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央视开播 在小人物的选择中感受时代精神的温度

由曹盾执导，马伯庸担任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于6月7日起登陆CCTV-8黄金强档，并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通过一名小吏李善德被迫承担“荔枝使”任务的视角，展开了一段跨越五千里的极限转运之旅。

作为一部以“荔枝千里赴京”历史典故为蓝本的影视作品，《长安的荔枝》摒弃了宫廷斗争或奇案悬疑的高烈度设定，转而关注一位九品小吏如何在“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路途中，重新理解责任、善意与秩序的含义。该剧融合历史真实感与人物情感温度，在文化表达与现实精神之间寻找平衡，为同类型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表达路径。

真实质感承载文化表达

《长安的荔枝》最先打动观众的，并非情节设定所带来的悬念感，而是剧作在视觉呈现上的真实与扎实。剧集开篇通过长安街市的铺陈、衙门流程的描绘、市井百态的还原，构建出一个有机生动的唐代日常空间。剧集在场景布置、色彩使用、人物服饰等多个维度保持了对时代质感的尊重与还原，使观众在熟悉的生活逻辑中自然进入故事语境，确立了该剧沉稳、考据、可信的文化基调。

在服化道方面，该剧不仅追求形式上的时代还原，更深入呈现出社会结构与制度逻辑的视觉表达。主角李善德作为“从九品下”的小官，其官服色调内敛、布料质朴，展现了其身份的底层定位和生活状态；敕令上的“贴黄”细节，则通过象征性的物件强化了等级制度与权力秩序的现实压力；阿弥塔的服饰设计更是尤为典型，其造型融合波斯织锦与岭南饰物，反映出岭南地区多元文化交汇的地缘特点。这些精细而有文化指向的视觉安排，使剧中人物在身份逻辑与文化语境中的立场更加明确，也增强了剧作的社会感和可信度。

从视觉风格到文化指向，《长安的荔枝》构建的是一种基于生活逻辑的历史真实感，而非仅为审美服务的“唐风氛围”。剧集通过对美术、造型及制度细节的精细还原，剧集构建出一个可被理解、可被感知的历史语境，不仅为情节推进提供了可信的文化基础，也让观众在人物命运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剧集以生活化的叙事逻辑，增强了文化表达的沉浸感，探索出一种更加贴近现实感知的美学路径。

勾勒小人物成长的精神弧光

《长安的荔枝》的第二个价值落点，在于其对“小人物”叙事的重构。剧集并未遵循传统权谋剧以强者视角推动情节的路径，而是这样一项穿越数千里、涉及国策的任务，交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小吏承担。在这样的设定中，李善德并非主动投身使命，而是在身份局限与家庭压力交织之下，被动嵌入制度缝隙，剧情脱离了典型“通关”逻辑，而转向一种更贴近现实感知的情境铺展。也正因如此，他的行为动机与人物塑造更具生活逻辑，在点滴琐事与现实碰撞中完成角色弧光。

与理想化英雄不同，他的成长并不依赖外力驱动，而是在反复的尝试与现实摩擦中逐步建立起对责任的理解与自我定位。他既有对失败的预设，也有对命运的迟疑；既有对官场逻辑的观察，也有对同伴选择的理解。他在不得不行动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从回避到承接的心理转变。这种设定既让角色更具现实厚度，也赋予剧集稳定的精神坐标——并非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时代答卷人”，但在边缘位置上坚持选择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指向。

这一价值建构并不止于主角身上。郑平安、阿弥塔等配角的成长轨迹，同样构建起一张基于“普通人逻辑”的情感网络。他们各自有着清晰的动因和递进的心理演化，每条支线都与李善德的成长互为映照，共同回应“人如何面对困境”这一命题。他们在制度夹缝与情感伦理之间进退权衡，展现出个体在困境中的坚守，也将命运的选择过程转化为一种具有人文深度的精神成长书写：即在变动与风险之间，个体如何靠直觉判断、情感纽带与实践经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秩序。这种对“微光之力”的书写，不仅丰富了剧集的人物层次，也让观众获得了真实而深刻的共鸣。

《长安的荔枝》不是一部以情节反转取胜的剧作，而是一部通过细节打磨与人物刻画，缓慢展开文化意涵与现实观照的作品。剧集从底层小吏的视角切入，通过服化道的严谨考据与人物命运的层层推进，构建出一条可感可循的文化表达路径。剧中没有刻意拔高的英雄主义，却展现了微光之中个体的担当与成长。这种扎根日常、重视逻辑、注重共情的创作思路，为同类型题材创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表达范本，也为网络剧如何承载文化表达与公共价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探索路径。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