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收时节，在湖北各产粮大镇的街道上会停满几百上千台收割机，大家都在这短短一个月内争抢业务，而一个月过后，再想在街上找到收割机的踪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开始行动，他们有的守在收割机旁现场收购粮食，有的坐在家等着收粮，或随买随卖，或囤货等待行情上涨。其目标很简单，就是赚取差价。

在农村的土地上，庄稼就这么一茬茬地种，粮食就这么一年年地卖。

刘斌是“中国一代粮王”刘文豹的儿子，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他就随着父亲辗转多地种粮。这几年，他们在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和兴隆镇的6个村承包了近2000亩地，经营着家庭农场。

收割季节，刘斌会用自己家的两台收割机试收，等到小麦熟透，大面积收割时，再雇上几台机器，边收边种。

麦收期间，刘斌一天要刷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四五十次，除了手机自带的天气应用，还下载了三四个软件相互印证着看。他觉得天气预报有些不准，有时预报有雨却没下，预报中雨地面都没打湿，而且今年越来越干。“如果能精准到村里就好了，不过有了下雨概率预测，也能据此提前做准备。”

小麦收割主要看天气，天气晴好时，时间便宽裕些，但若赶上雨天，麦子在地里一刻都不能耽误。赶在22日收完小麦，是因为天气预报说再过两天有一场大雨。

不过这场雨后，就能及时种植玉米和水稻。上了水、翻了地，刘斌要赶在夏至前完成播种。那些离水源较远的地块，他采用了水稻旱直播的种植方式，先将水稻种子播撒入土，待其出苗后再进行灌溉上水。这种种植方式巧妙地错开了集中上水的时间。

小麦收割后，刘斌他们在种植水稻。

从事农业二十多年，刘斌明显感受到气候在变化。具体而言，他记得小时候放麦收假在6月初，现在的麦收时间从5月中下旬开始，今年更早。

“农业生产总是希望风调雨顺。”刘斌难忘2023年，阴雨连绵，留给抢收的时间被压缩到仅仅四天。他雇了5台收割机昼夜不停，总算将小麦抢收完毕。更大的困难紧随其后，临时找到的烘干点无法处理太多的小麦。堆积如山的麦子在潮湿与闷热中发酵变质，品质大跌，价格自然也一落千丈。

刘斌的经历并非个例。那两年连续的阴雨灾害，尤其河南、湖北等地的大范围烂场雨，给无数种植户上了沉重一课。彼时，烘干设施奇缺，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小麦只能露天堆放。一些农户情急之下用雨布苫盖防潮，却因不透气导致内部积热、湿度更高，反而加速了霉变和出芽。

那场灾害让他们意识到烘干设施的重要性。刘斌在那一年投入十几万元，购买了两台烘干机。在满负荷运转下，它们一天能将水分高达30%的湿麦处理20万斤，理论上十天左右即可消化一季收成。

这看似高昂的投入，实则是千亩以上规模种植户的生存底线。“没有烘干设备，一旦撞上连阴雨，收上来的粮食处理不及时，就会发热霉变。”刘斌说，在没有晾晒条件的情况下，农户就会卖潮粮，25%—30%水分的小麦，一斤只能卖8毛钱。

烘干工艺本身也是一门精细科学。机器一旦运转开来，一刻也不能停歇。粮库收购标准以12.5%的标准规定限量为基础，实行增扣量原则，这直接决定了粮价和市场流通。

对于高水分小麦，往往需要分级处理。刘斌讲道，先初步烘至14%—15%水分，短暂存放降温散湿后，再用铲车推进设备进行二次烘干，最终达到12%水分入库。这看似多一道工序，恰恰是杜绝霉变风险的关键。“因为仓储中的小麦会出现自然返潮现象，增加约0.5%的水分，预留空间才能确保长期储存安全。”

不过，自从烘干设施建好后，刘斌暂时没有遇到过2023年那样的情况。“今年刚收回来的小麦水分在25%左右，后面几天小麦的水分更少，在14%—15%之间。”

