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张中央级面向全国的“三农”新闻媒体，《农民日报》除了做好政策宣传、典型报道之外，也时刻关注民生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不光是办好报纸的需要，更是亿万农民读者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从《农民日报》上看到更多的想农民所想、盼农民所盼、解农民所需、答农民所问的报道。

1991年底,农民日报新闻研究所和群工部联合开展了第三次读者调查。问卷随本报登出后,千余名热心的读者纷纷寄回问卷,对本报各版面、栏目、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许多读者不满足于仅仅在问卷上作答,还另附信纸认真写下了对办好本报的意见、要求和希望。通过问卷调查得出这样的启示:办报一定不能忘记读者对象。读者强烈要求《农民日报》要突出“农民”二字,希望报社从领导到普通编采人员真正掂量出“农民”的分量,把这张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农民的报纸。一些读者说,办报的艰辛,读者能理解；农民的艰辛,也希望办报人能理解。读者对报纸提出这样的希望：“要在广大农村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上做文章、下功夫”，“抓住农村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多搞系列组合报道,如土地、人口、红白喜事、建房、农村青年、文化生活、农村消费、庄户人的喜怒哀乐等,都可以作为组稿、编稿、采访的重点”。另外,他们还希望开辟“今日农村”“农民的苦辣酸甜”“心里话”“编者与农民”“农村热点”“农村改革漫谈”“多种经营”等栏目。

读者有所呼，报纸有所应。从1990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农民日报》在民生热点问题报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报道方面一直常抓不懈，在1997年《农民日报关于1997年报纸改革意见的报告》中还明确提出：“要把《农民日报》办成宣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要关注和反映农村社会、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要更多地关注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市场，更好地体现农民日报的‘农’字特色，集中精力和版面研究和反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和重要典型经验”。

1993年12月9日，《农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由吉林记者站站长宋逊风采写的《农民抢剧团》：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在一个村的演出刚刚开始，周边的乡村、邻县的农民便闻讯赶来邀请，有的村戏台已经搭了一个多月了，有的村支书为了能把剧团“抢”到村里光租车费就花了好几百元，还有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通过各种关系找双阳县委书记“说情”，甚至出现了评剧团长举棋未定，剧团已经被人先斩后奏，把演员、乐队连同布景一起拉走的事情……通过对吉林省农村涌起的这股饶有风趣的农民抢剧团的热潮，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同时给文艺团体及文艺工作者出了个题目：如何尽快转向农村文化大市场，适应即将兴起的农村文艺热？稿子见报后，反响热烈。该报道也获得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1994年5月8日，《大地周刊》一版的报道《谁来帮帮“东方红”姐妹？》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报道中，生活在四川省达县山区的三胞胎姐妹“杜晓东、杜晓方、杜晓红”（简称“东方红”）因为父亲残疾、母亲重病而面临辍学。见报以后，国务院办公厅批示四川省委、省政府认真研究解决，报社及“东方红”三姐妹所在学校收到大量社会来信及捐款，解放军总政治部计划开展“万团助万村”活动。1994年9月初，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特邀请该报道的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王玉琪一起赴四川达县，将报社收到的4万多元捐款转交给“东方红”姐妹所在的学校，学校将这笔捐款连同学校收到捐款在帮助“东方红”姐妹解决实际困难以后，成立了“救助失学女童基金”，央视也以“救助失学女童”为主题制作了专题报道。

 1994年5月15日，《农民日报·大地周刊》一版刊登报道《安子介送给文盲一把致富的“金钥匙”》，被多家报纸转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一周内报社收到各地来信、来函800多封，其中包括全国妇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各地宣传和教育主管部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驻京机构等。安子介先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安子介先生委托报社将2000本书捐赠给相关地区。

1994年6月12日，《农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程天赐采写的长篇报道《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经济——当前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启示》；从12月27日起，到1995年上半年，《大地周刊》刊出一组由何兰生撰写的《农村观察》：《一掷粪土万户侯》《蜡炬成灰泪始干》等10篇长篇述评,反映了旧的观念习俗如何影响着当代农民以及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呼声要求,其中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播。

1997年6月21日，《农民日报》刊发《陕西五孤儿落难，北京人爱心情暖》，五孤儿在收留者田长虹和北京市通州区城关镇宣传部同志陪同下来到报社表达感谢，并赠送了绣有“宣传精神文明，情暖孤儿心田”的锦旗。

1998年2月28日，由中宣部、文化部组织的“南昌文化列车艺术团”回到北京，活动历时15天。《农民日报》记者冯雷采写发表的《南昌文化列车随行日志》系列报道共10篇，受到组委会表彰。

1999年4月15日，《新闻阅评》第198期以《<农民日报>推出多喝牛奶少喝酒讨论反响强烈》为题，评述了3月11日《农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对牛奶问题的报道。评述认为，报道通过对比中国人喝酒、日本人喝牛奶的角度，把日常生活消费习惯提高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并对此展开了大讨论，立意高，挖掘深，效果好，对振兴中国奶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亮点纷呈的报道中，更有一组报道一枝独秀，那就是关于“厚养薄葬”的报道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开展的大讨论。

1996年6月3日，《农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简办丧事反遭打击围攻，农家女投书本报讨公道》为题刊登了江苏省睢宁县刘圩乡薛瓦村普通农家妇女史修云的来信，信中诉说了父亲谢世以后，她响应国家殡葬改革、丧事从简的号召，“打算只在村中规定的公墓地中用砖砌一个隧洞，把火化后父亲的骨灰简单地深葬于地下，不必铺张浪费和投入太多的财物和精力”，却遭到众人围攻谩骂和家人的坚决反对，并“被戴上不孝顺的帽子，背起没良心的黑锅”。她要借《农民日报》一角讨个公道：“我难道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不孝顺的坏女人？那么真正要谴责的又该是谁？”报纸为这篇“读者来信”配发了短评《何为孝敬，何应谴责》，并决定就史修云提出的问题在读者中开展一场“如何为‘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讨论。

