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CIDP）共同主办“人类发展的进展与机遇：引领未来，在变革中推进人类发展”高级别政策对话。此前，为深入探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新困局，更好引导决策者在未知领域中前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在日本发布题为“创造未来：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新方向”的《2024年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本次政策对话围绕该报告关注的议题，聚焦中国和全球在推进人类发展进程上面临的最新挑战，探讨助力人类发展未来努力的方向，以应对短期的不确定性和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与挑战，加快推进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共同繁荣。

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道路

过去20年，亚太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达到35%。作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诞生地和人类发展方式的先驱，该区域在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和教育以及提高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长期和持续的变革性进展。过去30年中，亚太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升了19个百分点，是全球范围内最显著的飞跃。

然而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和颠覆性技术的变革，使得人类发展进步面临不确定性，让所有人的未来都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新冠疫情的持久影响，与过去三年内的其他冲击相叠加，使得健康、教育、生计等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全球人类发展指数以来，2020年和2021年，全球人类发展首次出现连续两年的倒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主任坎尼·维格纳拉贾（Kanni Wignaraja）。

“在技术变革和人口趋势中，我们面临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巨大障碍，这种情况遍及全球，在亚太地区尤为显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主任坎尼·维格纳拉贾（Kanni Wignaraja）表示，“在动荡的形势下，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道路至关重要。”

坎尼·维格纳拉贾说：“亚太区域的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仍然存在广泛而持久的差距，许多人仍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多种形式的匮乏和不安全，这是我们必须关注并正面解决的问题。近期的干扰，如新冠大流行、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以及许多国家债务负担的增加，导致了重大挫折。尤其是在性别和气候领域，差距不断扩大。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若不加以有效措施，亚太地区在2065年前将无法实现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现象凸显了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所取得进展的脆弱性，同时也为人类超越地球边界的活动产生的可能后果提出严重警告。

“亚太地区有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地区，约有100万女性没有真正参与就业。同时，有很多的人处于非正式雇员的行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尔肯斯（Philip Schellekens）表示，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放缓，我们需要更多创新，让更多地区强强联合，以确保未来的增长是可持续的，从而不断创造就业机会，让人们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并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报告》提出加速和深化人类发展的三大战略转变：首先，人类发展和增长战略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政策制定时优先考虑人的需求，将人和子孙后代的发展纳入各国决策领域的主流。二是向“正确的增长方式”转型，重视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将其与增强新的竞争力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人类发展模式进行重塑、现代化和主流化。三是大胆推动变革。真正取得进展需要更具前瞻性和远见的领导，有赖于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共同采取行动。为应对挑战的复杂性和跨领域性日益增加，需要强调改革的政治性和有效交付机制的设计。通过具有前瞻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治理体系，可以迅速调整优先事项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新的政策和计划。

《报告》中提出四大关键机会领域。一是制造业，过去二十年中许多国家逐步去工业化，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一直在下降，这可能为时过早。将制造业与贸易和创新联系在一起，走与过去不同的工业道路。二是服务业和农业，技术变革已经模糊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服务业和农业之间的传统界限，“农业3.0”充分利用GPS和其他数字和生物化学技术，并越来越依赖于制造业和服务提供商的投入，因此，在这三个领域的交叉点蕴含机会。三是绿色、蓝色和紫色经济。在绿色经济中，脱碳的需求为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的创新创造了机会。在蓝色经济中，该地区丰富的海洋资源可以得到优化并通过新技术和投资来维持，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长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尤其重要。在紫色（护理）经济中，妇女通常花很长时间从事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应由国家或企业提供相应支持，让妇女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参与。四是前沿技术。快速的技术进步正在改变制造业，降低进入壁垒，使企业能够在亚太地区生产复杂、高价值的产品，如电动汽车、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药品或智能手机。除了组装之外，企业还在向后整合到零部件制造和研发中，并向前整合到服务中，利用数字技术增加行业价值。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低发展水平（1997年前）迈向高发展水平（2010年后）的国家。2022年，全球196个参评国家中，有155个国家的HDI值相对疫情之前有所下降，中国是为数不多仍然保持增长的国家。

