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国家层面都非常重视养老问题，但农村养老依然急需撕开一个口子，任重道远。”

决定去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的前三天，我在网上几经辗转找到了负责人李仲娥的联系方式，说明来意后她爽快地与我约定了采访时间，并不忘嘱咐：“姑娘，到了后在村委会门口等我，我去接你！”起初我只当她是客气，直到打开手机地图才明白她的用意。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卢庄村，一个没有地铁途经、从东四环熙来攘往的朝阳大悦城出发需要换三班公交车、耗时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即便是打车前往，也需要一个小时之久。谈及卢庄村，大多数人会想到当地的热门景点红螺寺，而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只被那些有养老需要的人所熟知。

远离北京城区的热闹与喧嚣，“静悄悄”和“慢悠悠”成为这个京郊养老院的代名词。乡间的二层小楼、铺满水泥砖的院子、简易的晾衣架与长椅，这番朴素将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置身于繁华都市生活的“折叠区”。这是一个近乎被按下暂停键的区域。这里有别于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抛却光鲜亮丽的外衣后，回归到属于乡村的朴素与宁静。生活在此的老人，或失能、或残障，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早已失去的生机与活力使他们成为平凡生活的“背景板”，身处被生活遗忘的“折叠区”，却又不时被时间推着向前。

秒针与时针

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静。在这里，时间流逝的声音是具象化的。如果把整个养老照料中心比喻成钟表的表盘，那么李仲娥就是这表盘里快速向前旋转的秒针。

狭小的员工休息室里，一阵急促的闹钟声响起。李仲娥熟练地将闹钟关掉，躺在床上缓了缓神，翻身下了床。李仲娥的一天是从凌晨五点钟开始的，她常用“来来回回”这个词进行概括。

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的东楼和北楼是供老人们休息的场所，每栋楼最靠里的房间是留给护理员们的宿舍。李仲娥的房间在东楼二楼的角落里，每天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挨个去老人们居住的房间巡视。

洗脸、刷牙、穿衣服，喂饭、喂药、换床单被套，这些正常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却是失能老人们难以企及的，而这也成为李仲娥和护理员们每天必“打卡”的任务。

城市与农村的养老机构是有区别的，这是李仲娥早些年“考察”城市养老院后得出的结论。抛去环境、设施、护理人员等硬性条件不谈，光是入住的老人自身素质这方面，二者就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养老院里的老人普遍素质较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可以维持自身生活的退休金。有些老人上了岁数依然头脑清醒、腿脚利索，自理能力没有太大问题。而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这样的情况实属难得。

小脑萎缩、脑出血、聋哑、失明……李仲娥所收留的老人多以轻度和中度失能为主，五十多位老人里仅有三个是“不糊涂”的。“都是身体有点毛病的，家里人照顾起来负担重，保姆也伺候不了，就送到我这里了。”李仲娥说。

看似琐碎的事，往往最费工夫。即便李仲娥从凌晨五点就开始忙活，可把五十多位老人一一料理好后才惊觉大半天都要过去了。因为身体状况不同，老人们的伙食是分批次做的。碰上厨房缺人手时，李仲娥要去帮厨以确保老人们能按时吃到热乎乎的饭。每逢节假日，李仲娥要抽空接待一拨拨前来探望的家属。有时赶上老人突发疾病，她还要跟着救护车一同送老人去医院抢救。

对于李仲娥来说，下午往往是上午的循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上。临睡前李仲娥会再去老人的房间巡视一遍，叮嘱完夜间值班的护理员后才回到房间休息。也只有在这一刻，李仲娥身上的“发条”才会暂时停止发力。

秒针飞速旋转，时针则悄无声息地流转，养老照料中心里的老人们同时针一样，在飞逝向前的时间里“慢慢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偌大的餐厅里，老人们分坐在餐桌前，上演着一出“默剧”。餐厅里唯一发出声响的是悬挂在墙壁上的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什么节目没人在意，因为比起看电视，老人们更擅长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蜷缩在轮椅里的老人，上一秒才张嘴喝了水，转眼便歪着头打起了瞌睡；面对面坐着的两个老人，大眼瞪着小眼，却谁也不会开口说点什么；小脑萎缩、智商如三岁孩童般的老人总惦记着跑出去玩，为了保证安全，护理员把她用布条绑在轮椅上。可她还是倔强地向上扭动着身体，企图摆脱束缚站起来。