一天一个价

刘斌的仓库里还有些今年收获的小麦没有卖完。一个原因是最近忙于插秧顾不上，最重要是这几天小麦的价格进入了疲倦期，很少看到收粮食的人。

在农村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着众多中间商活跃于田间地头，他们直接在收割现场收购粮食，或走街串户，或待价而沽，随后将收购的粮食转卖给大型粮库、仓储基地或加工厂。这些粮食经营者就是农户口中常提到的“粮贩子”。

这些年，尽管农业生产高度集约化，专业分工明确，大部分农户仍不会将过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卖粮上，主要还是依靠粮贩子。枣阳市农业农村局干部刘重波长期关注粮食的流通，“过去家家户户都有粮仓储存小麦，有时候粮食受潮，每月还需倒出晾晒一次，一个夏天至少要晒两到三次，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损耗。”他提到农户自行将小麦晒制后再卖到粮库，虽单价略高，但需投入人工成本，且要面临无法储存的难题。

“现在农户很少再自建粮仓。一方面，专业烘干和仓储服务已较为完善，粮食收割后可直接由中间商或加工企业进行机械化烘干处理，无须农户自行晾晒；另一方面，自建粮仓需投入大量资金，且占用场地，散户若囤粮待售，还面临价格波动风险，不如直接出售给中间商更划算。”

同刘斌打交道的粮食中间商大多来自附近的乡镇，距离再远一些的中间商很少到王城镇，他们自行划定了收购范围。“粮贩子找我们也很方便，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到镇上一打听就知道哪里有种粮大户，哪里有粮食。”

一般来说，中间商的收购价取决于市场，一天一个价。刘斌说像他们这样的种植户根本掌握不了市场行情，只能通过货比三家的方式，多给几个中间商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粮报价，然后选出价高的那个卖掉。

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经验可循。刘斌讲述了在小麦储存和售卖上的经验：每年麦收刚开始时价格会高一些，等到全国大面积收获和烘干后，价格会跌落几分。因此他们会将烘干的小麦暂存仓库，反正短期储存不会有太大损耗，等到7月份市场上散户粮食基本售罄时，粮价会回升一些。

曾有一家米业加工厂的老板给刘斌传授过粮食流通的规律：种麦子的时候卖麦子，插秧的时候卖稻子。这个时段通常是一年中粮价较高的节点。“但我们受限于简易仓储条件，无法将粮食储存到第二年。”刘斌他们基本会在当年7月将小麦全部售出。

粮食售卖过程中，农户都希望短期内迅速出货，前提是粮食价格达到他们心中的预期。对于种植大户沈辉而言，相较于关注小麦价格的小幅波动，他更倾向于及时出售小麦以快速回款，从而将资金投入下一轮生产。

沈辉经营的顺辉农机专业合作社位于枣阳市产粮大镇七方镇，该镇小麦种植面积连续10年稳定在25万亩左右，去年粮食种植面积达50万亩。

今年沈辉所在的合作社种植了6000亩小麦，他并不太担心粮食的销路。沈辉告诉记者，这背后的关键在于风险对冲机制：其中1500亩小麦采取订单种植模式，面粉厂以固定价格收购，这部分订单不仅保障了基础收益，还为剩余4500亩粮食的市场化销售提供了缓冲空间。虽说订单种植在田间管理上要求更高，但小麦的收购价也会高于市场价格。

沈辉认为稳定的订单至关重要，合作社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保障了小麦质量，使其在交易市场中总能卖出好价。收购顺辉农机专业合作社粮食的中间商也不固定，沈辉和几个中间商长期保持着联系，但真到了出售小麦时，谁出的价高，他就卖给谁。

谈到粮食价格的波动，沈辉更希望市场价格稳定。因为一旦粮食涨价，农资等投入成本就会产生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

刘斌曾亲历小麦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他回忆刚到王城镇那年，小麦价格涨至1.5元一斤，随后肥料价格跟风上涨，可次年粮价却跌至1.3元一斤，导致种植亏损。土地流转费也存在类似问题：粮价高时农户纷纷要求涨地租，一旦粮价下跌，种植户想协商降租却难获同意。

