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普通的县城女工拿起了笔，那些琐碎的日常就变成了历史的一个部分。

　　窗外是绵绵的细雨和满眼的葱郁，窗内的杨本芬半躺在摇椅上，在讲她过去的故事，声音有力。虽然已经84岁了，但她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褪色，只要一张口，故事就倾泻而下，“过去的事情就跟嵌在我脑子里似的”。我坐在她的身边，帮她揉着微微发疼的膝盖，循着她的声音，回到了那个我从未经历的年代。

　　儿时的杨本芬，在湖南乡下的老屋里，也是这么依偎在妈妈秋园身旁。秋园摩挲着怀里的猫，故事就在她一眨一眨亮晶晶的眼睛里跑了出来。

　　会讲故事的秋园为了能活下去挣扎了一生，没有写下自己的故事，临终前只留下几行字：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

　　一九六零年，从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零年，从湖北回湖南。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但她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终结戛然而止，而是延续了下来，流淌在了杨本芬的笔尖，而后成书，被世人知晓。“妈妈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没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没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笔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复活。”

杨本芬在看书。 受访者供图

　　一个被关注到的县城退休女工

　　《秋园》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用最朴实的话写成的，可它却承载了时代的重量和人们无尽的喜爱。至今它的销量已经达到20万册，热销的趋势还没有消失。在如今这个泛娱乐化，追求短平快，不断求新求变的时代，一本讲述上个世纪的、普通女人生命史的书，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其中包括大量的年轻人。他们说：“看来我也要去听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秋园出生在河南洛阳，家里是开药店的，因为长得出挑，被一位年轻军官相中，结婚后搬到了江苏南京生活。在1937年南京即将沦陷之际，秋园跟着丈夫仁受回到了湖南湘阴老家。仁受是个老实人，回乡后做过乡长、教师，后来不堪忍受政治批斗的折磨，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那时，秋园才46岁，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要出去讨饭，最小的一个儿子还意外落水身亡。到了89岁那年，秋园平地跌了一跤，胯骨跌断了，在一个酷热的夏天，不安地死去。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出书，也根本没想到它会这么受欢迎。就是在带外孙女秋秋的时候，看了一本写母亲的书。我想，我也可以写写我妈妈的故事。”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手写了十多万字，光稿纸就有八斤重。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位作家，2009年，她把妈妈的文字录入电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取名《妈妈的回忆录》。2019年，出版人涂涂读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乡间生死》，“我立刻就想，这本书应该出”。等到签下它的时候，涂涂又害怕被编辑批评，说他又签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作者，更担心没有编辑会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但无论如何，我就是想出这本书，哪怕它只能印五千本。”

杨本芬与妈妈秋园。 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一定要出这本书呢？”

　　“我至少可以做到的，是让人们记住她们普普通通的名字。我确信，这位在厨房里抽空写几笔，最终完成这本书的老人，是真正的写作者。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虽然第一章读得很快，但这本书稿，涂涂断断续续好多天才读完——命运之重和作者下笔的温婉淡然，让他没有办法一口气读下去。他跟别人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是母女版的《平如美棠》，更是女性版的《活着》。“但其实，《秋园》就是《秋园》，这本书是不需要这些比拟的，一个比拟可以让读者快速对陌生的书产生联想，但最深挚的那些东西，不在这些形容里。”

　　《秋园》在豆瓣的评分是9.0，跟路遥《平凡的世界》持平。它还入选了豆瓣读书Top250，这是一个根据读者评分和阅读人数生成的榜单，因其公信力成为文艺青年们选书的权威参考。同样在这个序列里的，是四大名著，和鲁迅的《呐喊》等经典作品，当代著名作家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代表作，榜单中都未见身影。

　　曾经的杨本芬是江西铜鼓县城的一名运输公司职工，是千千万万普通女性中的一员，如今的她，则是拥有百度百科词条的人，著有《秋园》《我本芬芳》《浮木》三本小说，因都是做饭间隙在厨房里写作，她还被称为“灶台作家”。随便打开一个搜索引擎找她的信息，会发现她几乎被各大媒体采访了个遍，俨然是一个“网红”。“最多的一次，家里挤进来了三个记者，各种照相机、摄影机对着我拍。”