在餐厅里等待吃饭的老人们。

直到护理员们端着午饭过来，打瞌睡的被叫醒，发呆的缓过神来，不能自理的也端坐好等着被喂饭。

在养老照料中心的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他们等待自己的亲属前来探望，等待李仲娥和护理员们为他们安排好吃饭、睡觉、洗澡、晒太阳的时间，似乎只有通过将时间进行分割的方式，才能让他们感觉一天的时间并没有那么的漫长。

天气好的时候，李仲娥会在午饭后陪老人们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这是她一天时间里难得能坐一会儿的时候。院子里依然是静悄悄的，老人们分散着坐在长椅上，沉寂、瞌睡、发呆依然是常态。偶尔会有老人结伴，用几块形状各异的石头在一个简易的不锈钢棋盘上玩着“老虎吃小猪”的游戏。

老人们的午休时间。

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自2019年7月建成以来，距今已超过四年之久，而李仲娥却在这循环往复的日子里度过了十二年。

总得有个“家”

距离卢庄村十多里地外的安各庄村，是李仲娥的家。在搬来卢庄村办养老照料中心前，李仲娥曾在自己家中开了个托老所。

2014年，是国家对养老事业高度重视的一年。2014年1月，民政部、国家标准委、商务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5月，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内容涉及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社会力量介入、医养结合等，基本上覆盖了养老产业所需的最重要的方面。

李仲娥想在村里办养老机构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一年，李仲娥家刚好盖了新房子，东西厢房且不算，还能余出来十二个房间。把当院改成客厅的样式供老人们娱乐，其他的都做成单间，再从前排房子那里做一个门，不就齐活了？想着自己既能在家照看孙子，又能多一份额外的收入，李仲娥浑身上下充满了斗志。

到了镇政府，李仲娥才发觉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因为小时候没上过学，她只依稀认得几个字。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让她先去民政局办手续时，李仲娥犯了难。“我让人家给我写了个纸条，等到了民政局我就把纸条拿给人家看，要是还让我去别的地方，我就再让人家给我写个纸条。”李仲娥说。

就这样，靠着托人写纸条的方式，李仲娥一路从镇政府找到民政局，又从民政局找到残联。凭着身上的一股“倔”劲儿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对养老事业的支持，李仲娥花费五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办托老所的经营许可证。

托老所办起来的第一年，李仲娥就收留了二十九位老人。靠着自己的能干、实在、勤奋，李仲娥赢得了不少口碑，有些外地的老人也被家属陆续送了过来。然而，随着李仲娥的托老所越办越红火，麻烦也悄悄找上了她。

人多了，地方就显得小了。二十九位老人的到来，让一年前看上去还算空旷的院子变得拥挤起来。上了岁数的老人，哪怕再精心照料，身上也会有难以掩盖的“老人味”，更何况是二十九个老人聚集在一起。

李仲娥去了趟村委会，她想把自己家前面归村委会管理的房子租过来，进一步扩大托老所的空间，同时也能改善一下住宿环境。不承想村委会以“怕其他村民有意见”为由直接拒绝了，那是李仲娥第一次感觉到委屈。“我又不是白要这块地方，我不也是想为村里的老人创造更多的条件吗？”李仲娥有些激动地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老人数量的增多，纸尿裤、尿垫的使用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村里负责收垃圾的人找到李仲娥，向她索要额外的垃圾处理费。李仲娥骨子里的“倔”劲儿又冒了出来，从那天起她开始自己收揽垃圾，骑着三轮车把垃圾运到垃圾站，倒完之后再把垃圾桶拉回来。

现在的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房前屋后加起来的面积总共是两亩半，在此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饭店。可就是这“两亩半地”却没少让李仲娥操心。

费尽周折为老人们找到空间更大、环境更好的住所，还没等新鲜劲儿过去，李仲娥就被扣上了违法经营的“帽子”。在卢庄村的新住址达到了办村级养老照料中心的标准，李仲娥现有的托老所的经营许可证并不能与之适配，想要重新办许可证就意味着必须按照正规的养老照料中心的标准进行装修升级。

早几年办托老所时，李仲娥拿出了村里占地补发给自己的三十万，而建养老照料中心所需的消防水池以及整套的烟感探测器就要花费三百万，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零碎的花销。在那时，李仲娥不仅要顾着尚在托老所的老人，还要抽空来离家十里地外的卢庄村盯着装修。那段时间，李仲娥瘦到了九十多斤，走路时腿都禁不住在裤子里面打晃。

