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牛能驾车后

父亲请木工打了一挂大车

这样我就从拉车的变成了赶车的
只是小黑牛习惯了往前冲
我们总是像一辆坦克一样

冲过平静的村庄
奔向无边的旷野

我最爱对人讲的两句话是，“我就是个放牛娃出身”，还有“十八岁之前我是个真正的农民”。很少有人会相信，都当作玩笑话听，听不出来我话语背后深深的自豪感。这样近乎骄傲地说话，是因为我这个放牛娃和农民是在晋南辽阔的沃野上“耕读传家”风尚和尧天舜日古老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晋南从地理上看，属于秦晋黄土高原上山西省的南部，处在霍山断裂带以南，吕梁山脉以东，太岳山脉以西，中条山以北，自远古洪荒，浩大的汾水汇入黄河冲击出广袤的河谷平原，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相连，形如宝瓶，沃野千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自古就是丰饶的粮仓，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摇篮，被誉为“最早的中国”。尧舜德孝文化在晋南大地上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样滋养了一辈又一辈的人们，数千年来，这里的农人都把太阳叫“耀我”，就是方言土语里“尧王”的发音，对应着《尚书·尧典》里称颂帝尧的“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和《史记》所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得天独厚的是能够生长在尧王故里，自小过的是“耀我”出来就下地，“耀我”落山就收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我们那一方的百姓都把尧王叫“爷爷”，把娥皇女英叫“姑姑”，把大舜叫“姑父”，逢年过节的风俗礼仪、平日里的待人接物，都恪守着尧舜遗风。

牧牛少年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孩童时代看到村里人秋播——晋南种的是冬小麦，中秋节前后秋庄稼收割后才种麦子——普遍使用的还是传说中4300多年前帝尧发明的木耧，要两个人操作。我们家通常是母亲牵着牛在前面拉，父亲在后面扶着耧，耧上的方斗里盛满了麦籽，父亲要一手扶耧、一手拿着一根树枝不时地捅一捅漏斗让麦种流下去，这个远古农业机械最核心的科技是漏斗的底部悬着一颗滚圆的石球，球体的摆动可以使麦种的流速均匀。但我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牛，收完秋种麦时要向邻居家借牛用，或者“雇牛墒”——就是雇用赶着骡子、马这样的大牲口走村串乡做耕种生意的人帮忙，但雇牛墒成本太大，因为像马这样漂亮又娇气的大牲口不像牛那样吃草就行，它们吃草要加料——麦草要铡得很短，叫“寸草铡三刀”，还要搅拌上香喷喷的麦麸和黄豆，并且半夜起来给它们加一餐——所谓“马无夜草不肥”，所以劳动的报酬除了现金还得半袋子黄豆，生产资料成本太高，因此我家最初基本上就是借耕牛。但要借牛得主人家先耕种完才行，并且要排队，往往是才开始吆喝牛进了地，下家就等在地头了。为此农忙时节天不亮就赶着牛下地，也没有工夫回家吃早饭和午饭，需要把家里做好的饭送到地头去，我最早参与的农事活动就是送饭。

早上送饭，一手提着个双耳黑陶罐子——这个器皿也是帝尧发明的，帝尧封在唐地，因为会烧陶被称为陶唐氏，在晋南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可以了解这段历史——里面是奶奶熬好的米汤，另一只手提着个荆条篮子，里面是一碗咸菜和几个馒头，用干净的抹布覆盖着；中午送饭，陶罐里就变成了汤面，篮子也换成了暖水瓶和白瓷大茶壶——中午疲累，大人们要喝“大叶茶”提神解乏，其实就是黄茶，这东西最早从安徽引进到霍山一带种植，是为了治疗缺钾的粗脖子病，久而久之成了晋南农人最热爱的饮品。因为产量有限而需求量大，通常只能买到发酵的茶树枝，名为“大叶茶”。其实没有叶子，全是粗粗细细的枝杆儿，泡茶的时候要抓好几大把才能把巨大的茶壶填满，还要拿拳头砸瓷实了，再把滚烫的开水灌进去冲泡。倒出来的茶汤黑红澄亮，比现在的咖啡还浓郁，也比咖啡更提神，不管多累多乏，一壶“大叶茶”就能满血复活。牛也不用专门喂料，站在地头青草管饱，旁边的河沟里饮一饮就能接着干活，因此那个时候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养一头牛。父母吃饭牛吃草的时候，我就可以赤脚在地头新翻的泥土里玩，赤脚踩进松软的泥土，那种不可名状的舒适感是和大地血脉相连的。