HDI涵盖了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关键的维度。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永恒介绍，从2010年—2020年，中国的三个分项指数都实现了不同层次的增长——健康指数上升了17位，教育指数提升了29位，收入指数增长最快，提升了38位。分析发现，收入对HDI增长的贡献率为45%，教育为41%。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为78.2岁，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较高水平。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永恒。

会上分享了中国最新的地市级HDI。2020年，我国已有23个省级行政区位列高人类发展水平，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省级行政区从2010年的北京、上海增加到7个。2010年，我国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及以上的人口约占55%，到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7%。在全国335个地级市中，HDI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其中收入差距减少的速度最快。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HDI分析发现，区域内部的差距大于区域间的差距。

“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处于多重转型和相互关联的风险的十字路口。向低碳经济迈进和解决社会不平等只是中国和亚太地区复杂挑战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转变虽然令人生畏，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构想经济和社会、建设一个对所有人、对地球都更美好的未来的机会。”坎尼·维格纳拉贾表示，“我们要探讨适合亚太地区的最佳实践，将其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更多推广绿色发展、普惠发展，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这是大规模可行的，就表明，我们可以在促进人民繁荣的同时保护自然和气候。”

坎尼·维格纳拉贾评价道，中国从全球装配线（世界工厂）到设计和创新的领导力量，其快速演变令人瞩目。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人力资本和快速适应性学习的投资。再加上大量实物资本投资，利用国内外直接投资的工业和农业政策，推动了这一进展。在这一持续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见证了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

坎尼·维格纳拉贾说，城乡结构失衡仍然是亚太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发展挑战。中国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试图缩小差距。通过投资促进农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中国可以释放农村市场尚未开发的潜力。

构建可持续、包容和公平的未来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全球趋势，202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4.9%，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抚养比大幅度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表示，应从三个方面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一是加大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实力度，解决生育率超前下降的问题；二是针对未来不断扩大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群体，增大护理人员的培训规模；三是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开发，通过教育提升人口素质，提升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让老年人更健康长寿，是最大的机遇。我们倡导‘健康老年化、积极老龄观’，进一步发挥老年人的‘能量’，为社会作贡献，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冯文猛认为，老龄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随着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高，要从资源分配、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服务设置等方面，打造老龄友好社会。

冯文猛表示，首先要解决平等收入问题，对此中国进行了很多探索，如不断提升养老金保障水平，构建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框架，以及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尽量为老年收入提供较好的保障。其次，建立更加充分的医疗生态，变被动健康为主动健康，例如，中国正在广泛推进医养结合。在机构养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第三，创造更多机会，让老年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在硬件方面，快速推进适老化改造，在软件方面，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视角看待老年社会。同时，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很多制度安排也需要调整，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本提上日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合作部部长汤梦君认为，我国面临着低生育率，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从人口学看，主要是因为处于生育高峰期的育龄女性数量在急剧减少，以及人们推迟进入婚姻的年龄，导致在婚育龄人群的减少。

“从根本上，要从性别平等的视角理解低生育率。目前我国在私领域和公领域性别平等革命完全不对等，公领域如教育等方面的进步非常快，但在私领域如家务的分担上，性别平等的步伐还比较慢。”汤梦君表示。

“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中国女性在没有报酬的看护上投入的时间是男性的2.5倍。我们必须从女性的角度发力、从赋能的角度发力，进一步加强工作环境中的平等，使父母双方都能够兼顾家庭和生活。通过在家工作、远程工作等方式，更多提高工作灵活性。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从社会约定俗成和文化认知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际项目官员布里安娜·斯图尔特（Brianne Stuart）说。

汤梦君介绍，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减少，导致人口老龄化。近年来，政府出台很多生育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时间的支持，延长陪产假、育儿假，让夫妇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二是经济的支持，如部分省份推广的儿童津贴、生育津贴、税收减免，三是服务支持，开展针对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设施建设等。国外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例如北欧国家在性别平等的大框架下推进家庭发展，来促进和保持生育率，法国更强调发展生育设施，鼓励女性能够在生完孩子以后从事全职的工作，日本和韩国把应对少子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从法律、政策各方面完善对策。