从安各庄村的托老所到卢庄村的养老照料中心，李仲娥一路走来惹得不少旁人嫉妒，可其中的艰难和委屈只有她自己知道。

从事养老事业十二年，直到去年李仲娥才慢慢地把之前装修时四处借来的钱还上，勉强维持着回本的状态。北京市民政局会根据养老照料中心入住的老人自身情况发放相应的补贴，每逢节假日也会带来米、面、油等慰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撑李仲娥走到今天的力量。

在办养老照料中心前期，李仲娥在经济上面临的“扣不上盖”的情况，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迟迟交不上的托老费。

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老人们被分成自理、半自理、卧床三种情况，每个月的托老费也随之有不同的标准，分别是2500元、2800元-3000元、5500元。这样的价位在北京市养老机构里并不算高，可对于一些农村家庭来说，这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每月到了收托老费的时候，总有交不起费用的家属央求李仲娥宽限几天。“我这人一听好话就心软，再说了老人啥也不知道，你总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吧？”李仲娥说。

对李仲娥而言，不管是先前的托老所还是现在的养老照料中心，她竭尽所能去做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想给这些失能老人一个“家”。就这样，即使是没能按时交费的老人，李仲娥也把他们留下来继续照料。然而，直到有些老人离世，那些拖欠许久的托老费还是迟迟没有交上。

难以忽视的“断层”

作为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里岁数最大的护理员，郑宝平已经六年没有回过家了。

在做护理员之前，郑宝平曾在北京的各大商场里当过保安、做过小工。自学护理之后，他开始去医院当护工，“医院的各个科室我都熟，除了传染科。”郑宝平打趣地说。

和李仲娥一样，郑宝平的一天也是在循环中度过的，下午是上午的循环，重复操作着那些照顾老人们的流程。在谈及从事护理员这份工作的感受时，郑宝平用“活不累”“轻松”来形容。察觉到我脸上的惊讶后，他忙解释道：“做这个比干苦力强多了，只要有爱心、有耐心就行了，这是一个善举，虽然一般人都不愿意干。”

郑宝平正在给残障老人喂水。

算上郑宝平，现如今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只有六个护理员。就郑宝平来说，他要同时照顾六个老人，三个能自理的，三个完全需要依靠他人的。这也是郑宝平迟迟没有请假回家的原因，在人手本就紧张的情况下，他如果离开，就等于带走了老人们的依靠。

缺少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这是农村养老机构面临的最直观的困难。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六个护理员都是甘肃庆阳人。

在此之前，李仲娥曾尝试雇过怀柔本地的人，但结果都是没干多久就纷纷辞职了。对于怀柔本地人来说，供他们选择的职业类型很多。不管是在餐厅当服务员，还是在民宿里当管家，都要比照顾老人轻松许多，有时甚至还能拿到比做护理员更高的报酬。因此在面对大小便失禁、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时，嫌脏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日益减少的耐心。

郑宝平在医院当护工时发现，老人住院时子女亲自陪护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通过请护工的方式来解决。而护理人员多是像自己这样五六十岁的人，年轻的护工非常少。“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都忙，他们没有耐心也没有这个时间停下来，所以现在学老年人护理的也少，他们不爱这个。”郑宝平说。

在护理员王桃花眼里，老人是“变老了的小孩”，但却享受不到和小孩一样的待遇。辗转于河北和北京的医院里做护工时，王桃花亲身经历过最多的事情是：月嫂很容易找得到，而请到照料老人的护工得费点工夫。老人和小孩，作为同样需要被人照顾的两种人，人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很多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你给他洗干净了也还是有味。有的老人记性不好，你前脚跟他说完，他紧接着就忘了，然后会不停地跟你唠叨。相比之下，小孩儿就好照顾多了。”王桃花说。

然而，有耐心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农村养老过程中专业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失能老人因疾病引起的过激行为以及不可自控的情绪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脑出血、小脑萎缩等疾病使得多数失能老人的智力倒退至孩童时期，不管是行为还是言语，都与孩子如出一辙，很多老人们情绪阴晴不定。状态好时，他们同正常人一般积极配合着护理员们的工作，等到犯病时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极其不稳定，甚至会出手伤人。