2000年与我少年时拉了十年的小平车和小黑牛驾过的大车合影。

“一头耕牛半个光景”，买是买不起的，从此在我们家人心里埋下一颗寄予着美好希望的种子，就像当时的广播里播放的“每周一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样照耀着全家人的心灵。而这美好生活的愿景却在不经意间成为现实，内生动力却是我想当个牧童的理想，“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多么美好的情景啊，这是文学作品第一次对我的人生产生催化作用。

我打上了隔壁伯伯家刚出生的那头黑色小牛犊的主意，那个小家伙多可爱呀，剪纸般的大眼睛，睫毛足有一寸长，忽闪忽闪勾人的魂，它那么调皮，不但会喷鼻子还会做鬼脸，一刻也不得闲，像只小鹿一样蹦蹦跳跳到你跟前，突然又翘着尾巴跑掉了。我缠着父母把小黑牛“抓”过来——晋南农村的传统，六畜里有些刚生下来是可以“抓”来养的，比如“抓条小狗崽”“抓个猪娃子”“抓几只小鸡”。狗的作用是看家护院，属于社会效益范畴，是不需要出钱的，猪崽和小鸡就是经济动物了，要么得出点钱才能让你“抓”走，要么将来养大了再还对等的数量回来，但骡马这样的大牲口和牛啊驴的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就算是小牛犊也不会白给你的，但我不知道啊，缠着父母去“抓”。

父母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三十啷当岁，笑眯眯地对视一眼不说话，我哼哼唧唧了几天没结果，以为没什么指望了，有一天放学回来看到院子里的水井旁多了根木桩，木桩下铺了一圈玉米秸秆，一头黑色的小牛犊被缰绳拴在桩子上。我呆立半晌才认出它来，它被套上了笼头失去了自由，呆呆地站着跟之前“判若两牛”。我欢呼着扑上去抱住它的脖子，它吓得四蹄炸开，但没有挣扎——我这只小牛犊从那个时候就展现出极高的情商，它很活泼，但是放开它在院子里跑，也不会踩坏奶奶种的豌豆苗，只是低下头把湿润的圆鼻头凑上去嗅啊嗅，不会乱啃乱吃。从此以后我就成了那个快乐的放牛娃，每天放学后就飞奔回家，带着它去野地里吃草。我放牛从来不用缰绳牵着，我在前面走它就紧紧地跟着，像一只黑色的大狗，我一跑它就撒丫子追，追上了就得意地绕着我兜圈子，头一仰一仰地炫耀着。因为它的活泼好动，且长得又快又高，我以为它是头公牛，等到它身上那些长长的胎毛都脱落了，换上一身油光水滑的黑缎子般耀眼的皮毛，父母才告诉我说这是头母牛，这个时候它已经有了一对又弯又长的漂亮犄角，额头上还有个花朵般的毛旋窝，出落成了我们村里最健壮好看的一头耕牛。

在它长大的这一两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度过了梦幻般快乐的时光，每次我背着割草的挎篓领着它来到河边野地里，三把两把割几捆草把挎篓塞满，小黑牛自由地去吃草、嗅花朵、追逐蝴蝶，我找片斑驳的树影躺下来看书，连环画《三国演义》《敌后武工队》《吹牛大王历险记》，评书《隋唐英雄传》《明英烈》，没有前后书皮的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第二部，都是在放牛的时候读完的。我们家虽然是庄稼人，但我父亲上过“刊授大学”，喜欢研究科学种田，还是个文学爱好者，从小家里《人民文学》《作品》《小说月报》《青春》《汾水》（《山西文学》前身）俯拾皆是，成为我的文学启蒙读物。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看看风雨快来了，拉上化肥冲到地里给玉米、高粱施上肥，大雨到来时已经回到家里，我们兄妹三人和父亲一人一本书，坐在堂屋的竹帘子后面读书，母亲打毛衣或者纳鞋底，奶奶不识字，有时候看着我们，有时候打盹儿，更多的时候只是望着院子里明明灭灭的雨泡发呆。