这一讨论反响之强烈让编辑部始料不及。

从6月3日发表史修云的来信后,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件参加大讨论的来稿、来信，从中选发了近百篇,开展了历时4个月的11期讨论，报纸共刊登了9个整版稿件。

讨论由浅入深,由一般农民、干部到专家、学者、中央部委负责人。讨论的主要文章题目如下：

讨论之一:《史修云为我们敲了警钟》《厚养薄葬真正尽孝》。

讨论之二《史修云,大胆往前走》《丧事大办害人深,此风当刹不宜迟》《文明环境靠大家创》《精神文明建设尚需落实处》。

讨论之三:《厚养薄葬应大造声势》《史修云是个品格高尚的人》《给史修云披红戴花》。

讨论之四:《应从教育姓娃抓起》《学习史修云,提倡新风尚》《愿出现更多的史修云》《建议栽树代墓》。

讨论之五：《究根溯源,对症下药》《剖析心态,综合治理》《破除迷信,更新观念》《简办丧事,减轻负担》《领导干部应带好头》《政府要有硬措施》《行政与法制相结合》《领导重视,政策落实》《还是开个追悼会好》。

……

讨论之十:中央政策研究宝研究員薛保生写的《养与葬:世风人心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陆子艺、博士研究生应星写的《重丧到薄葬: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姚监复写的《提倡薄葬,反对重死不顾生》；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副主编王生平写的《移风易俗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王健写的《从生命价值谈厚养薄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讲师洪大用写的《从社会学看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讨论之十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马凤芝写的《从养老敬老看厚薄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晓写的《改变丧事大办,需要文化替代》。

通过讨论，在社会上形成了厚养薄葬为荣、薄养厚葬为耻的舆论氛围,涌现自觉平坟、老人拆棺，木匠、风水先生弃行等实际行动的佳话。

当讨论到第三期以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学习史修云、落实厚养薄葬的实际行动。史修云所在地——睢宁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圆县委、县民政局四单位联合发出开展向史修云学习的倡议书,题为《移风易俗树新风，厚养薄葬显真情》。此时,编辑部在来稿中编发了山东省齐河县参加厚养薄葬讨论见行动铲除坟头三万余个的消息,并加了按语。社长孙永仁同志值夜班,为此稿加了引题“把厚养薄葬讨论引向行动”。

由此,编辑部又以“把厚养薄葬讨论引向行动”为栏题,继续刊登了5期反映全国各地出现厚养薄葬新风尚的报道,在《看报改变思想,讨论带来效益》文中报道:自《农民日报》开展“如何为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大讨论以来,地处贛南山区的江西省大余县积极响应,全县各驻村干部拿《农民日报》刊登的各期讨论文章组织农民们学习,并结合当地实际开展评议讨论,县里把此事当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大事来抓,几个月来,全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可喜变化,农民们的丧葬观念有了极大变化,县委县政府及时出台了有关新举措。

“厚养薄葬”的大讨论，受到中宣部以及全国妇联、团中央、民政部以及农业部的充分肯定。中宣部《新闻舆论动向》第278期刊登《农民日报倡导“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文中指出:农民日报确实是抓住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一个重要的课题，关系到农村各级领导是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系到如何教育农民转变观念；关系到如何刹住歪风弘扬正气,破除旧俗树立新风，从多种角度反映出,丧事大办害人深,此风当刹不宜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落到实处。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荣、团中央书记处姜大明、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农村部常务副部长刘成果分别就“厚养薄葬”问题为报纸撰写了文章。

“厚养薄葬”大讨论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和共鸣，在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996年初，中宣部指示：为了给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舆论准备，全年的宣传报道重点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5月末，报社群工部主任宋逊风同志在各地来信来稿里发现了史修云这篇来信，据此来信，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并联系农村相当一些地方丧事大操大办成风的实际情况,感到这一事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厚养薄葬的优良传统不但没有形成风气，反而没有发扬光大的环境,而大操大办却有“市场”,这是当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与千家万户相关联的普遍存在的、又值得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的指示,便有了这样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大讨论。孙永仁社长批示:此报道甚好,要把这一宣传继续搞广搞深,到六中全会前发一个总结性言论。把“厚养薄葬”作为今年的拳头项目打好。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0月18日，《农民日报》编委会研究制订了《<农民日报>关于认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报道计划》,开始围绕“民富、民乐、民风”问题,开辟专栏,推出一系列文章和报道,以较大的声势开展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报道,先后以突出位置、较大篇幅编发了社论《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记者采写的重大典型报道《大山中,有片灿烂星空---湖北竹山县开展“十星级”文明农户活动探访录》、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扎实有效地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同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县市领导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采风》《农民信箱》《精神文明建设笔谈》《老百姓的故事》等,以较固定的形式编发反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的稿件，刊登专家和基层领导干部关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和经验介绍文章，还在京郊组织了一次小康村支部书记关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座谈会,并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该会的发言摘要等等。宣传报道声势浩大、涉及面广,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实际,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也引起了中宣部和新闻界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的“新闻和报纸要”节目中,多次播出了《农民日报》的文章,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听到广播后对报纸宣传提出表扬。

（内容为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