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社的40件往事(上)

01

1979年初的中国,农民有八亿,尚无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农民报。一批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凑在一起商量,要给农民办一张“一个鸡蛋就能换”的报纸,他们是冯诗云、苗培时、曦影、章容、陈伯林、江牧岳……他们身份各异,冯诗云来自全国总工会,苗培时和曦影来自煤炭部,章容、陈伯林是《工人日报》的同志,江牧岳则长期从事文化新闻事业,但都对农民怀着深厚的感情,都参与或从事过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等我党重要新闻机构的创办和工作。

冯诗云同志说:“战争期间在山沟里吃过农民的小米,进城后同农民的关系疏远了。现在通过办报再为农民办点事,也算是一种报答。”

1979年7月,在北京市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苗培时主持召开了一次征稿会,与会的有作家、画家和新闻界人士,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大约七八十人。会上,苗培时宣布了新农民社的成立。他说:“目前,我们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完全是一张白纸。但是一张白纸上好作图。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画。”

02

冯诗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报人。上世纪30年代,他就在成都地下党创办的《星芒报》做过编辑,40年代初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做《新华日报》记者,此后又在《新大众报》(《工人日报》的前身)工作。

1943年反扫荡斗争中,冯诗云被日寇的子弹夺去了左眼,右眼本就高度近视,文革中又治疗失误,导致视网膜脱落,以至于最后他常开玩笑说自己是“目中无人”了。创办农民报时,有人戏称他是“瞎子义务办报”。

由于视力不济,冯诗云只能请人读文件、念材料,靠听广播了解农村情况。收音机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几个收音机由于使用频率太高,修理了不下几十次。修理师傅敬佩这位顽强好学的盲老人,常常免费服务。

按理说这样一位老人,创办农民报只是当当顾问、出出主意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但冯诗云是真干!他不仅不要工资,还四处为办报“化缘”。《农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赵德新回忆说:当年报社没有会议室,冯诗云让人搀扶着,站在走廊里给大家讲如何办报,听者无不动容。时至今日,我们听到这件往事,仍然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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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前半壁街19号、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9号、王府井大街190号,复兴路61号……在创刊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农民报》都没有一个固定和正式的办公地点,只能四处借地方、租房子,大家也只好频繁搬家。最初,西城前半壁街19号的苗培时家是一处临时“联络站”,工作人员刘家琴经常要在苗培时家和地处复兴门外工会大楼的冯诗云家来回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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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的西城区前半壁街19号(刘梓宪 陈晨 摄)

1979年8月1日,我们有了第一处落脚之地——东城西总布胡同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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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9号的原中国农民报社

这是一处小四合院,长期无人居住,院里长满了杂草,堆了不少渣土垃圾。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先在院子里拔了一天草。那几天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不敢往太阳地里站。70多岁的李辛元,腰里别了一把扇子,汗水满面地和大家一起干。他讲笑话似地说:“将来的农民报可不能忘了我们洒下这么多汗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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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的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9号(刘梓宪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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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办报时,王泰来在建国门外永安里小区的住宅楼中找了一间空房间,作为临时办公室,要在这里编辑一本农事年历。没有写字台,苗培时就把自己家里的一张八仙桌运到这里。然而往屋里搬时却遇到麻烦,怎么也进不去房间门。最后,还是用绳子从窗口吊了进去。桌子放好以后,王泰来扶着桌子说:“好了,我们这就可以正式办公了。”1990年,苗培时回忆起这段往事,说:“现在桌子还在我家里摆着,腿都不平了。”报社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办公设备,是两张凉席。西总布胡同的四合院打扫出来后,里面空空如也。李林善就到东单大街日用杂品商店买了两张凉席,铺在屋里地板上。干活累了就席地而坐,稍事休息。中午,大家坐在席上吃着自己带的干粮,这里就成了餐厅。一连几昼夜,李辛元和李林善就是在这席子上,值守着这座农民报的“机关大院”。厕所也只有一个便坑,只能男女共用,于是在门口挂上木牌,几十号人翻牌使用。1980年,编辑部搬到了王府井大街190号,办公室是借的《人民日报》的一个木工车间,没有对外的窗户,靠30瓦的日光灯照明,编辑们趴在桌子上看稿子,一关灯,屋里就可以当作洗相片的暗室。就是这样的艰难,我们都走过。大家苦中作乐,开会时里里外外,站的站,坐的坐,畅所欲言,讨论怎么把报纸办好。过年过节时搞个联欢会,有说有唱,感情也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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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的王府井大街190号(刘梓宪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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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党报不同,《中国农民报》是在尚无报社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起先,我们从人民日报借了5000元钱,账号就设在人民日报社。办报的启动资金总共6万元,当时国家农委给了3万元,我们就到中国人民银行东四南分理处开设了《新农民社》自有账号。大家编了一本农事年历,发行以后又赚了3万元。初创时,报社还没有一个正式的领导班子,由临时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工作。组建班子步入正轨,是1983年11月之后的事了。最初的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人的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一批返城知青则暂无工资。自有账号开设后,按照每人每天一块钱的标准发放工资。在发行经营开源之前,节流是化解财务困难的唯一办法。会计李明同志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他口袋里只有三块五毛钱。1980年,为了节省开支,发行科规定,对外寄报改用收集来的废纸卷。这样,每月能节约信封200个,合计30元。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广西富川县二轻局职工毛星俊的来信中窥见:“仅4至5月份,我就收到《中国农民报》寄给我的信7封,其中4封是用通讯员寄稿的信封翻新的。这种勤俭办报、节约为四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同志学习。”因为财务困难,当时规定凡超过5元钱的开支,须经临时领导小组集体讨论。这种勤俭节约的传统延续至今。报社现行制度规定,凡支出超过5万元,须党委会研究决定。就像穷日子、苦出身给一个人打下烙印一样,艰苦创业史必定注入一个报社的文化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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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办报人,给这份报纸取的名字是《新农民报》。1979年5月3日,冯诗云、苗培时等人将筹办《新农民报》的请示报告呈递国家农委;6月8日,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林业部副部长张磐石等召集《新农民报》筹备人员讨论创办事宜;7月28日,国家农委致函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9月9日又向国务院呈交办报请示;11月10日,《新农民社》财务印章启用。12月5日,杜润生同志召集筹备组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根据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的建议,决定报名为《中国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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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报》创刊号

