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改革迈向深入，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尤其是在“三农”领域，如在农业生产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涨价导致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粮食价格以及收储体制的障碍导致农民卖粮难，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导致农村商品流通不畅，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加重农民负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这些问题成为“三农”领域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既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着力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新闻媒体，做好热点难点问题的报道，不仅能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提高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更是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性、维护党和人民利益之举。在热点难点问题的报道上，《农民日报》编辑部和记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创新，主动出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策划了一个个战役性的报道，写出了一篇篇有社会影响力的稿件。

《代表法》报道，关注农民参政议政。“两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最高论坛。在1990年的全国“两会”上，《农民日报》的记者将报道的视觉从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身上转向来自第一线的过去被认为“参政议政能力不强”的农民代表和委员身上。在政协开幕的当天，上会记者汤加厚、黄良天采访了政协委员中仅有的两位农民委员之一的吴凤启。吴凤启是来自“大包干”故乡安徽凤阳县东庄乡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是农村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一代新型农民，有较强的民主参政意识和能力。他说，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总数逐年增加，而农民委员和代表却逐年减少，六届政协还有6位农民委员，而七届政协却只剩下2位农民委员，这是受“精英政治”的影响，看不起农民、轻视农业的思想在作怪。他提出政协、人大换届时，增加省以上农民委员和代表的名额，以促进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记者据此写了《来自第一线委员说说意见——农民委员吴凤启一席谈》，刊登在3月19日的报纸上。这篇稿子见报的位置虽然不很突出，但仍然引起了反响。据统计，当天首都七家大报共有15篇专访，12篇是写领导干部，2篇写知识分子，写工农群众的只有《农民日报》一家，而且一开始就提出这样“冒尖”的参政议政问题，让同行们感到出乎意料。有的向记者打听“有没有什么背景”,有的还为报社记者写出这样的报道而“担心”。实际上，报社编辑部的指导思想是，8亿多农民是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为农民提供更多参政议政机会，更加有利于巩固这个基础，有利于稳定农村,稳定全国。

接着，记者又采访了两个农民委员之一的河南新乡七里营刘庄村党总支书记史来贺。3月27日，在由他和5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报社记者黄良天向史来贺提问:“农民人大代表少，史来贺同志你怎么看?”根据他的回答撰写了《人大常委史来贺在新闻发布会上答本报记者问时说——全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应有更多参政议政机会》,第二天在一版头条见报，在会内外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民主德国、波兰、苏联、英国以及港澳台记者等纷纷向本报记者询问农民代表人数和参政议政情况，中央媒体同行也赞扬我们的问题抓得准，提得好。新华社发了有本报记者提问的记者招待会长篇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人大专题新闻中播放，在报社内外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大家纷纷向记者表示祝贺。报社有几位退休的同志给记者打电话、写信，称赞记者的“问题提得好，扩大了报道面，扩大了本报的影响”。紧接着记者就“史来贺提出的问题在代表中有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继续采访，结果发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有农民代表不仅人数少，而且代表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有的农民代表在行使合法的代表权时会受到各种干扰、障碍，甚至打击报复，他们建议尽快制定《代表法》。于是记者立即写了《切实保障来自基层代表参政议政的权利》，使报道更深入了一步。然后记者又走访了人大议案组，采写了《本报<代表法>报道引起人大关注——议案组副组长杨逢春说下届人大基层代表可望增加,<代表法>草案正在起草》的报道。代表们，特别是农民代表看了非常高兴，因为感到“说了没白说”，给大家鼓了实劲。新闻界有些老同志认为这个问题的报道，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农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一次重要突破。

《八百公里跟车记》，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诸如价格不顺、渠道不畅、市场发育不全、“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和地区封锁严重等等，尤其是地区封锁及“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起了一种掣肘的作用。为此，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并先后多次行文，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拆关撤卡，禁止乱收费、乱罚款。但由于种种原因，“三乱”问题在不少地方仍相当普遍，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因此，治理“三乱”、撤销“关卡”已是上下共同关心的问题。

