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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产业农合联”发展调查
  • 来源:本网原创
  • 编辑:孙菁
  • 作者:蒋文龙 朱海洋
  • 2019-10-10 16:25:01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创新实践——浙江“产业农合联”发展调查

本网讯(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浙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度的提升,都意味着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再调整、再完善。最近,记者在浙江农村采访,发现了一种名为“产业农合联”的服务方式,正在全省范围内快速发展。这种以产业为基础,将相关生产、加工、营销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市场化、企业化运行的组织方式,尽管只有不足三年的探索时间,但凭借与“区域农合联”形成经纬相交的服务格局,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浙江大学教授、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著名专家黄祖辉说,专业合作社尽管实现了合作,但还比较初级,作用仍然有限,必须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实现再联合、再合作。他的判断是,在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清理“空壳社、僵尸社”的背景下,浙江出现的“产业农合联”,意味着合作经济的涅槃,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

去年12月底,浙江省农合联发出“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按照县域特色农业“一业一联”,到2022年,全省至少建成300家产业农合联,覆盖所有区域特色农业主导产业。

产业农合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模式?它与区域农合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以产业为基础、以联合为纽带

新世纪以来,浙江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动了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亟需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升级。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构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体系的思路。

“三位一体”,“体”在哪里?经过十多年摸索,2017年,浙江最终构建起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并聘任同级供销社主任为执委会主任。但这个“体”,又该如何服务现代农业发展,方法和路径何在?要知道,全省组建的“农合联”,会员加在一起有66000多个,服务对象不仅量大面广,而且需求各有不同。如果不能给会员提供有效服务,那么,这个 “体”也就只能沦为一种摆设。因此,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设计,非议者、忧虑者不乏其人。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浙江全省各地开始潜心探索。

长兴是浙北农业大县,其芦笋产业在业界赫赫有名,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全年总产量超过1.6万吨,规模和产量均名列浙江前茅。然而,由于分散经营、各自为战,专业合作社及种植农户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常常被压价不说,还不时遭遇滞销,产业发展时起时落。

2017年4月,长兴芦笋产业农合联宣告成立,将全县有关的生产主体和服务机构几乎一网打尽,其中包括27家专业合作社、9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7家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4家相关单位。根据会员的共性需求,产业农合联设置了销售部、技术部、质检部、专科庄稼医院和信用合作部。

芦笋种植大户莫国锋,是长兴许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当家人”,因为能干事、有情怀,被公选为产业农合联的理事长。“大家都是搞同一个产业的,许多事情感同身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大同小异,因此,抱团闯市场的想法一拍即合。”

以产业为基础的这种联合,好处显而易见:

以前,经销商到田间地头收购时,瞅准农户们分散交易、不了解行情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产业农合联决定成立后,每天发布芦笋交易价,以维护会员利益。与此同时,与市场建立稳定的交易关系,会员们只要将芦笋交给产业农合联就万事大吉,每个月都定期结账,可以拿到现金。为了对经销商和农户都形成约束,产业农合联规定,双方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搞定了外部市场,还得保证质量不出问题。因为掌控着市场这一“杀手锏”,生产者就不敢投机,就必须按照生产标准、分级标准执行,一旦发现违规现象,质检部可以警告你、处罚你,甚至叫你退出农合联。技术部的职责则是研究品种、肥料等,看哪个牌子更适合当地。一旦通过验证,就在整个产业内推广应用。推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记者调查发现,与此前自上而下组织农合联不同,这轮新的联合明显淡化了行政色彩,而呈现出浓厚的市场主体的意愿。为了有所区别,人们习惯于将此前以行政区划为组织特征的服务体系称为“区域农合联”,而将以产业为基础的服务体系称为“产业农合联”。如今,产业农合联不仅覆盖了全省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将一个个产业的产加销全程进行了组织化整合,而且,正向民宿、农资等三产服务领域快步延伸。

粮食产业尽管是基础产业,但在浙江,因为种种原因,其发展一直以来十分棘手。龙泉地处浙南山区,种植面积更是日趋萎缩。但2017年成立粮食产业农合联之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龙泉供销社主任、农合联执委会主任范建伟告诉说,以前,粮农们自己购买种子、自己育秧,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十分麻烦。加上山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稻谷烘干往往在马路边翻晒,带来各种安全隐患。粮食产业农合联成立后,大家成立了股份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原来,为了稳定粮食生产,龙泉于2017年6月成立了粮食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但由谁来建设和运营这一中心呢?半年后,产业农合联11位会员“众筹”了500万,成立祥禾粮食产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超低的代价租用了一处国有厂房,共计15亩土地、8000平米,固定资产总投资950万。将农资供应服务、育秧机插服务、粮食烘干服务、农机维修出租服务和粮食仓储加工服务全部集聚到了“服务中心”。