1980年4月6日,《中国农民报》正式出刊,报头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1985年1月1日,《中国农民报》改出日报,并更名为《农民日报》,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报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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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办报时,关于要把它办成什么样的报纸,大家众说纷纭。有同志设想办成内容实际、形式通俗、不是天天出版的综合性报纸。还有些同志主张以文艺宣传农村,出版16开16版的“不是报纸的刊物,不是刊物的报纸”。对此,编辑部内外也是议论纷纷:面向八亿农民的报纸,怎么能是“四开小报”呢?湖南有位读者来信说:“农民报以小报形式发行,实在有辱于农民。堂堂正正的农民报不能像工地的临时战报一样……”刚创刊的《中国农民报》为四开八版,每周一期,一个月后改为每周两期。有限的版面,难以满足读者的渴求。1980年9月,把《乡镇企业》专刊改为《中国社队企业报》独立出版。1981年1月,经杜润生同志指示,报纸改为对开四版,每周2刊。1983年又改为周3刊。1985年改为日报后,《农民日报》的大众形象开始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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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报社改刊号《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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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15日,《中国农民报》进行了第一次试样,印数1000份。《试样的话》这样写到:“《中国农民报》发表的各种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反对那种浮夸、空洞的长篇大论”“报纸必须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毫不含糊。在文字上,要做到准确、明白、生动、有力。”作为开场白,《试样的话》约1200字,把这张报纸的指导思想写得十分清楚,从最开始就奠定了《农民日报》的办报方针。此后40年,《农民日报》在表达观点时从来不含糊,在报道中也讲究实实在在,“让认识字的看得懂,不识字的听得懂”。《试样的话》还写到:要实践“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本着党性和群众性一致的原则,吸引广大农民读者共同办好这份报纸”。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完全一致的。时任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在内部试样上做了一段批示,其中专门写到:“《试样的话》也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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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试样出版后,报社派编辑、记者30多人,带着报纸试样,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的近百个公社、大队,同数千名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座谈,征求读者的意见。办报要征求读者意见的传统,就此延续下来,直至今日,农民日报每年仍召开读报用报座谈会,听农民说一说报纸办得怎么样。1988年,《农民日报》已经办了8年,报社决定来一次系统的读者调查。这年初,群工部寄出去2300份问卷,实际收回1300多份,形成了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尽管读者普遍认可,但报告却对读者满意的部分着墨较少,对读者的批评毫不回避。比如,报告中写到:“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民看报纸是想了解农民的心声,结果却看到:话越说越洋,官腔越打越高,离农民越来越远。”“希望报纸办得像农民那样忠实,不要一味吹捧,不要搞虚伪,不要去追随‘花花世界’。”还有读者批评记者写的文章“没有真情实感,给人以‘卖弄’之嫌”,建议记者“不妨到村居农家乃至深山老林来,体验体验农民的生活,不要图舒服,住宾馆,逛风景,忘了自己的服务对象是农民。”读者不满的地方,很快在具体的办报实践中得到回应。1989年,报社又开展了第二次读者调查,结果显示:一批接地气、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报道,广受读者认可。