小黑牛学会耕地拉车后，吃草甩头都沉稳了很多，但它从小习惯了跟我赛跑，拉车不会走只会跑，耕地的时候听到一声“驾！”就往前猛冲，有时候就会把扶犁的人带个跟头，为此没少挨鞭子。每次看到它挨打我都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制止，但有时候它不小心啃了人家树皮，我也会拿树枝抽它，一手牵着它的鼻子，一手挥着枝条。我又瘦又小，它健硕高大，犄角如刀，但只是围着我转圈子逃避，从来没有显示过攻击性。父母说它只会跑不会走就不会有耐力，干活很快就会感到累，指望它生了牛犊后会老成一些，可它生了好几个牛犊还是老样子，终于有一回它被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借去耕地，因为这个脾性而被误会不听话，被鞭梢把一只右眼打瞎了。等我周末从镇上初中回到家里，看到它垂着头一动不动，走近了才看到它瞎了一只眼看不到我。再后来小黑牛被外村一个人以买耕牛的名义买走，结果是卖给了屠宰场，父母知道后唉声叹气了好几天，绕着弯子做我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诉说了实情。我号啕大哭，长时间走不出悲痛的情绪，为纪念小黑牛，写出了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牧牛少年》。

种瓜的老手

因为要去镇上上初中，我结束了放牛娃的生涯，失去小黑牛后，暑假里我每天晚上的工作主要是看瓜。村里的孩子胆子大，一个人就敢在旷野上的瓜棚里过夜，夜晚的瓜地连绵无垠、烟雾笼罩，远近的瓜棚如同大海上稀落的扁舟，人生的大寂寞和人间的烟火气并存。在此之前，热爱文学的父亲毅然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去《临汾日报》编辑部做了实习编辑，继续做着他的作家梦，并鼓动我写点寓言故事和诗歌试着给文学副刊部的主任看，那个出过诗集的主任居然用“一字不易”来赞赏我的天分，乐坏了一向内敛木讷的父亲。我也得以从小学开始就在地市级党报上发表作品，上初中后又自己投稿给省级的《山西农民报》，发表后被父亲看到，他一直认为那个作者是与我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直到我拿出那张五元“巨款”的稿费单，他才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在好几天里莫名其妙就发出一串“嘿嘿嘿嘿”的笑声。

但父亲本质上还是个农民，他不会因为文学而耽误了农事。西瓜和棉花是农村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我们兄妹仨的学费来源，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分派晚上住在瓜棚里看瓜。开始父亲还帮我在地头搭好瓜棚，后来我干脆带着八九岁的弟弟自己搭瓜棚了。我带着弟弟大费周章地把瓜棚盖成二层楼，这样可以防止夜里的野兽袭击，还可以在楼下点上艾草或者烧一堆麦芒来熏蚊子——小河里的蚊子成团地往脸上砸，不烧点烟没法睡觉。我和弟弟热火朝天地搭建二层瓜棚时，路过的叔叔伯伯总是对我的别出心裁嗤之以鼻，他们善意地“嘲笑”我们说：“这是打算住一辈子啊？”天黑之前搭好瓜棚，回去吃过晚饭，弟弟要睡觉了，我一个人提着一盏防风的马灯，挥舞着自制的“金箍棒”去地里看瓜。旷野辽阔，星光熹微，虫鸣像海潮一样弥漫着，那时候的黑夜是真的黑，黑到面对面都看不见人脸，全靠白天的记忆走路。我躺在瓜棚里根本就不敢“下楼”，尿尿都是从瓜棚的树枝缝隙里撒外面。之前不知道从谁家的炕洞里翻出一摞子线装书，拍去厚厚的浮尘露出靛蓝的封面，竟然是《红楼梦》，八卷本，翻开看是竖排版，也被我带到了瓜棚里，正好凑着马灯的微光阅读，以驱散漫漫长夜的恐惧。但当读到“昨夜潇湘闻鬼哭”，棚外夜风翻动，枯叶哗哗作响，头皮发奓，头发根根直竖，怎么也不敢读下去了。