“最近,我们订购的粮食加工设备马上就要到位,公司就要推出自己的大米品牌,”范伟建喜滋滋地告诉记者,由于将粮食产业的相关主体组建在了一起,政府就可以根据大家共同的需求,来提供针对性的有效的支持,包括项目、资金等。经过一年来的运营,粮食产业农合联已经能够实现盈亏平衡。更重要的是,综合服务中心减轻了种粮农户的劳动强度,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种粮积极性。

丽水市供销社主任、市农合联执委会主任应勇军坦言:“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联合,很难找到出路。比如搞蔬菜的和水产养殖的,无论在产前、产中还是产后,要求都大不一样,合在一起也是‘话不投机’。只有按照产业进行分类,才能凸显出共同的服务需求,我们才能提供更精准、更专业的服务。”

正是因为在产业找到了“共同话题”,产业农合联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目前,丽水产业农合联不仅实现了9个县(市、区)全覆盖,而且还实现了9大主导产业全覆盖。

面向市场进行实体化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将生产主体组织在一起,以便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浙江先后组建成立了20多家省级的行业协会,并将其整合成联席会议,由省政府出资,维持其运行。各地市县的农产品行业协会、产业协会更是习以为常。那么,新成立的产业农合联与这些传统的社团组织有何区别?会不会是重复设置,或者是“新瓶装老酒”?

温岭是浙江有名的农业大市,近年来西兰花发展很快,产品除了供应国内,还出口日本等国。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销售常常遭遇挑战,蔬菜产量大年时,西兰花常被贱卖,还会有不少烂在地里。为了止损,以前,温岭人常常把西兰花运到山东等地,进行粗加工。

时间长了,大家就想在温岭也搞个加工厂,但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温岭红日供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福初,有着十多年的西兰花种植经验。2018年,他与几家生产主体一合计,共同投资2500多万元,建成了一条深加工流水线。

按照设计规模,这条流水线每小时可加工5吨蔬菜成品,光靠江福初他们自己的基地,还远远吃不饱,但现实中,许多种植大户又都有加工需求。温岭蔬菜产业农合联成立后,江福初就凭借这个载体,迅速发出邀约,实现了业务饱和。

一方面,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江福初可以安心开拓外贸订单,只需根据计划向会员提前下单,有效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种植大户们可以就地加工,再也无需将西兰花拉倒外地,仅此每吨即可净赚1000元。

面对产业农合联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农经专家、省供销社副主任童日晖指出:传统的社团组织,因为章程所确定的不同目标,造成了不同的服务短板。如合作社联合社,因为规定不允许企业参与,因此其服务功能也比较单一;行业协会、产业协会对外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对内追求权益均衡化,因此服务动力不足、活力不强。而产业农合联以解决市场销路作为核心,借此快速形成凝聚力和号召力,继而再通过补齐产业发展的其它短板,来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这种市场化、实体化的追求,决定产业农合联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需求。

至于如何实体化,大家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依托像“红日”这样本身具有加工和营销能力的主体,面向会员提供服务;也有的像缙云茭白产业农合联,由几个销售大户抱团进行市场对接。其中最具活力的,莫过于根据产业链延伸的要求,由会员共同投资,组建实体,进行企业化经营。

如前文提及的长兴芦笋产业农合联,为了解决芦笋分级难题,就专门委托科研机构进行设备研发,每台售价数十万,近日即可下线投入使用。设备的购置费用,除了政府补助,其余的就由会员众筹,进行企业化运营。

如何利用下脚料、提高芦笋的附加值?当地政府出资建厂房、买设备,兴建加工厂,准备开发芦笋干、芦笋汁等延伸产品。加工厂建成后,将交由芦笋产业农合联运行。农合联也正计划筹资组建公司,来接管加工厂。

既然是实体化运作,无论是用人,还是解决共性难题,势必产生成本。记者了解到,根据约定,会员每交易一斤芦笋,产业农合联可从中提取八分钱的管理费,按每天交易2万斤计算,可有1600元入账。这笔收入,可用来做市场推广、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到了年底,如有结余,会员们将按入股比例进行“二次分配”。

区区“八分钱”的管理费,看似微不足道,但一方面其分配体现了合作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则保证了产业农合联的可持续运营。产业农合联的发展也因此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原来会员之间只是点头之交,现在则大不相同,大家在产业链的诸多环节上相互合作、互相参股,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用莫国锋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事情不是闹着玩的,因为涉及到钱”。