1991年底,我们开展了第三次读者调查。调查问卷随报纸登出后,千余名热心读者寄回问卷,许多读者还另附信纸,工整认真地写下了对办好《农民日报》的意见、要求和希望。一些读者说,办报的艰辛,读者能理解;农民的艰辛,也希望办报人能理解。这几次读者调查,对此后10年乃至今天的《农民日报》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它就像是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几番交心,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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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张《中国农民报》样报付印前夜,李林善接到任务:“今天晚上你去拉报纸。”“用什么拉?”“用那辆手推车。”“好!”半夜,李林善推着满满一推车的样报,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印刷厂,推回西总布胡同59号。早晨一上班,大家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报纸,那叫一个高兴啊,嘴都合不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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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农民报》准备出版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农民直接写信或寄钱给报社,要求订阅报纸。有一位农民来信说:“建国30年来,终于要出版第一张全国性的农民报,这是党对8亿农民的关怀。”1980年4月6日正式出刊的第一份农民日报,由人民日报社代印,总共印了20万份,实际发行了161727份,每份报纸售价4分钱。这份报纸受欢迎极了:1981年发行量就达到了68万份,千份县有141个,其中3个县达到了8000份。江苏和湖南两省,分别订阅13万份和12万份。湖北松滋县7个大队共2200多户农户中,有1742户订阅了《中国农民报》。从1982年开始,报纸面向国外公开发行,共13个国家订阅了53份报纸,发行目录显示,日本读者订阅了最多的33份,美国订阅了6份,苏联1份。1980年4月,报社收到了正式创刊以来的第一笔报款35000元和第一笔广告款3330元。那时,发行一份报纸邮局收取1分7厘钱,人民日报社排字费是每千字4.5元,印刷费每千份6.8元,每期发稿费共200元,再扣除固定资产折旧等其他费用,算下来,每份还亏损1分5。第一季度就亏了3.6万元之多,但随着发行量的增加,从第二季度开始,我们就实现盈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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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报初创时,得到了不少媒体同仁的倾力支持,其中,人民日报社和工人日报社对我们帮助颇多。早期的创业者中很多就来自这两家兄弟媒体——张诚、安子贞来自《人民日报》,章容、陈伯林、王永泰来自《工人日报》。开设自有账户前,新农民社的账户设在人民日报社,由人民日报社代管财务,采用报账制支付。从办公地点,到生产车间,人民日报社都向我们慷慨解囊。那时没有印制设备,便从《人民日报》要来战备点撤出的一些旧机器和一副残缺字模。同时借来的还有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张诚同志,请他协助报社在通县(今通州区)城关镇建设印刷厂,张诚同志和工人们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棚。苗培时回忆,当时人民日报社“还问我们要不要汽车,当时我们实在不敢要,谢绝了。”“《工人日报》借给了我们一部分资金,还给我们铸了好多字,帮助铸字和培养学徒,没给人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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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报》创刊后,面临很多困难,最亟需解决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办公的地方。万里同志任任国家农委主任时期,曾向下征求过意见:这张报纸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一无资金,二缺人才,连个地方都没有,不容易办好。另外,全国有《人民日报》,地方有省报,有的还有地、县小报,再单独办一张农民报必要性不大。另一种意见认为,8亿农民很需要有一张面向全国的农民报,甚至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既已办起来,就应当克服困难继续办下去。

