村干部群众的顾虑，习老又特别对张伟基说：“小张，你刚才谈到怕政策变的问题，我已讲清楚了，你放心吧，改革开放的政策永远不会变，如果变，只有越变越好。”

　　“习老后来又亲临了南岭村两次，使南岭村的干部群众更加坚定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坚信社会主义能够富南岭，改革开放能够富南岭。”张伟基说道。

　　习老的谆谆嘱咐给南岭村的干部群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增强了南岭村人不断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底气。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坐享了十多年改革红利的南岭村，彼时面对周边陆续崛起的经济强村，曾经的地理优势、基础设施优势都在逐渐削弱。为此，以张伟基为带头人的南岭村党支部、村委会连续10次召开干部和群众大会，从经济状态和思想认识两个方面开展反思，寻找薄弱环节，决定不在千篇一律的土地价格战中“血拼”，而是另起炉灶，走一条高品质、高层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观念指引下，南岭村一方面兴建了现代化设施配套完备的龙山工业区，吸引众多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入驻。一方面利用天然资源，围绕辖区内的求水山做文章，建成了占地53万平方米的求水山公园，并在山下配套了度假酒店，从此迈开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致富思源：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富毛病

　　在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一个致富思源展览馆，是前来参观南岭村社区的人们必不可少的去处。“这些都是过去村民用过的农具、生活用品等，使村民尤其是中小学生深切体会到过去的贫穷落后和创业的艰辛，提醒村民们富裕起来了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张伟基介绍道。

　　“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富毛病。”是张伟基经常对村民说的一句话。今天的好日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南岭村富裕起来后一直萦绕在张伟基脑海里的问题。水有源，树有根，南岭村好日子的“源”和“根”，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来自全体村民的艰苦奋斗。“越富越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越富越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张伟基表示。

　　近年来，以“致富思源”为内容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富裕起来的南岭村轰轰烈烈持续开展。

　　对南岭村民来说，致富而思源，就是不要忘记劳动的本质。改革开放初期，南岭村制定的“乡规民约”就明确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一律不得享受集体福利。”

　　在张伟基带领的村委班子坚持下，南岭村富裕后，重活、脏活照样是村民自己干。改革开放后，南岭村成立了专干重活、脏活的修路队、清洁队、林果队等。村里四通八达长达30多公里的水泥路全是由数十名本村人参加的修路队亲手建成的。在南岭村，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村第一届党支部9名支委中有7名支委的家属都是清洁工，一直干到退休。

　　尽管南岭村的耕地由于发展工商企业的需要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但仍保留了20亩水稻田作为教育基地之用，让中小学生放寒、暑假时到农田、果园参加义务劳动，体验耕作的辛苦。在这里，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成为了凝聚村民、教育村民的有效手段。

　　在张伟基看来，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南岭村富裕之后不能忘记的一个群体。正是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来到南岭村辛勤地劳动付出，才成就了南岭村今日的巨变传奇。

　　每一年外来务工人员春节返乡之际，南岭村都会租用专门的大巴车把工人们陆陆续续送回乡。在张伟基任南岭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些年，几乎每年的除夕夜，张伟基都会到工厂里跟留守的工人们守岁，陪工人们吃吃团圆饭，聊聊家常，让漂泊的工人们在南岭村感受到家乡一般的归属感。

　　在南岭村社区，社区图书馆、大剧院、体育运动场、公园等文化娱乐场所均免费对全部居民开放，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来了就是南岭人，”成为了南岭村对外来人员最热情的召唤。如今，已有数10户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在南岭村分得了宅基地，成为了真正扎根的南岭人。

　　勇于改革：两代人一脉相承的价值观

　　激荡40年，南岭村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人们在惊叹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南岭村取得这样的成就靠的是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以及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是不可复制的财富神话。

　　然而张伟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南岭村“两委”班子所组成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南岭村崛起的先决条件。一个让南岭村民至今引以为豪的事实是，虽然村里有着35亿元集体资产，却从来没有一个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出现经济问题，南岭村的党员、干部中没有一家私人小店，也没有一平方米的私人厂房。即便是在张伟基任党支部书记、在村中颇有威望的那些年，他的妻子也仍旧在工厂里从事烧锅炉的普通工作。

　　“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坚持用‘三心’（公心、事业心、责任心）和‘三情’（对党要有深情、对群众要有亲情、对工作要有热情）来严格要求自己，把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班子成员的第一职责，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成绩的第一尺度。”张伟基告诉记者。

　　同时，南岭村民永不停止创新的脚步，始终推动着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自从第一个工厂在南岭村落户以来，张伟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样一个天，同样一块地，同样有党的阳光照耀和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指引，为什么有些事情办成了，有些事情办不成？为什么有些地方变化大，有些地方还是山河依旧？因为事在人为，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坐等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办，那就会坐失时机。

　　南岭村集体经济的数次转型，都凝聚了村“两委”班子准确预判时势的智慧。善于抓住机遇勇于改革创新，已成为南岭村人代代相传的基因。2000年以后，张伟基的儿子张育彪从父亲那里接过了南岭村村党总支书记的大任，成为了南岭村新的“带头人”。2004年全面城市化，2006年成立社区党委。在深圳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和追求质量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南岭村再一次华丽转身，驶进了新的赛道。主动打破了仅仅当“房东”的现状，而是以实体产业为主体，以科技和金融为双翼，着力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打造新的产业结构。为此，南岭村还设立广东省首个社区创投基金，主动对接一批具有前瞻性、创新性、高成长性的创新项目落地。

　　“1979年，南岭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2017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5万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富裕并不等于文明，有钱不等于幸福，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张育彪信心满满地说。

　　在张伟基看来，两代人治理乡村的理念和方式或有不同，然而对机遇的捕捉以及对形势的洞察和创新的勇气却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斗转星移，日月交辉。38年过去了，从过去种田转向“种”厂房，再到现在“种”高科技公司，搞股权投资，南岭村追求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张伟基当初上任时对村民们的许诺仍声声在耳，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南岭人对美好生活的呼唤和向往，也是新时代催人奋进的鼓点，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南岭人继往开来，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