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小吃摊吃个早饭，到菜市场买水果蔬菜，剪发、快递等等，城市人的生活哪一样离得开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妇联主席、样衣部部长李承霞是来自一线的农民工代表，她最关注这个群体呼吁和诉求，“不仅在服务业，在制造业，甚至是高端制造业中，农民工都是重要力量！”

“扎实做好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工就业”成为热词之一。在“新老农民工”交替过程中，如何做好“老一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培养“新一代”农民工成为新型劳动者，备受代表委员们关注。全国两会期间，“保障农民工就业”好声音不断。

“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不一样——

“时代在变，有技能、有能力的工人得到更多社会认可和尊重。”

深耕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作已经20多年的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代表，说起给农民工“牵线搭桥”，能清楚感觉到“变了”。

“60后、70后农民工越来越少了，尽管他们还有体力干活，但合适的工种已经不多了，过去的电子厂、建筑工地已经少见他们的身影。”张全收感慨，农民工主要变成了80后、90后，年轻人的就业喜好、职业发展需求都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方也要顺应这种变化。

“新老农民工”相比，张全收总结了两个“不一样”，首先是就业领域不一样，过去的农民工卖的是力气，从事的是建筑工地、电子加工厂等重体力、重复性劳动，今天的农民工对职业价值感有了更多追求，渴望学习知识技能，他们中有很多还上过大学，他们更想进入的是高薪或技术型行业，比如月嫂、家政或是技术型工人。

说起农民工的变化，李承霞直言不讳：“我20多年前从老家安徽来到江苏打工，那时候很自卑，话也不敢说，现在不一样了，在任何场合我都可以很自信地表达自己。”李承霞觉得，时代在变，有技能、有能力的工人得到更多社会认可和尊重。

“不只我们老工人有变化，‘新一代’农民工的精气神也很足，年轻人对自己的职业很自豪，有主动学习的愿望，想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承霞补充道。

对于李承霞所说的变化，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水电队队长谭双剑也颇有感触，“过去农民工卖苦力，社会地位也低，印象很深的是我刚来北京那一年，都不好意思坐公交车，总觉得会被人瞧不起，但这些年社会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认可越来越多，职业上升通道也越来越宽。我带着几百个农民工兄弟，鸟巢、国家速滑馆、大兴国际机场等地标性建筑都有我们的功劳。想也没想过，有一天可以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为农民工群体发声！”谭双剑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

不仅是社会认同和价值感在提升，农民工的待遇也有了明显提升。“像我们水电工、焊工等工种，干一天有五六百块钱工资。很多快递员、家政员、工厂技术工种待遇比白领还高。”谭双剑说。待遇的提升是社会对体力劳动者价值更加认可，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市场紧俏的因素。“老一辈农民工挣了钱，不愿意让孩子再干体力活，像建筑工、泥瓦匠等重体力工种很紧俏，也倒逼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

新质生产力需要新型劳动者——

“还需要更高技能的提升、沉淀和积累，实现从‘工’到‘匠’的转变。”

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培养大量符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工人。农民工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怎样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型工人？李承霞表示，培养技术过硬的工人，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让工人不仅掌握流水线的基本技能，还需要更高技能的提升、沉淀和积累，实现从“工”到“匠”的转变。

20多年前，李承霞就是流水线的工人，干的是剪线头、缝布片的工作，通过接受工会系统化的培训、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如今李承霞已经成为国家认证的高级技工了，“现在国家给予产业工人的培训和上升通道越来越好，我的经历就说明，农民工也可以有机会赢得出彩人生。”李承霞不由得发出感慨，她鼓励农民工不仅要主动学习，还要多了解现在的职业上升路径和评职称的政策，抓住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同样从学徒工成长起来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焊工付浩，如今他已经是高级技师，“现在不光有高级技师，还有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正全面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随着等级越来越高，工资待遇也会相应的增加。”

付浩经历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他深刻地认识到，新质生产力对技能工人的要求在变高。“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对我们工人来说就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工作能力要跟得上新质生产力要求，技术水平也要跟上，不然就会被淘汰。”

“要把‘新一代’农民工培养出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用工需求。”张全收建议，对于目前还没有进入新兴产业的工人，可以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就业招聘平台，借助信息化技术收集供需两方的信息，让农民工可以在平台上选择就业城市、就业企业、就业岗位，实现劳务供需精准对接，让符合条件的“新一代”农民工进入技术型岗位锻炼成长。

“当然，对这部分优先上岗的农民工，还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张全收补充，尽管他们有学习需求，但单靠在工厂锻炼还不能满足成长需求，同时又很难找到正规专业的学习渠道，为此，张全收建议政府结合市场变化、企业需求和就业意愿，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民工培训体系，进而实行订单、定向、定岗培训，让有技术的工人在岗学习。

未来的新型制造业会对技能型人才有更多需求，职业院校则成为培养这部分人才的主力场。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在进行校企对接，更好地帮助职业院校的学生掌握“可用”的技能。李承霞对职业院校进行过调研，发现一半以上都是农村孩子，为了把这部分群体更好培养成为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技术人才，她建议：“还是要让更多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学生，当然，政府也要给企业一些优惠扶持政策，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让他们感受到城市更多温度——

“从农民工享受到的城市公共服务到权益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年来，我们农民工在城市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已经越来越好，但还远远不够。”谭双剑最切身的体会是，“子女入学、升学政策对我们外地户籍的人员还是区别对待，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社保，像我们这一辈以及上一辈的农民工，干不动退休了，回到农村发现自己没有养老金，养老都成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娟格外关注“老一代”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他们是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者，即便已经‘退休’，但权益保障不能被忽视。”杨娟呼吁。近年来，“老一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着择业就业、持续增收、权益保障、老有所养等难题，有的农民工为了找新工作养家糊口奔波，有的农民工面临养老问题。为此，杨娟建议，针对退休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借助平台力量摸清生活困难群体，分层分类让他们享受应有的保障。

杨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过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或高污染行业工作，身体不同程度损伤，医疗支出会比较大，“但他们大多只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拿到的保险金远不能覆盖医疗支出，建议尽快建立过渡型养老补偿和转移制度，比如允许没有养老保险的返乡农民工办理保险，属地政府给予一定补助。”杨娟说。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依然是代表们关切的重点。农民工就业以短期就业为主，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在发生工伤事故、索要工资等纠纷时，因“劳动关系”界定模糊，其权益更易受到损害且难以维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总经理、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吴小颖表示，月嫂、家政、快递员等新业态领域近年来聚集了大量“新一代”农民工，权利保障纠纷也较为多发。“这是因为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企业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书面协议，无法纳入权益保障范围。”

在帮助维权方面，吴小颖表示，应发挥工会组织、仲裁机构的作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农民工收集证据、维权立案环节提供直接的帮助，免去维权的后顾之忧。“很多企业的培训补贴对象只面向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建议放宽至签订书面协议，进一步建立适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保障其平等享有培训的权利。”吴小颖说。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刘诗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