万里经过再三考虑,同意后一种意见,并说,要办就得办好!1983年,在万里同志和北京市领导的支持下,报社在朝阳区东八里庄征下40亩地(含道路代征地),解决了报社无安身之地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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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社在朝阳区东八里庄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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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第一辆车是国家农委拨过来的一辆吉普车,车牌号是1005。据说,这辆吉普车是1976年华国锋视察唐山地震时用过的。

1985年,报社终于通过自筹资金购买了4辆小汽车,总共花了21万元。这是一笔不菲的花销。当年,我们在东郊购地连同劳动力安置费总共才花了20.7万元,购置北戴河建设用地花了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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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初期的工作人员来源复杂,层次不一。国家正式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陆续充实进来后,编采队伍的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高。1981年底,首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刘勇、王太、曾业松报到。第二年7月,又来了一批新大学生,包括刘振伟、唐园结、刘震云、林伟源。

人员渐多,组织建设也提上日程。1983年11月,报社正式组建了领导班子,成立了社务委员会。次年8月,农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共青团总支正式成立,柯克明任党委书记,唐园结任团委书记。1984年,劳动人事部同意报社按400人定编,当年全社共313人,分布在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编辑记者中拥有大学本专科学历的有82人。1988年,报社工会成立。报社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步入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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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国农民报》部分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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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八里庄北里的印刷厂建成之前,报社的印刷业务在一处低矮的临时建筑里开展。1985年,这个原计划使用两年的临时印刷厂,已经使用了近5年,属危险房屋,所有房顶虽经多次修缮,但均已漏雨。

这年8月初,为了安全度过汛期,工人们又用塑料布(因房顶已不能承重,不得已为之)整个覆盖了一遍,但经过入夏几场雨,整个厂房上的塑料布全部遭到破坏,各个车间都存在着严重的漏雨现象。

雨一连下个不停,8月13日晚,照制车间、排版车间的纸顶棚随着泥水塌落下来,雨水不停地往下淌,房脊露天。车间里有的稿子湿了,照片脏了,排版桌上到处是落下的泥和水。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轮印车间的刘喜海同志站在一尺深的泥水中烧火化铅,按时浇出了合格的铅版,潘喜来、毕伟两位同志想方设法付印了当日的报纸。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八里庄征下40多亩地后,报社的基建工程大规模开展,其中也包括印刷厂的建设。

王永泰是印刷厂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当年他55岁,来农民日报社之前曾任工人日报社印刷厂车间主任,是太行山的老干部。他有很多老领导、老同事在新闻出版界、印刷行业担任领导职务。苗培时“三顾茅庐”,动用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老同事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干脆把王永泰接到家里住,最终将其召来筹建印刷厂。

为选厂址,他们曾经露宿火车站,游说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项南同志,要来一块地皮(后因交通不便放弃);与北京农场局巨山农场在香山合作办厂;再借用人民日报的院子偷偷盖起大棚做生产车间;从大连日报、解放日报买回“苏联时代”的印刷机;从太阳宫印刷厂要来老五号和小五号两套字模,从北京图书馆印刷厂要来铸字工,从北京市印刷三厂要来架子技工;用铅指标不足,特意把铸字车间建在人民日报社仓库旁……

王永泰曾请了两位技术人员来帮忙,其中一位不久即不辞而别,临走留下首打油诗:“土包子王要逞强,乌合之众办印厂,一无房子二无钱,拎个书包到处转。靠着腿快脸皮厚,天生是个软骨头。不自量,不自量,荒唐荒唐真荒唐!”

王永泰也回敬一首:“一张嘴两条腿,低三下四不吃亏。只要对办厂有好处,什么我都往回搂。打小鬼子都不怕,想干啥就能干啥!”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王永泰说:“为了办厂,把上至部委领导,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关系、老朋友找遍了,也麻烦遍了。但一说起要为农民办报,没有一个不支持的!我们每次都是磕着头进去,昂着头出来!”

正是凭着这股子韧劲,报社的事业才得以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988年4月1日,农民日报印刷厂新厂房验收合格,1989年1月1日,北方地区实现了自排自印,印刷厂这才算名副其实了。发行距离较远的地区,则依托当地代印。

1991年5月5日,《农民日报》全部实现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彻底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从2003年起,《农民日报》实现了彩色印刷,4张报纸“一彩、两红、一蓝”。

过去几年,纸媒式微,报纸印刷经营也越来越难。因无法保证盈利,且暴露出一些安全隐患,2017年12月31日,农民日报社印刷厂彻底关停。至此,历经风雨的印刷厂,结束了它无上光荣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付印的最后一份报纸上刊发“元旦献词”,题为《迈入新时代  书写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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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社印刷厂关停前夜,职工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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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全国性报纸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覆盖全国的记者站。为此,农民日报不遗余力地广纳贤才组建记者站。记者站的选人标准在当时看来十分苛刻:年龄40周岁以下、中共党员、从事农业或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学历、政审合格、身体健康等条件,被戏称“比选姑爷都难!”一旦有了合适的候选人,常常是社领导亲自带队去考察人选。

比如,柯克明、唐园结两位同志在吉林采访并选任记者站人选时,恰好遇到了时任吉林省广播电台农村组组长的宋逊风,他正在采访延边州州委副书记张德江,初步确定宋逊风为驻吉林省记者站人选。