村外就是老309国道，那个年代还是运输主干道，西瓜熟了得每天拉着小平车到国道边去摆摊儿。国道边是一米多宽的沙土护路带，供步行和骑自行车，正好可以摆一张小方桌和几张小马扎，桌子上放两个艾草编成的草圈，西瓜放在上面可以防止滚落。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的年纪，已经是种瓜的老手，随便拍拍就知道瓜熟不熟、沙不沙，但我已经是通读过竖排本《红楼梦》的“读书人”，怎可做“贩夫走卒”之徒？况且，公路上人来人往，万一被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看到我在卖西瓜，岂不是要遭人耻笑？这时候我不谙世事的弟弟就派上了用场，我让他坐在小方桌后面的马扎上，手摇大蒲扇，我则在小平车后面铺一张麻袋片，躺在上面读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有人买瓜了，弟弟就喊一声：“哥，出来！”我就戴上草帽从藏身处出来，很老到地跟人讨价还价，挥着西瓜刀在瓜上开一个三角形的口子，抠出一块锥形的瓜瓤来让买主尝：“看看，沙不沙？不信尝尝甜不甜！”就在做瓜农小贩的岁月里，美丽、知性、善良的丁洁琼（《第二次握手》中的人物）在我心底留下了理想女性的美好形象，我躺在麻袋片上头，枕着草帽壳捧读《第二次握手》，身边是公路边热带雨林般浩瀚的玉米地，为主人公伟大而遗憾的爱情泪流满面。

农事的衣钵

父亲给我以文学的熏陶是潜移默化，传给我农事的衣钵却极具仪式感。在过“圆满”（晋南农村孩子的十二岁生日）之前，父亲是往地里送农家肥的活儿的主力，我是辅助，比如他抡着三齿粪叉往平车里扔猪粪、牛粪的时候，我需要端着车辕杆让平车保持平衡；往地里拉粪的时候，他在前面扶着两条车辕，肩上拉着拉带，我跟在后面推车。平时一家人在院子里摘花生、剥玉米的时候，也是父亲开故事会的时候，他把从书报杂志上读来的案件啊历史故事啊饶有兴味地讲给我们，使得枯燥无尽的农事活动变得轻松有趣。但挖农家肥是重体力活儿，父亲没有过剩的精力边干活边讲故事，他就买了一个木头壳子的大收音机，前脸儿蒙着金色花纹的红色布面，雪白的调频调谐旋钮，红色的指针在五线谱一样的指示盘上滑动，干活儿的时候把收音机放到窗台上，音量调到最大，就可以在评书和广播剧里忘却劳动的疲劳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家的田地离村子比较远，送一趟农家肥要个把小时，这样漫长的时间没有精神生活是我家人受不了的，尤其是我跟在后面推车，只看见脚下的土地流水一样倒退，觉得没有意思。于是父亲又跑到镇上的百货商店花十块钱买了一个烟盒大小的微型收音机，乳白色的塑料壳，黑色的后盖，他把小收音机装在衬衫的前胸口袋里，拉着车意气风发地走向田野，我小跑着在后面推车，支棱着耳朵捕捉前面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在无尽的岁月里跑成一个快乐的小农民。

