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省巴中市南江籍劳务分包人姜建平向巴中市委、市政府求助，反映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国宏丽都嘉园项目拖欠158名农民工工资747万元，请求派人前往帮助维权。

同时，南江籍农民工袁开平反映山西省灵石县一建设项目拖欠75名农民工工资149.8万元。巴中市平昌籍农民工何文敏反映河北省邢台市一建设项目拖欠138名农民工核定工资237.3万元；

遵照巴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及时介入维权。期间，工会维权人员历时10余天远赴河北、山西两省三地，运用“3+1”异地维权模式，成功解决三起农民工欠薪问题，累计为巴中市371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1134.1万元。

据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王晓荣介绍，今年1至7月，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共受理农民工维权求助事项45件。截至目前，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已为4178名农民工追回欠薪及伤亡事故索赔1.2亿元。

充分发挥“3＋1”利剑作用

据王晓荣介绍，位于邯郸市丛台区的国宏丽都嘉园商住小区项目，由河北国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国宏公司）出资建设，邯郸市晨阳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阳公司）总包承建。

邯郸组织协调会，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2017年8月，巴中市建安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姜建平分包了该项目4#、5#楼的劳务工程，近200名巴中籍农民工参与施工。2018年10月，国宏公司突发债务性融资“爆雷”。各方融资债权人蜂拥而至，申请查封冻结国宏公司账户与资产的诉讼案件多达230余起。国宏丽都嘉园项目被迫停工并随之“烂尾”。

2023年10月，停工“烂尾”达5年之久的国宏丽都嘉园项目，在“保交楼”专项借款政策支持下竣工封顶。此时，饱受讨薪之苦的姜建平看到了希望。然而，面对该楼盘销售黄金期已过，房企贷款紧缩等现状，无奈之下，今年5月22日，姜建平选择向家乡党委政府求助。

临行前，四川省巴中市以市政府的名义向河北省邯郸市发去公函，请求邯郸方面充分配合巴中市维权中心派出的工作人员，及时妥善处理农民工欠薪事件。同时，维权人员以“代理投诉”为抓手，将有关情况向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国务院有关部委及河北省主要领导进行了投诉反映，立即引起了事发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8月18日，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王晓荣、赵春、杨柠菀到达邯郸。次日，邯郸市政府相关领导主持召开协调会。王晓荣等维权人向涉事企业负责人反复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使其充分认识到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性；同时又多次召集姜建平等人为其分析利弊，化解心中积怨，确保农民工情绪稳定。最终，在巴中市和邯郸市两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在邯郸市相关职能部门充分支持和配合下，核实认定了共拖欠巴中籍农民工工资747万元。

8月20日，双方达成协议：今年12月31日前先兑现400万元，余下347万元于2025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王晓荣说：“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巴中市农民工维权‘3＋1’模式的作用，即公函引路、代理投诉、依法调处＋维稳并重。”

多年积淀已形成完整制度体系

王晓荣介绍说，四川省巴中市总人口356万人，常年超过100万人在外务工，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地农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况且，巴中市各个区县都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GDP总量仍未超过1000亿元，在四川省仍然排名靠后。因此，大量务工人员能否顺利将务工收入拿回巴中，这对巴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也正因为此，巴中市历届党委、政府均高度重视农民工维权工作，该市这项工作，也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充分认可。

山西灵石县协调会现场。

“通过多年的维权实践，我们已经形成整套经验，并总结出成体系的制度。概括起来有三点，”王晓荣说，“即党政主导、工会主体，解决‘谁来维权’的问题；法理并举、维稳并重，解决‘怎么维权’的问题；用心服务、分类施策，解决‘长效维权’的问题。”

首先，巴中将农民工维权工作作为“书记项目”“常委项目”来抓，市委常委会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坚持重心下移，逐年增加“两代表一委员”中基层人员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工比例，巴中3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1名来自农民工群体。

巴中在市总工会设立市农民工维权中心，为副县级事业单位，落实编制和经费保障，由“全国先进工作者”王晓荣同志担任市农民工维权中心主要负责人。以乡镇（街道）、建筑工地、驻外机构等为载体，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等方式，延伸工会触角、赋予维权责任。

王晓荣说，“维权必须建设一支业务精通、工作精细、敢打硬仗的工作队伍。”巴中目前已建立起一支涵盖市县乡村的农民工维权队伍，并对这支队伍采取组织调训、专题讲座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履职培训，加强技能竞赛，开展“业务大比武·岗位练铁军”活动，并评比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和劳动关系协调员。

至于怎样维权，王晓荣说：“实践中，我们摸索出‘3+1 模式’，并在实践中多次运用。”

为什么要“代理投诉”？是鉴于农民工信息渠道及认知局限的现实，在接到农民工维权求助后，首先由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向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和事发地省、市主要领导网上公开信箱反映情况。

为什么要“公函引路”？由市人民政府给事发地政府发去公函，维权人员再持市政府出具的介绍信赶赴相关地域，意味着是代表市政府而来的公务行为，这便于引起所在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另外，维权必须“依法调处”，合法权益绝不让步，合理诉求据理力争；同时，还要考虑“维稳并重”。因为针对农民工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引导，确保依法理性维权，才能达到圆满效果。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