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清晨，一轮红日跃上山巅，屋外一片冰天雪地。69岁的藏族老阿妈求中背起水桶，踏着积雪，向着离家3公里外的约古宗列曲走去。她娴熟地砸了几个冰块放入桶中，回家后烧开解冻，便是全家一天的饮用水。

　　这里是海拔465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郭洋村，求中一家是离黄河发源地——约古宗列曲最近的一户人家。“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这里的泉水养育了我们，我们理所当然要保护好这里。”求中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国家公园的建设，她的儿子格求也成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曲麻莱县是黄河的正源，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腹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2016年，中央启动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正式发布，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发来贺信，强调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深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步入收官之际，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格局为“一园三区”，即三江源国家公园和长江源（可可西里）、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涉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治多、曲麻莱4个县，共12个乡镇、53个村。在高寒缺氧地区建设国家公园，是党中央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决策，是绿色中国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更是青海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三个最大”的重要抓手和生动实践。

　　保护家园——打造绿色文明“样本”

　　72万平方公里的“大美青海”有着最“大”的价值，也有着最“美”的颜值。

　　近年来，三江源地区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更好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固，水源涵养功能有所提升，湿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10年前提高11％和30％；

　　玛多县千湖美景再度归来，青海湖水体面积不断扩大，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藏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两万只恢复到今天的7万多只，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10.04万吨，较2002年保护初期增长约38倍；

　　车行青藏公路，沿途常能近距离邂逅“高原精灵”藏羚羊，曾经的盗猎之地，如今已恢复平静……

　　一系列生态成绩的背后，是青海高位推进的结果，是政策措施聚光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初心不改守护家园的结果。

　　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里的草原退化沙化严重，黑土滩遍地，鼠害猖獗，湿地萎缩，湖泊干涸，雪山消失，野生动物难觅踪迹。

　　而今，经过多年治理，一幅“眼前是青山绿水，耳边有潺潺流水，远处是冰川雪山”的美好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生态好了，风沙小了，环境真正的好起来了。”今年53岁的牧民秋智多杰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每到春季这里风沙特别大，每次出门身上是土、满嘴是沙。现在雨水多了，过去干旱沙化的地方也都长出了草，绿了起来，以前消失的湖泊又出现了，珍稀野生动物也回来了。

　　戴上“生态管护员”的红袖章，玛多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生态管护队队长索索在自己负责的“领地”认真巡逻，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看护着这一幅由山脉、水脉交相辉映的绿色画卷。

　　“没想到能当生态管护员拿工资，也没想到‘汪汪湖水星星海’又重现了。”在黄河源头放牧大半辈子的索索讲起“放下牧鞭”的道理时，语气里全是自豪，“草原是我们牧民群众的家，守好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我们的职责，即使没有工资我们也要守护。”

　　“三江源国家公园设园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2020年5月，青海省印发《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工作方案》。根据方案，5月中旬前为准备阶段，5月至7月底为推进阶段，8月至9月底为验收阶段，10月至12月底为设园阶段。

　　联动共赢——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居住着牧民17211户61588人，基本为藏族。牧民群众聚居程度较低、规模较小，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要在这样的地区，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就必须回答好两个问题。

　　如何在保护中寻求发展、保障民生？青海省紧紧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目前，国家公园内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全覆盖，高等级公路及国省干道达到438公里，通村道路1523公里。通过农村电网、光伏电站和户用光伏等电力供应方式，国家公园范围内已基本消除无电村，乡镇政府驻地已基本实现移动通信全覆盖。

　　如何在一个战场上打好增收和“增绿”的两场攻坚战？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青海创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着力打造生态脱贫的精准扶贫新模式，不少牧民群众端上了“生态饭碗”。

　　从“草原的人”变成“国家的人”，澜沧江园区的牧民乐尕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每天戴上印有“生态管护员”的红色袖章巡护山林，每个月能领取1800元工资，这笔钱不仅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给他提供了满满的动力。

　　“建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按照‘一户一岗’确定生态管护员17211名，每年发放补助资金达3.72亿元，户均年收入增加2.16万元，促进了减贫就业，有效调动了牧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赫万成说，通过发展生态畜牧旅游业及民族特色手工业等，三江源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

　　“我们的群众才是最可爱的人，前几天我们的管护员还救了一头马鹿，直到完全康复才送回山里。年初，还救了一只受伤的雪豹……”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致力于保护三江源一草一木的牧民群众令人敬仰，救助雪豹、岩羊、白唇鹿……听到最多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人故事。

　　创新体制——重构区域生态“版图”

　　“土地没长草和树，国土管，长了草，农牧管，长了树，林业管……以玛多县为例，湿地、林地、农牧、渔业、风景区等重叠、交叉管理现象严重。”黄河源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甘学斌介绍，管委会利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有利契机，率先实现了大部门制改革。

　　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以及森林公安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内，实现了黄河源园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的目标任务。

　　“自从改革综合执法以后，打破执法监管的碎片化，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弊端，探索实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不仅节约了资源，还提高了效率。”甘学斌说。

　　这是一项开创性事业，这是我国首次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了新路。

　　严格意义上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我国尚属新鲜事物，青海又是第一个试点省份。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亦没有成熟的方法路径。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青海是如何规划、如何科学推进的？

　　深化改革，在创新管理体制上实现突破。依托原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合试点区内6类15个保护地及相应管理机构，调整划转409个编制，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3个园区管委会、3个派出管理处。

　　制度供给，在建立运行机制上实现突破。成立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相关部门主体责任，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共建机制。在玉树州、果洛州分别成立了试点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推进辖区内体制试点各项工作落实。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部门管理、一种类型整合、一套制度治理、一体系统监测、一支队伍执法、一户一岗管护、一个理念建园‘七个一’的三江源模式，既为其他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赫万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