因为劝阻捡拾地上的烟头，李仲娥本就有四级伤残的小腿被老人用铁拐杖打出了青紫色的肿块；做电工时发生事故，截肢只剩一条腿的一位老人多年来被郑宝平精心照料，可还是会因为琐事对郑宝平破口大骂；王桃花给老人穿鞋的工夫，毫无征兆地就被打了一记耳光……可事发之后，老人们却根本不记得自己犯病时的所作所为。

照料失能老人本就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情，老人们“无理取闹”的行为，进一步增加了护理人员照顾老人的难度。能够忍受无缘无故的打骂，李仲娥、郑宝平、王桃花等人算是少数，不能忍受的人则纷纷转行去做了别的营生。

每天看着形形色色的老人被送进养老照料中心，郑宝平也会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今年他六十岁，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再干四五年就退休，回甘肃老家自己养老，这是郑宝平目前的计划。“我们这一代人老了的话，养老就是个大断层，断个一二十年也有可能。能自理还是靠自己。”郑宝平说。

在郑宝平看来，一直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传统，会随着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为生计奔波于城市的大趋势逐渐消失。在这其中日益被削弱的亲缘关系，影响到的远不止一代人。

帮助年轻人减轻生活上的负担，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王桃花对农村的养老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谈及自己的养老问题时，王桃花的想法却和郑宝平一样，她也想回到甘肃老家养老。

在被问到之后会不会考虑入住当地的养老机构时，郑宝平和王桃花这两个在养老机构工作的人，却都纷纷表示不愿意。

不止不休

一直以来，郑宝平都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成为护理员之后，他每个月能拿到四千多的工资，其中百分之九十的钱都会寄给在甘肃老家的妻子，这笔为数不多的钱成为供孩子上学以及支撑家庭日常开支的绝对力量。

郑宝平的父亲今年87岁，丈母娘的身体也因疾病每况愈下，目前两位老人都由郑宝平的妻子负责照料着。在郑宝平的老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养老一定是居家养老，子女须亲自照料老人并参与到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各个环节中，在当地只有五保户老人才会被送进养老机构中。在当地人看来，子女将父母送进养老院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每个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已经为之付诸行动的人都面临着“不孝”的指责。而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老人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子女将自己送去养老机构的行为产生了抵触。

王桃花就是郑宝平妻子的“翻版”，此前她一直在家里照顾老人。直到家中老人去世，王桃花才得以来到北京打工，与丈夫一起赚钱贴补家用。

在养老照料中心工作的六年时间里，郑宝平在老人们的眼神里看到最多的就是期盼。“他们思念儿女的心情在眼神里就能看得到，每天瞅着大门口，要是别人的孩子来了自己的没来，就在那里低着头。”郑宝平说。

在郑宝平看来，老人最需要的是陪伴。可现实情况是，有的老人自打被送来之后，家属就再也没露过面。稍微好一点的情况是逢年过节时，老人会被家属接出去吃个饭，之后又被匆匆地送回来。郑宝平很看不惯这样的做法，因此当被问到自己之后会不会入住养老机构时，他坚决地说了“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当下农村养老院和养老机构的空置率大多数都在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子女或亲属来照料。基于此，陆杰华认为农村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应发挥出相辅相成的作用，在针对农村养老问题上形成一股合力。而这样的想法，早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会杰便提交了相关建议。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农村养老一直是赵会杰所关注的问题。就小庙子村来说，现有户籍人口2700人，其中75周岁以上老人149人，残疾老人42人，村中常住老人空巢率约为45%。赵会杰在调研中发现，村中大多数空巢老人面临的情况都是子女、亲属在外务工，家人“季节性”地回家看望难以弥补老人们长时间缺失的关爱，孤独、寂寞、缺乏日常照顾成为农村老人的生活常态。

在此情况下，赵会杰产生了在村里组建养老互助组织的想法。区别于一股脑将老人送进全天候管护的养老机构的做法，该想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环境里感受“离亲不离情”的温暖。通过志愿者上门服务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助残、助洁、心理疏导、代购、家政等多方面的服务，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舒心且有尊严。

然而由于资金有限，赵会杰的这个想法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国家层面都非常重视养老问题，但农村养老依然急需撕开一个口子，任重道远。”赵会杰说。无论如何，农村养老这件事都是赵会杰不遗余力要去争取的。

日子一天天向前，李仲娥盼望的三月如期而至。年前李仲娥就计划好重新装修，她想给养老照料中心铺上地暖，再从一楼挪出点空间给老人们开一间医务室。而这些，都会在北京停暖之后开始实施。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桑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