有一天，在我们家巷子里的粪堆旁，院子里那棵探出墙外的老柳树的树荫里，父亲笑眯眯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个乳白色的小收音机，问我想不想要。我当然想要，父亲就郑重地说：“收音机给你，以后往地里送粪的活儿就是你领着你弟弟干了。”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他穿烂了袖口，被我妈剪短改小的旧褂子，他把小收音机塞进我胸前的衣兜里，把车辕杆交到我手里说：“从今天起，你拉车，你弟弟推车，把牲口圈里所有的粪都送到地里去。”那个时候我12岁，弟弟8岁，小黑牛不到两岁还不会拉车，之后的十年左右时光，我们兄弟俩的寒暑假都在送粪中度过。

我们家在著名的洪洞县的南垣产粮区，沃野平畴，地块又宽又长，每一平车农家肥都要拉进地里去，分成两堆，为防风保墒还要用铁锹拍结实蒙上一层土。往刚收割过的地里送粪可不像在路上拉车那样轻快，我们兄弟俩要拼了命地往前拽着推着，几乎要趴在地上了，才能蛇行着让深陷土里的车轮前进。当夕阳西下，完成一天的劳作，弟弟拉着空车往回走，我坐在车斗里歇息，回望远山低树的剪影中，小河泛着金色的波浪，田野上各家地里是无数坟丘般圆形的粪堆，在天地大美中，心里往往会泛起与年龄不相称的无限的苍凉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二十年后，我把和弟弟送粪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用镰刀割草的男孩》。

没有参与过夏收是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农民的，夏收的紧张和超负荷劳作使我产生了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五黄六月，龙口夺食，四十年前晋南还没有联合收割机，收麦子要靠人力用镰刀一垄一垄地割，太阳越毒、麦秆越脆越好割，因此总是顶着大太阳，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弯腰劳作。晋南地块平整，麦田常常有两三百米长，来回两三趟就是上千米，头上烈日炙烤，鼻子里是植物发霉的黑尘，脚下游走着昆虫和四脚蛇，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割上个几十米就腰酸得觉得身体中间有一段消失了。眼看父母已经割完一垄折返回来了，我绝望地躺在割倒的麦捆上，眼望着灰白耀眼的天空心想：“难道就要这样劳累一辈子吗？为什么我们一辈一辈都要这样辛苦？”父母弯腰挥镰路过我身边，没有责怪我，两张汗津津、晒黑的脸膛充满着笑意，他们在一边干活一边聊什么开心的事情，大概是今年的收成不错。他们不是以苦为乐，他们仿佛就不知道什么是受苦，尽管农民们经常自嘲说“咱就是个受苦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哲学呢？但他们脸上的笑容却比什么人都灿烂，而正是这灿烂的笑容刺伤了我的灵魂，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收割机却有脱粒机，这机器的高效率促使人们形成了以家族或邻居为单位的“互助组”，形成“一条龙”作业，麦季里人和机器都得连轴转，白天夜里都得不到休息。在这个作业链条中，我们这些个小伙子是最后也是最累的环节，把脱了粒的麦秸用大铁叉扔到高高的麦秸垛上去，身体累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睡觉，就盼着湿麦捆塞住机器的那一两分钟时间，抱着铁叉往麦秸垛上一倒瞬间睡着，机器一响马上又会弹起来接着干。后来我玩命地要考上学校离开农村，就是实在受不下那种劳动强度和它带来的绝望感了。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后，我在晋南一个山区县担任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驻县帮扶大队长期间，去各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夏收季节也看不到几个农民，队员们说，现在都集约化、机械化了，农民都进城生活了，夏收就是打个电话全搞定，根本就用不着回来。我望着机械纵横的田野，突然就想起往事，小黑牛能驾车后，父亲请木工打了一挂大车，这样我就从拉车的变成了赶车的，悠哉地坐在车翼上摇着鞭子。只是小黑牛习惯了往前冲，我们总是像一辆坦克一样冲过平静的村庄，奔向无边的旷野。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名家简介

李骏虎，1975年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共山西省委联系服务的高级专家。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出版有《李骏虎作品集》（八卷本）及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众生之路》，散文集《纸上阳光》《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诗集《冰河纪》等。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等翻译为英文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