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在严厉惩处和有效治理下，我国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案件数量在达到峰值后持续回落。

2012年至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共计95.7万件，判决生效犯罪分子102.9万人。十年间我国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抛物线型变化趋势：一审结案数从2012年的7.6万件增至2015年的13.9万件，增幅为82.25%，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后开始持续回落，2021年一审结案数降至5.6万件，较2015年下降59.54%，回到2012年以前的水平。

近五年，随着我国吸毒人员数量逐年下降及戒毒管控措施不断加强，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萎缩，“零包”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呈下降趋势。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非法持有毒品案件1595件、容留他人吸毒案件11203件，较2015年高峰时期的10875件和35867件分别下降85.33%和68.77%。

与此同时，涉案毒品种类更加多元化，犯罪网络化、智能化特点突出，源头性毒品犯罪呈多态发展。涉案毒品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当前传统、合成、新型毒品“三代并存”格局愈加明显，麻精药品替代滥用问题不容忽视。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仍占据涉案毒品前三位，但涉甲卡西酮、γ-羟丁酸、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毒品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而且毒品犯罪网上和网下交织更为紧密，“互联网+物流寄递+电子支付”非接触式犯罪手段逐渐成为毒品贩运的新常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兴寄递业态发展，毒品犯罪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犯罪手段更加隐蔽，查处难度明显加大。国内规模化制毒犯罪在持续打击下得到有效控制，逐步呈现地域分散化、规模小型化、流程分段化等特点，制毒前体不断前移，制造新型毒品犯罪呈增长趋势。“金三角”等地仍是我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境外毒品因从传统渠道入境受阻，转而通过陆路绕道、国际物流寄递或者海上走私向我国渗透。

面对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形势，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指导思想。2012年至2021年，毒品犯罪案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刑率总体为23.09%，各年度重刑率分别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8至17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15年之后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重刑率始终保持高位，2021年较2015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

突出打击重点。在犯罪类型上，人民法院依法严惩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并加大对涉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农村地区毒品犯罪惩处力度。在严惩对象上，人民法院对具有武装掩护毒品犯罪、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以及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罪行严重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十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毒枭糯康及其集团骨干成员犯罪案、广东“博社村”系列制贩毒案、四川白友日涉黑组织特大跨国走私贩毒案等一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

积极参与综合治理，促进完善禁毒防控社会体系。在禁毒示范城市创建、重点整治和农村毒品治理等重点工作中，各地法院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参与其中，促进当地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湖南、广东、江苏、安徽等地法院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强化麻精药品和制毒物品监管、加强物流寄递行业禁毒管理、严厉打击餐饮娱乐场所涉毒违法犯罪、严格美沙酮维持治疗安全服药管理等司法建议，促进禁毒综合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在第35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收集、整理2021年以来各地法院审结的毒品和涉毒犯罪十大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的犯罪类型代表性强，毒品犯罪中既涵盖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和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等源头性犯罪，也包括“零包”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等末端犯罪；涉毒犯罪则选取毒品犯罪分子“自洗钱”以及因吸毒诱发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例涉案毒品“三代并存”，除传统毒品海洛因和合成毒品甲基苯丙胺外，增加新型毒品犯罪占比，特别是涉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列管物质和泰勒宁等滥用麻精药品案件。另外，案例情节典型手段多样，涉及暴力抗拒检查情节严重、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吸毒、通过贿买手段获取立功线索等情节以及“互联网+物流寄递”非接触式犯罪手段,且多名被告人均具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2年十大毒品和涉毒犯罪典型分别为：梁玉景、黎国都制造毒品案；冯志国运输毒品案；邱山喜贩卖、运输毒品案；郑保涛等制造毒品、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万昊能等贩卖毒品、洗钱案；古亮引诱、教唆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案；梁宇立走私、贩卖毒品案；周洪伟贩卖、运输毒品案；何启安贩卖毒品案；郑波故意杀人案。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