1992年初，几位运菜农民向报社记者反映运销途中“关卡”及“三乱”严重影响流通活动。为了揭露这些问题，经济部的三位年轻记者傅之棣、唐园结、赵泽琨决定跟车采访，以提高报道的真实性、可靠性。三位记者赴山东苍山县，从那里开始，坐在农民的菜车上沿途实地采访，从苍山至北京，一路目睹了“关卡”及“三乱”的种种表现。随后，记者很快写出了《八百公里跟车记》这篇通讯，于1992年1月27日在《农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

见报当天，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当即批示请国务院“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调查。农业部、商业部、工商局、税务局、公安部的领导先后发表意见，坚决支持清理“三乱”和撤除道路关卡。第四天，《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1月30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厅在大钟寺召开座谈会，邀请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和全国治理“三乱”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与山东、河北两省的部分运销户座谈。2月4日《报刊文摘》转载了本报的报道；2月9日《光明日报》所办的《文摘报》转载；2月21日，《经济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相继转载转播。2月21日，报社与北京市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联合主办了“治理流通领域‘三乱’研讨会”，并在一版头条发表《本报与大钟寺市场联合座谈<八百公里跟车记>》及评论员文章《请沿途设卡各扫“门前雪”》。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坚决查处，并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各地、市县党政一把手参加会议，落实治理措施，撤销不合理、不合法关卡160多个；济宁市委书记、德州行署专员还亲自向运销户承诺：在自己所辖区行车一律绿灯，要求检查站要变成便民站、服务站。全国有十多个省先后撤销公路上的不合理“关卡”。接着，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发文件，要求撤销公路上乱设的检查站。2月24日，《农民日报》一版头条又刊登《蓟县税检站无视报上批评，对农民强行加码乱收费》及评论《要扫“门前雪”，须治“顶风上”》，国务院有关部门随即对此事进行了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了报社。2月25日，山东省开始全面整治流通渠道问题。国务委员陈俊生对《八百公里跟车记》给予高度评价，并于2月28日在农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为<跟车记>说几句话》。

《八百公里跟车记》是《农民日报》在农村经济领域里进行的一场战役性报道，该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各省市区和各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赞扬，对于扫除流通领域的障碍、促进货畅其流、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报道荣获第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八百公里跟车记》这次战役性报道之所以成功，一是抓住了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反映了农民群众、尤其是运销户的切身之痛。三是报道形式上，采用体验式报道，形式鲜活，真实可信。记者跟车一路采访，一路体验，这种现场记录直播式的报道，不但使报道真实可信，而且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直击农民负担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却越来越重，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负担过重既是关系农村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广大农民呼声强烈，党中央国务院更是高度重视。农民日报编委会多次讨论认为，减轻农民负担报道能否搞好，关系到九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党中央的重要决策能否落到实处。《农民日报》作为党在农村的重要喉舌，作为多年坚持为农民说话的媒介，在减轻农民负担宣传报道上应有使命感和责任感。鉴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基层，根子在上层，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宣传上具有相当的难度和复杂性，编委会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引导，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既要有深度力度，也要有声有色。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乱起哄。在减轻农民负担宣传报道过程中，《农民日报》着重抓住了以下几个关键。一是以典型报道开路，通过舆论引导全社会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急迫性，增强各级政府抓好减轻农民负担的自觉性。二是以评论深化报道，引导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同志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强化动态报道，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创造舆论环境。

1991年4月8日，《农民日报》一版刊登曾业松采写的消息《王殿才卖牛进京免负担》，文章以简短的文字叙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反映了农民普遍关心的负担过重问题，同时配发刘强采写的调查附记《农民的意见有道理》。报道见报后，辽宁省副省长肖作福批示要采取有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农业部有关部门具体要求地方部门妥善处理这件事。农民王殿才和全国著名律师王百义等人先后来编辑部，赞扬农民日报重视读者来访，敢于替农民说话。

