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2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202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社会帮扶已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新格局，万企帮万村、万企兴万村，从扶贫到振兴，城乡一体化、工农一体化，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新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如何将政策导向转化为实践效能、将企业优势融入国家战略，已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核心命题。

一、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重要价值

（一）新发展格局下的战略支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在“双循环”战略框架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具有三重战略价值：一是通过产业链下沉激活县域经济“微循环”，如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开发等，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国内大市场的有效供给；二是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城乡要素流动新通道，如直播电商助农、智慧物流体系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是以“先富带后富”机制推动共同富裕，通过就业吸纳、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这种“市场机制+社会责任”的融合，使民营企业成为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节点。

（二）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引擎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要努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贡献，这为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与传统的“输血式”帮扶不同，现代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企业发挥三大核心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如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研发突破；组织重构能力，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重塑生产关系；品牌塑造能力，将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这种产业赋能逻辑，既可以解决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问题，也为企业开辟下沉市场的契机，可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共生。

（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突破

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双重困境，而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性、效率性和创新性，能够有效填补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缺口。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民营企业可快速调动供应链资源；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企业搭建的数字化平台可实现需求精准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推动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共治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为民营企业深度参与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现实困境

（一）政策协同性不足的“碎片化困局”

尽管中央层面连续出台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但地方执行中仍存在“三难”：一是政策衔接难，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举措因部门权责分割难以形成合力；二是资源整合难，政府项目与企业帮扶计划往往各自为政；三是效果评估难，帮扶成效缺乏量化标准，易陷入“重投入轻产出”的误区。

（二）企业能力与帮扶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中小微企业占民营企业总数的90%以上，但其帮扶能力与政策期待存在显著落差：一方面，龙头企业虽资源雄厚，但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捐赠项目，缺乏长期深耕的耐心；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虽有参与意愿，却受限于资金、人才和技术短板。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责任转嫁”倾向，将本属公共财政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任务摊派给企业，导致帮扶边界模糊化。

（三）社会观念与价值导向的“认知性冲突”

资本逐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张力尚未完全消解。一些企业将帮扶异化为“公关手段”，追求媒体报道而非实质成效；部分舆论场域仍存在“企业做公益就是不务正业”的偏见。这种认知偏差，反映出社会对民营企业角色定位的困惑：企业究竟是纯粹的市场主体，还是兼具公共属性的治理伙伴？2025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呼吁“建立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扭转功利化帮扶倾向”，这正是对理念纠偏的迫切需求。

三、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制度支撑体系

在新时代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驱动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正经历从“责任履行”到“制度性共创”的范式跃迁。这一进程以法治筑基、协同破壁、评估革新为三重支柱，既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资本下乡要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更通过法治化保障、数字化赋能、市场化激励的协同创新，将社会价值创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共同富裕注入可持续的制度基因。一是法治筑基。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权利义务边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坚决克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资本下乡投资要投到点上”，保证“农田不能非农化，更不能非粮化”，划定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鼓励类”“限制类”清单，防止责任泛化。二是制度破壁。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整合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资源，推出企业帮扶政策“工具包”；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三是评估革新。引入第三方机构构建“社会价值绩效模型”，将抽象的社会效益转化为可量化指标：就业带动率不仅统计岗位数量，更追踪技能提升对劳动者收入的长期影响；产业链协同度衡量企业帮扶对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文化传承效果则评估乡土记忆活化、非遗技艺复兴等隐性价值。这种多维指标体系，打破了传统评估“重资金投入、轻综合效益”的局限。形成“投入-产出-影响”的全周期评估体系：事前用大数据预测帮扶举措的辐射效应，避免资源错配；事中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透明化，结合卫星遥感动态监控项目进展；事后建立三年或五年回溯机制，分析帮扶对当地的深层影响。评估结果与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直接挂钩，让“做好事”不再是道德选择题，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创新。

（二）树立“价值共创”的能力跃迁工程

在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下，企业正经历从“商业竞争”到“价值共生”的深刻转型。这场跃迁并非简单叠加社会责任，而是通过战略重构、技术赋能与生态共建，将社会价值创造内化为新的增长引擎。一是战略升级，重塑价值坐标系。企业需跳出“利润至上”的线性思维，将ESG理念融入战略内核。这种战略重构不是“做公益”，而是通过“需求洞察-技术攻关-模式输出”的闭环，将帮扶行动升级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二是技术驱动，激活善意生产力。数字技术正成为破解社会难题的“金钥匙”，通过区块链让每笔帮扶资金可追踪、可验证，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帮扶效益，让技术成为连接商业智慧与社会需求的桥梁。三是生态破壁，构建命运共同体。企业需打破零和博弈思维，通过技术培训、标准输出和收益分成，将农户、中小企业转化为价值共创伙伴，搭建共享共生的产业生态，既可盘活乡村资源，又为企业开辟新的出路。四是制度护航，筑牢创新基石。建立ESG政策工具包，将碳积分转化为信贷额度；开发帮扶项目智能预警系统，通过产业同质化率、技术适配度等指标防范风险；制定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分级标准，破解“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让政策设计从“鼓励参与”转向“系统赋能”。

（三）打造“四维协同”的生态共建格局

在共同富裕与现代化治理的双重语境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正经历从“单向输出”到“系统共创”的范式革命。这场变革绝非表层责任附加，而是通过组织重构、工具创新与价值内化三重机制，将社会治理需求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一是以党建引领促进组织重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这一要求蕴含着组织资本理论的核心要义——通过政治引领将党组织的动员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层面，“党建+帮扶”模式可突破传统党建“重形式轻功能”的困境：在帮扶中设立临时党支部，由企业党员、地方政府干部、驻村工作队构成“三位一体”决策单元，通过组织纽带整合政策资源、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二是以金融工具推动生态创新。基于金融深化理论，开发“社会责任债券”“共富信托”等工具，构建社会价值投资的“定价-交易-退出”闭环机制。参考浙江“两山银行”经验，建立生态资产数字化，推动生态权益质押，实现生态产品证券化交易，通过金融工具将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使生态保护成为可量化的商业行为。三是以文化浸润实现价值内化。通过“文化-认知”框架重塑商业伦理，实施“企业家精神传承计划”。设立“共富勋章”评选，设置“就业带动系数”“产业链协同度”等量化指标，将抽象的责任感转化为可竞争的社会资本声誉。编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运用案例库、指数排名等工具，构建“商业向善”同行评议机制。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行为，成为推动制度变革、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为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指明了历史方位、赋予了战略意义。在这条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征途上，民营企业的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书写新时代的“义利之辨”；每一份责任担当，都在诠释“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

作者：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治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和帮扶路径研究”（22&ZD19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