此后,报社又派记者部主任郝富友专程考察,听取时任吉林省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张根生和省委农工部部长回良玉的意见。最终确定下来,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向吉林省委宣传部、农工部和省广播电台发去调函,同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意将记者站办公室设在回良玉办公室隔壁。

1983年11月,中宣部、国务院农研室联合发文称:中国农民报记者站享受与其他中央媒体同等待遇,受报社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

18

在农村改革进程早期,万里同志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与《农民日报》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对《农民日报》的办报立场、政策宣传,乃至评论队伍建设都有过多次指示。

1984年4月15日,万里同志在对报社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你们的报纸要继续支持改革,要批评那些官僚主义者。你们不为农民说话,谁为农民说话?”“批评那些错误的东西,要找那些有代表性,或有指导意义的典型,要注意准确性,要与人为善。当然,为农民说话,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反映农民呼声,是为了解决矛盾,不是消极地揭露矛盾。批评缺点错误既是帮助,也是一种教育。”

在第一期的《农民日报》上,万里同志专门撰写了《多为农民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的署名文章,刊登在头版。他鼓励《农民日报》“要做农民的科技顾问和致富参谋”,并主动帮助农民弄清政策“许不许”,市场“要不要”,技术“会不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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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的《农民日报》上,万里同志撰写的署名文章

在政策宣传方面,万里说:“抓好农村政策宣传是办好农民报的头等大事。”“你们离中央近,又是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接领导下,这是你们的一大优势和办好报纸的有利条件。”

他还十分重视编辑部文章和评论的写作。“编辑部文章是代表报纸讲话的,是报纸的灵魂。”“农民报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应当从抓好言论开始。重要的言论当然要亲自动手写,但还要组织一支写言论的队伍。”

上世纪80年代,有关媒体领导和一些编辑同行多次评价农民日报说:你们的评论真快,不愧是农村问题的权威,有的我们刚刚抓过来,你们已经见报了。其实,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许多重要评论的思想都是万里提出的,一些稿子还是他出的点子。据不完全统计,仅1983年到1985年期间,万里书面批来的稿件就有20多件。

19

上世纪80年代,改革进程始终夹杂着争论,一些地方同志和农民在这种争论中举棋不定、进退踟蹰,思想界也常见分歧。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日报》的许多报道就发挥了定分止争的作用,特别是一些评论,常常有一锤定音之效。

《搞好农村经济的方针不会变》《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农民从事长途贩运是值得支持的正业》《鼓励先富是党的长期政策》《发展和完善合作制不是“归大堆”》……今天,我们仍可从这些评论的标题中,依稀看到当年的思想分歧、看法不一,并想见这些代表报纸灵魂的言论会发挥怎样巨大的作用。

1989年,特定历史背景下,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有疑虑:党的农村政策会不会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搞不搞?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还让不让发展?当年8月初,《农民日报》发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大部地区仍适宜》的评论,其后又在一版刊登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同志关于农村政策的讲话摘要,这些报道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发挥了为改革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就像《试样的话》中写到的那样,《农民日报》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含糊。有的基层干部反映:《中国农民报》不像有的报纸今天说这个好,明天说那个好。有的省委书记说:有关农村政策,要好好看《中国农民报》。河南省19名农村青年集体来信说:“遇到难题,查找《农民日报》;有了争论,以《农民日报》为依据。”

许多读者把报纸当做挡箭牌,凡碰到与现行政策不符的事,就把报纸拿出来,“报纸上是这样讲的,你们那个做法不对头”。

20

《农民日报》创办早期,十分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此反映农村基层情况,推动解决具体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购粮资金严重短缺问题严重,不仅影响了粮食收购进度和粮食市场稳定,而且挫伤了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读者胡士华的来信,反映的就是湖北孝感市花西乡粮店收购中稻时无钱付给卖粮农民,打出万张白条,以至农民群众骂政府是“骗子”的现象,同时分析了白条购粮为粮食收购和农业生产带来的“五难”。

《农民日报》核实清楚情况后,刊发了这篇读者来信。

来信刊出后,引发各方强烈关注,推动孝感当地迅速解决了问题,农民日报随后刊发评论呼吁各地拿出“还账”气魄,解决类似问题。这篇《万张欠条带来五难》的报道,也获得了1988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事后,湖北省孝感市三汊镇东桥村委会代表在读者胡士华的陪同下,来到报社赠送“真”字匾,以十种字体写的“真”字向《农民日报》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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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送来的“真”字匾本文根据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的史料整理,同时参考了《脚步——<农民日报>30年优秀作品集》、部分职工和媒体同仁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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