1992年1月13日《农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记者曾业松采写的消息《11省市减轻农民负担20亿元》，17日、20日、22日连续刊登曾业松采写的系列报道《农民负担问题采访随笔》（《经济参考报》在2月29日头版头条转发）；2月26日，在一版头条刊登记者王蔚平采写的《农民的钱都到哪里去了？》；3月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4月5日到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生活》专题连续播出了《农民日报》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报道。4月18日，《人民日报》摘发了《农民日报》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系列文章。7月27日，《农民日报》又在一版头条刊登《华容县一些棉花收购人员克扣棉农压级压价大肆贪污》及评论《治治坑农的“蛀虫”》。

到了1995年，《农民日报》又把宣传“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贯彻中央精神、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及时宣传这方面的经验，披露“三乱”现象，为贯彻中央“减负”有关政策法规，加大农民负担监管力度，保护农民积极性做了工作，受到农民欢迎。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先后刊登《农民负担卡岂是废纸》《商丘地区纠正一起乱收费行为》《江西发出紧急通知制止农民负担反弹》《约法三章制止农民负担反弹》等七篇调查、消息或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农民负担监管会议的召开，受到农业部全国减轻农民负担监管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1996年5月9日，黑龙江省庆安县大罗乡六合村农民祖继明等致信姜春云副总理，反映基层干部乱集资、乱摊派，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状况。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的《领导批示查办情况》（总261期）上批示：“建议《农民日报》跟踪采访并作报道。”报社派记者宋逊风、李健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2月26日在一版头条发表了《到底谁该对这里农民负担过重负责——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六合村的调查》，并随后发表了《六合村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讨论》系列文章。1997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摘播了《农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一组文章《六合村农民负担问题引出的讨论》《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原因何在？》《试投良药根治“顽症”》。

1998年6月9日，报社《上送件》1997年第7期刊登了《减轻农民负担应注意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批示：“请督察处复印并发有关市县主要领导阅，注意此问题，结果回《农民日报》。”

在众多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报道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曾业松采写的《是谁把她逼上绝路？——潘群英自杀的前前后后》和配发的短评《一个危险的信号》，刊登于《农民日报》1992年11月24日一版，具体报道了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向韵村妇女潘群英因摊派过重而自杀的全过程。这篇报道以震撼人心的事实向社会发布了一个重要信号，农民负担过重已超越了农民承受极限。文章精确地分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并从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高度分析了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重要性。报道见报后，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国务院法制局副局长李培传等先后向《农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陈俊生先后在国务院办公会议和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对此发表评论；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报道见报后抓紧处理，很快将处理结果上报国务院；广大读者对此报道反响强烈，报社收到赞扬此报道的评报信50多篇。该报道荣获第三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此外，还有《农民状告乡政府》的报道及其评论，报道了民政部门在苏北强制推行社会养老保险、违背了农民意愿，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赞扬、农业部党组的表扬以及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好评。

从1990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农民负担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农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宣传报道上，农民日报的持续关注和报道，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农民的欢迎。1994年5月13日，《新闻出版报》以《力度强，声势大，反响好》为题介绍了《农民日报》开展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宣传报道情况。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说，看到了《农民日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宣传报道既感到有压力，不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对上对下不好交代；又感到充满信心，因为舆论总是把我们向积极的方面引导。