刘斌和沈辉都是这样认为的：粮价稳定才能带动农资、地租等产业链成本稳定，让种植户摆脱价格波动困扰，将精力集中在提升粮食品质与产量上。

在每吨十元的利润里穿行

小麦从农户手中流向粮库或加工厂，实际流通链条远比“农户—中间商—粮库”的模式复杂，通常要经历更多环节。粮食中间商依据经营规模形成清晰的层级体系，从走村串户的流动收购者，到乡镇层面的小型粮商，再到跨区域运作的大型贸易商。

在对不同层级中间商采访后，这些来自不同环节的声音相互印证、层层递进，让粮食从田间地头到加工厂、粮库的完整流通链条，包括其中的价格传导、品质把控、利润分配等复杂机制，逐渐清晰而立体地呈现在记者眼前。

首先，初级粮贩开着装载自吸设备的小型货车走村串户，从散户手中收购小麦，完成第一轮交易。这些初级粮贩的货车容量有限，通常只有5吨左右，他们以每斤微薄的差价收购粮食，可能将两三千斤小麦收入囊中后，迅速转手卖给乡镇上稍具规模的粮食收购点或小型粮商，这是第二轮交易。

乡镇的小型粮商收到来自多个初级粮贩的小麦后，会对粮食进行初步处理，如筛选杂质、简单烘干降低水分，提升粮食品质以符合更高一级收购标准。随后，他们会将处理后的粮食卖给区域性的大型粮食贸易商，或者直接送往当地的中小型加工厂，这构成了第三轮交易。

区域性的大型粮食贸易商拥有更大的仓储空间和更完善的加工设备，他们会对收购的小麦进行精细化处理，包括严格控制水分、精准筛选，甚至按照不同品质进行分级。之后，这些贸易商再将粮食出售给大型粮库、面粉加工厂或饲料厂等终端，完成第四轮交易。

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利润空间，大家各挣各的钱，形成了一条相对固定的流通链条。不同层级的中间商在粮食流通链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作家任林举在《粮道》一书中这样写道：如今的粮贩子变得“文明”“文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敲一只铜锣，扯开嗓子满街喊，收粮啦，收粮啦。他们换了方式，在汽车的横栏上支一条幅，上书“收玉米每斤1.02元”，然后再当街停下来，守株待兔。表面的平静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胃口。

现在，很少再能见到如此收粮场景。兴隆镇粮食中间商石晓东从事粮食收购已经二十多年了，早些年，为了开拓粮食收购的渠道，他开着三轮摩托车走家串户收粮食。石晓东说，小中间商的运营模式较为灵活，靠高频次的短途交易积累收益，虽单次利润微薄，但凭借收购、转手的快速周转，也能在粮食流通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

石晓东和刘斌建立购销关系是在两年前。那时，石晓东早已成立了粮食经销公司，他的主要客群也变成了种粮大户和流动收购者，下游对接的是全国各地的贸易商。

赵军益从事的是跨区域粮食贸易，他的粮食收购生意规模在七方镇20多家粮食购销商里排在前位。刚开始做粮食收购时，赵军益主要收购附近农户的粮食。要是本地收得差不多了就拓展到枣阳周边其他乡镇，粮贩子和小型收购商也会把粮食集中送到赵军益的仓库。

堆在赵军益粮食仓储库的小麦。

“下乡收购粮食的小贩不容易，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有时每斤仅赚取一分或几厘钱的差价。”赵军益接触了很多中间商，“以前他们收粮时，农户全家上阵帮忙拆袋、装车。现在的粮贩子更像是农户的搬运工。”

粮贩子“巨大的胃口”靠的是一分一厘的精打细算。行情不好的时候，每一环的利润空间都很小。石晓东揭示了粮食中间商的生存逻辑，他说行业内有这样的共识，即买卖一吨粮食，能挣上10块，这个活就可以干。

他接着说，做粮食生意很简单，中间商作为非生产或加工终端，盈利逻辑在于低买高卖，比如某地下游收购价为1.2元一斤，中间便以1.17元从农户那里收粮，再承担运输、初筛损耗等成本，这些中间费用基本根据粮食品质固定。最终当运到下游卸车时，若能保证到手1.19元一斤，这笔生意就有的赚，本质是通过两端价格差覆盖成本并获利。