“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应对低生育率。”汤梦君表示，中国提出实现人口规模的现代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少子化使得我们可以拿出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健康等事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针对中国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应建立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中国的要素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即区别对待的问题，一些人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都面临着一些制度上的歧视。应当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让市场在收入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减少垄断、减少分割。在再分配领域，尽管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力度远远不够。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很小，仅靠个人所得税调节的力度非常有限，此外，我们也缺乏直接税的调节手段。在转移支付方面，多数财政资金用于养老金，但中国有多种养老制度，对不同人群的养老金待遇又有很大差别。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待遇水平很低，比农村贫困标准都低，这是极不合理的。”李实说。

李实建议，要加大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要针对儿童安排一定的福利项目，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中国在这方面的认识仍相对滞后。

李实表示，在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探索中，应该让地方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中央确定的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比已下降到1.9，而全国约为2.5。浙江省十分重视城乡融合发展，让城市的发展能够更多惠及农村。同时，政府对农村进行大量投资，发展乡村产业、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让农民在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浙江省较其他省份，把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建设上，浙江农村老人的养老待遇比全国水平高出2-3倍，浙江省的低保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浙江还兼顾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对于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给予了更多市民化待遇。

实行气候和自然友好行动

202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扩展了HDI的维度，将人均碳排放和物质足迹纳入评估，创立了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即PHDI，旨在指导各国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减少对地球的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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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I提供了衡量和反思的工具，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包括在国家以下的尺度，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人类发展、气候变化以及自然友好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清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兵介绍，“国际上往往是国家收入越高，人均物质足迹越高。很多高收入国家虽然HDI有所提升，但是碳排放、物质足迹过高，导致PHDI出现显著下降。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总的来说发达地区物质足迹较高，但西部地区的物质足迹也比较高，这和基建、建筑、工业导致的自然资源利用有关。”

朱兵说，对物质足迹和碳排放的分析，也是从环境和资源的角度反映出中国区域发展。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人均碳排放和物质足迹偏高，PHDI相对于HDI下降得更为严重，这是一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反映。

“亚太地区有55%的能源来源于化石燃料，每个国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都承担着重要责任，如果分配到每一个人身上，减排任务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重。我们要实现亚太地区净零的能源转型，同时构建成气候韧性的治理机制。”Philip Schellekens说，环境挑战将为中国提供独有机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实现真正的转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蓝、绿经济的发展刺激整体经济，并将造福子孙后代。

“应利用气候及自然友好型行动来实现人类的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促进可持续的生计，给‘人’赋能，构建有韧性的社会体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张林秀表示，要用系统思维，更全面地看待气候及自然友好型行动带来的多重利益。我们不但要在政策制定、发展绿色经济上着力，还要充分动员社区力量参与。其中，给女性赋权，保障其充分参与十分重要。

“我国在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过去十年，我国GDP增长了69%，但是PM2.5的浓度反而是下降了57%，重污染的天数下降了92%，污染减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的污染减排主要依靠末端治理，其潜力已在逐步收窄。因此，能源转型就成为当前和未来绿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副主任陈丹说。

陈丹表示，在能源转型和产业转型、产业转移和产业上升是紧密相关的。加强东西部协同，在东部产业转移至西部的过程中，加强西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与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是非常好的突破点。关键在于能耗强度和能耗总量的控制，从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在煤炭消费省份和煤炭产地之间，即在南北上也要形成一定的协同机制，如煤炭基地省份突破碳能锁定，实现未来的绿色发展和近期能源保供的协同。

朱兵介绍，“十四五”时期，国家明确循环经济三大优先领域，一是构建资源循环型的产业体系。其中推进产业园区的循环化发展十分重要。二是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资源型社会。三是深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的生产方式。朱兵认为，循环经济也要从民生小事做起，如塑料污染、快递外卖包装、商品过度包装、废弃车等。

中国对世界做出“双碳”承诺。在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化石能源逐步退出的过程中，将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减少。在能源转型的同时实现公正转型，保护脆弱人群十分重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调查了中国能源转型对就业的影响。报告显示，中国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就业机会预计将在50年内分别增长一倍和四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火力发电行业减少的就业机会。

“在高峰时，煤炭产业就业人群达到500万人，目前已经下降了50%以上，未来还将继续下降。我们估算，未来中国达到‘碳中和’，中国将有70%—80%的可再生能源接入，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产能将下降到目前的1/5至以下甚至更低。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提供的就业岗位较传统化石能源产业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有60%的增加。因此，要做好引导，在职业培训和金融转型等方面进行支持。”陈丹说。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