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西的常山县球川镇，由于过去很多管理类目没有执法权，联合执法又需要协调很多部门和环节，对此基层形象地称之为乡镇“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了看不见”。庞杂琐碎的事务曾让镇干部不堪重负。

这两年，镇里的干部明显感觉得以“松绑”，这缘于县里承接了浙江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通过编制属地管理清单，当地厘清县级部门和乡镇的权责边界，并建立“一件事”协同办理机制，用“一支队伍管执法”，让每件事的处理都有了明确归属。

在县级层面，常山县通过力量重组，将14个部门的行政执法队伍打通，形成综合执法＋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卫生健康“1＋5”的行政执法格局，同时推行“1＋X”模式，将全县14个镇街分为7个片区，组建7支镇街执法队，力量下沉，赋予18个领域共413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行使权，资源力量统起来，管理边界理清楚，监管高效又有力。

这样的改革实践不仅在常山县大刀阔斧进行着，近年来更是在浙江蔚然成风，并且还将不断升级优化。日前，《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获得中央批复同意。这意味着该省率先探索的行政执法改革将更进一步，正式迈入国家试点阶段，计划将在2025年进一步成熟定型，为各地提供更多示范引领的标志性成果。

过去，在行政执法领域，“九龙治水”的问题长期存在，“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就曾是基层的形象比喻。与此同时，由于部门“条抓”强，基层“块统”弱，导致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监管缺位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执法痛点和难点。

对此，早在2015年，浙江省全面推进城乡统筹的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要求开展综合执法的市、县（市、区）组建综合行政执法局。此后，浙江省更是全面启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以“整体政府”的理念，把发生频率高、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执法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进行体制重构、流程再造、“多跨”协同。

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执法体系由此日渐清晰：省级负责监管制度设计、统筹协调、监督指导等；市级负责组织查处跨区域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案件，以及全市行政执法的监督指导和组织协调；县乡则负责日常执法检查、一般违法案件查处。重点更在于将更多执法力量下沉县乡，精简执法队伍、优化执法层级、整合乡镇执法力量，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2022年，浙江省以地方立法形式，通过了《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将从局部试点拓展到全域铺开，不断迭代升级。据悉，在成为国家试点前，浙江已有4个县（区）、40余个乡镇（街道）被列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省级试点，不少基层创新经验和特色做法可圈可点。

根据计划，到2022年底，浙江省将健全完善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加快构建全方位的监管执法协同体系，基本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新格局。届时，浙江省的综合执法事项将力争拓展到60％以上的执法领域，60％以上高频率、高综合、高需求执法事项纳入综合执法范围，60％以上行政执法量由综合执法部门承担。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已在各地成效初显。常山县2021年共办理行政执法案件1754件，平均办案时长缩短10天；湖州市吴兴区打造“去中心化”行政执法协同指挥系统，将原先复杂低效的县区联合执法流程细分为80个简单顺畅的实施场景和20个“监管一件事”模块；金华市婺城区则推动部门间融合共享、数据互通，指挥中心平均接收信息时间压缩到1分钟内。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将继续加大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作用，全面运行“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到2022年底，执法监管“一件事”场景应用将拓展到60件以上。今后，数字应用也将贯通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法部门数据资源，依托权力事项库、执法主体库、执法人员库、监管对象库、证据共享库等基础支撑在线审批和办案。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