“其盈利核心在于以量取胜。若年经营量达上千万吨，靠累计规模也能形成可观的收益。”

小麦通常在5月份迎来集中上市期，大规模售粮的时间约持续20天。王城镇粮食中间商彭俊杰在5月16日启动了新一季的收粮工作。作为当地为数不多的粮食收购商之一，他每年经手小麦300万—400万斤。每收一车粮食，彭俊杰都要先掏出便携式测水仪，仔细检测水分。这是他最看重的收购标准，一旦水分超标，后续的烘干成本会直接压缩利润。

在彭俊杰看来，粮食贸易的门道全藏在价格和时机里。饲料厂、粮库给出的收购价各有高低，他每天都要反复比对市场行情，哪边出价高、运费划算，就把粮食往哪边送。但今年的市场却让他摸不着头脑，仓库里囤的粮食迟迟卖不动。

和他一样困惑的还有刘斌，大家都猜不透粮库啥时开，收多少。有人说现在大家饭量变小，也有人觉得是养殖业不景气，需求端的疲软让整个粮食市场陷入僵局，彭俊杰只能无奈地守着库存，等待行情转机。

“今年的粮食生意不好做。”石晓东说现在信息太发达了，社交平台让全国各地的信息传播得飞快，粮食跨地区流通盈利变得很困难。

去年，石晓东让公司员工到山东去寻找销路，秉持着哪有差价就往哪儿装的原则，他们跑了好几家面粉厂、酒厂、饲料厂，都不如意。“关键问题是全国粮价几乎统一。以前湖南的粮价会高一些，还能把粮食运过去卖，现在全国各地价格都差不多。就像这几天，山东那边小麦价格都是1.16到1.17元，各个地区之间几乎没有价格差了。”

石晓东在公司前立下的收麦广告。

赵军益也发现，这两年小麦流通方向较往年有明显变化：往年各地粮价差异较大，如河南小麦每斤可能比本地高2分钱，山东、河北有时甚至高出1毛钱，凭借这样的价格差，粮食多销往价高的外省以赚取差价。最近几年各省间粮食价差极小，跨省运输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因此今年他更倾向于在本省就近销售消化。

和父亲那辈守着摊位等客、思想固化的经营模式不同，赵军益认为，如今粮食生意想要成功，关键在于抢占市场先机。六年前，赵军益购置了一辆一次能拉十来吨玉米的小货车，专门往武汉周边养殖场送货，客户主要是养殖几千到上万只鸡或猪的散户。之所以要跑这么远送货，是因为那时没有固定销路，只能主动拓展，赵军益想着把玉米直接送到养殖户手里，说不定能打开市场。

他在扩展小麦和玉米销售渠道上颇有新意——依靠短视频平台。名为“湖北省枣阳市赵军益色选玉米”的账号上标注着“湖北省枣阳市七方镇赵军益粮食购销，主要经营：玉米，小麦，水稻，油菜籽，芝麻等农副产品购销！”的签名。

短视频的运营主要由赵军益的妻子负责。起初，她只是把赵军益收购和销售粮食的日常作为内容分享到平台上，并未将其作为打开销路的渠道，直到通过平台私信接到客户订单后才开始重视系统运营、高频更新。

到后来，他们发现短视频平台宣传效果很好，只需在家发布视频，系统便会将收粮、买粮内容推送给同行及种植户，实现高效获客。“第一次合作时，连面都没见过，但只要货的品质和价格靠谱，就能靠诚信把生意做起来。”赵军益主动出击，凭借诚信逐步积累客户，即便与客户素未谋面，也能通过长期合作建立起稳固的业务关系，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粮食市场中脱颖而出。

摸索经验，赵军益发现玉米生意的优势不在于利润更高，而在于客户稳定。不同于小麦收购门槛低、靠自然流量吸引农户送粮，玉米经营依赖长期信誉积累。赵军益对接的主要是大型玉米批发商，这些经销商在火车站做批发生意，收购后再销往养殖户。

如今，赵军益的经营模式已发生变化，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去年玉米和小麦的年交易量高达1亿斤。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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