专业化服务的直通管道

现代农业服务,越来越离不开品牌营销的版块,但毋庸置疑,品牌的专业技术含量较高,更需要资金投入作为支撑,“小家小社”往往无法承受。而产业农合联的出现,让品牌创建“美梦成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我国首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但取得这一殊荣,对青田来说,除了名声大振之外,并没带来什么实际受益。尤其是大米,价格还是“老方一贴”,每斤稻谷才卖一块八,与普通大米并无两样。更让人尴尬的是,种植面积不断下降,从鼎盛期的10万亩,一直滑到了4万亩。

2017年,青田县成立了稻鱼产业农合联后,县政府斥资2000万元,组建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区域农合联的运行平台,并主导产业农合联的运营。

以前,稻鱼产业犹如一盘散沙。公司介入后,以品牌营销为龙头,倒过来抓品种、抓标准、抓质量,在品牌营销上,则定位“稻鱼之恋”,挖掘故事,赋予品牌以内涵。

从举办“稻鱼之恋”的开犁节、开镰节,到亮相各类推介会、展销会,从邀请网红进行直播,到九个挂职县长吆喝卖米,从入驻阿里巴巴盒马鲜生旗舰店,到变身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指定用米……青田稻鱼米身价陡增,声名大噪。仅仅一年时间,其售价就由原来的6元一公斤,涨到了20元一公斤。

青田曾经的挂职副县长廖峰深有感触:通常情况下,区域公用品牌掌握在行业协会手中,但行业协会往往只是依托政府每年举办一到两次活动,无法真正触及市场,这就造成品牌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割裂。青田的做法,恰恰是通过产业农合联,实现了品牌营销和标准化种植的结合,真正做到了“品效合一”。

效益是最为灵敏的指挥棒。如今,“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涅槃。记者在浙江采访期间发现,跟青田稻鱼米一样,长兴芦笋、莫干黄芽、缙云茭白……一大批区域公用品牌,通过产业农合联的落地运营,正在浮出水面。而与品牌影响力正相关的,则是背后产业的日渐兴旺。

农业门类中产业众多,而每个产业都有不同的服务需求。有了产业农合联,产业的服务需求才有可能被集中释放,个性化、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才有可能有效地、精准地输送到会员。事实上,区域农合联所掌握着的大量的服务资源,也只有依托产业农合联,根据产业特点,实行定制服务,推出专用化服务产品,才能真正落地发挥作用。

浙江农信担保公司是由浙江省政府批准组建的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如何更好、更快地为“三农”提供服务?如果在各地自建分公司,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投入大、见效慢。与省农合联一商量,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借助区域农合联的载体,往下推广业务。

隆冬时节,记者在金华婺城巧遇农信担保正由供销社领导亲自陪同,前往该地“送服务”。监事长陶官军坦言,尽管在县里有了脚,但给哪家提供担保,哪家信用可靠,哪家真正缺钱,对这些现实问题,一个县级区域农合联往往有上千家会员,要掌握准确信息,几乎不可能。这时,产业农合联就发挥了作用,因为大家做同一个产业,彼此之间了如指掌,有了这支管道,金融服务才能避免陷入泥坑。

新型服务体系渐成雏形

浙江是“三位一体”改革的发祥地,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成立后,一直有人心存疑虑:这样一个在行政推动下组建起来的机构,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当前,尽管供销社改革力度很大,希望重新回归,与农民坐到一条板凳上,但基层供销社人员匮乏、异化严重等问题,人们也是有目共睹。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但产业农合联的破土而出,不仅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供销社的潜能,让这个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重新找到了方向和目标,而且,与区域农合联构建起了“经纬相交”的服务网络,让区域农合联焕发出新的生命。

徐旭初是浙江大学“卡特”另一位著名的合作经济研究专家,在他看来,行业协会、联合社也好,产业农合联也罢,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只要能有效地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对接,就值得鼓励推动。他认为,浙江农业具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特征,而产业农合联所提供的服务,恰恰符合其所体现的内在要求。“在党委政府的主导下,区域农合联集聚了大量服务资源。这些服务资源,只有通过市场功能显著的产业农合联,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因此可以说,产业农合联让区域农合联找到了服务三农最佳的组织载体。”

尽管有人对区域农合联不乏保留意见,但对产业农合联的出现,无论学界还是政界,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无不肯定有加。大家普遍认为,这种以产业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运行为基本特征的组织形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符合国际规律的、对我国原有合作经济模式的再提升、再拓展。因此,浙江提出,要加快构建经纬衔接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区域农合联承担通用性服务,犹如纬线;产业农合联承担专业性服务,犹如经线。

“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不可能是单个主体的竞争,而一定是集体的、链条的竞争。单个主体,无论是合作社还是龙头企业,要实现‘三位一体’服务,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因为它不可能三方面都专业。目前这种通用性服务资源普惠化利用、专业性服务资源专业化利用的格局,将大大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省农合联执委会主任、供销社主任两职的邵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阐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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