关注农民卖粮难。1996年年初，《农民日报》吉林记者站副站长江岸在深入基层调查采访时了解到，1995年秋粮入库期间，该省由于收粮资金缺口太大，致使农民家中的45亿公斤余粮无法及时收购入库。这些秋粮如果长时间在农民家中积存，会有霉烂变质的危险，而且农民不能及时将秋粮卖出，换不来现金，备耕及春耕生产便无法按时进行。为此，江岸及时撰写了调查报告《吉林省又出现卖粮难》和《吉林省农民有45亿公斤余粮卖不出去，无资金购买种子、化肥,影响春耕生产》,分别刊登在农民日报的内参《农村情况》1996年3月8日第5期和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情况汇编》1996年3月8日第116期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看到后，于3月17日作出批示：请向龙告朱之良、史继良同志，立即保证资金。请帮助植龄同志(内贸部副部长——注)将这45亿公斤粮食收到专储库来，以市场稳定为前提。

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及吉林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此事，迅速组织落实，使吉林省短缺的50多亿元收粮资金很快得到解决，农民家中的粮食及时卖出，回笼资金按时投入备耕和春耕生产。此后，朱镕基副总理又委托国家计委的领导让江岸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粮库收粮的情况，如收购价格、农民的反映等。江岸从3月30日到4月8日，又跑了十几个县(市)，了解到吉林省的粮食仓储经费缺口很大，便直接向国务院领导反映，并采写了报道《吉林省认真解决卖粮难》刊登在4月15日《农民日报》一版头条。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国家有关部委又分批为吉林省划拨了5.4亿元的仓储经费，使吉林省仓储经费困难及时得到解决。此后，江岸又针对调查采访中发现的一些农民惜售心理，采写了《解决卖粮难后的思索》，告诉农民如何树立正确的商品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尽快成熟起来。稿子在《农民日报》4月19日一版头条发出，《吉林日报》《江城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当日的《农民日报》加印5000份，发到吉林省村一级。

1995年，《农民日报》江西记者站站长李东初采写了记者来信《专储玉米哪里去了》，反映了江西粮食部门将国专家储玉米高价倒卖，坑害农民，破坏畜牧业生产。稿件见报后，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作了批示：一要查，二要总结经验教训。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将尚未被转手倒卖并已加工成饲料的，重新研究决定降价，每斤比原出售价降0.2元—0.3元，并分给各地、市、县农业部门一批平价玉米。省农业厅长对本报记者说:“还是《农民日报》给农民说话。”该报道获得第六届（1995年度）中国新闻奖报纸消息类二等奖。

……

除了以上对热点难点问题的战役性报道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热点问题，《农民日报》也在报道上给予充分关注。比如公款吃喝问题，1993年4月23日，《农民日报》三版刊登报道《36个文件管不了一张嘴》，到了1995年7月10日又在一版头条刊登了《“终于管住了这张嘴”——唐河县抓公款吃喝风见闻》，文章见报的当天,中央台摘播，《科技日报》《文摘报.都摘要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唐河县委书记袁睛超收到几十封各地来信，对县委敢于动真格管住嘴巴表示赞扬和支持。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看到此文后批示：“转各县，下决心解决用公款吃喝问題。”唐河县也借《农民日报》及电台摘播的东风继续将公款吃喝一抓到底，防止反弹。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邮政局强迫农民将收到的汇款转存，损害了农民利益。1995年6月16日，《农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湖北咸宁一个读者的来信《桂花邮电支局怎能强迫农民“汇转储”》和记者贾培信、刘波采写的调查《邮电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指出：坚决制止强迫农民“汇转储”》等一组5篇报道，邮电部专门发文纠正这种行业不正之风，《农民日报》为农民说了话。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民工潮”，《农民日报》也持续关注，早在1989年春节过后，针对突如其来的全国性的“民工潮”，就在3月11日的《农民日报》周末版上刊登了记者王太、刘家俊、王玉琪采写的长篇通讯《正月的警报——从民工外出浪潮看农村就业危机》；1994年1月11日，在一版刊登江西驻站记者李东初采写的报道《第三次冲击——江西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透析》；1995年第一季度，又组织八个民工输出、输入大省的记者站采写了11篇系列消息、通讯和评论，其中头版头条3个，分析了此现象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指出了存在问题，探讨解决途径。

（内容为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