　　可外界的一切热闹，就像石子投入湖面后泛起的阵阵涟漪，湖里的鱼儿看到了，摆摆尾巴，继续朝前游去了。

　　琐碎的日常

　　“关注微信免费送气球了。”

　　“全场八折，最后一天。”

　　“刚烤好的面包，免费试吃。”

　　……

　　杨本芬所住小区的西南门外，各种小吃店、超市、饭馆密密麻麻地挨着，走几步就来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各路汽车、行人汇聚到这里。到了晚上，叫卖声、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一个消费至上又忙碌焦躁的世界。可这喧嚣热闹，没太渗透进杨本芬的生活里，她不知道蛋糕店新上了哪些甜品，也不知道又新开了哪些店。因为2018年一次失败的膝盖半月板手术，她的腿不分天气、时间常常疼痛，走不了多远，平时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小区里。好在小区够大，绿化也好，楼下甚至还有个“小庐山”——因有一棵树围142厘米、还在不停疯长的樟树，郁郁葱葱，浓荫如盖，邻居们就都这么叫了。

杨本芬在小区里散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摄

　　“柚子皮做菜好吃。”

　　“你这轮椅充一次电，能走多久啊？”

　　“毛毛这狗真好看真年轻啊，是个小帅哥，一点不像十几岁了。”

　　……

　　杨本芬常跟小区的老太太们一起坐在“小庐山”下的长椅上闲聊。刚开始的时候，有人会叫她“大作家”，但叫过几次之后也就没什么了，平时见到了还是聊些家长里短。

　　回到家里，面对的也是琐碎的日常生活，今天要吃什么饭，告诉阿姨怎么做才好吃。去菜鸟驿站寄快递，如何在手机上填地址也是个麻烦事，好在收快递还算方便。“是杨本芬的家吗？有你的快递。”网络世界中的鼎鼎大名，在快递小哥口中，不过是个随口叫出的名字。

　　腿痛带来的麻烦还有遛狗的不便。每次遛狗，她就跟毛毛约定好时间，然后让它自己去跑。“我都是坐在操场门口的凳子上等它回来。回来晚了，就会担心，怕被人拐跑了。”

　　一次，我帮她遛完狗回来，大概是生活中的小麻烦在这几日解决，又或者是家里有了些许的热闹。晚饭时间，杨本芬突然来了兴致，“我们一起喝点酒吧。”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赶忙走进屋子去拿酒杯。“是药酒哦，对身体好的。”

　　所有碗筷、饭菜刚在桌子上摆好，她就举起酒杯跟我干杯，想要说点什么助兴，可突然一时间卡住了，脱口而出了一句“生日快乐”。我愣了一下，并没有打断她的兴致，而是把酒杯迎了上去，发出了响亮的碰杯声。

　　她的味觉很灵敏，菜淡了会说，“再加点生抽会更好吃”，然后就赶忙去厨房拿。席间不停地给我夹菜，生怕我吃不饱。

　　“我要少吃一点，吃完饭就去遛狗，消化一下，最近胖得哟。”

　　但其实她很瘦，腿很细，但她不满意自己的肚子，一边摸着一边说，“年纪大了这里就容易胖。”

　　每次饭后她要去刷牙，还告诉我她的小妙招，“用盐水刷牙对牙齿好哦，你看我就掉了两颗牙，其他牙齿都是好好的。”

　　从镜子里看去，这是一张与年龄不相符的面庞。白净、细嫩的皮肤上没有一点老年斑。可她还是不满意，“每次照镜子看着自己老的样子我就好生气。84、84、84，我怎么就84了呢？不对，还是83，84岁的生日还没到。我83、83、83。”

　　她很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洗手间里摆着资生堂的护肤品，还戴了假发，特别贴合头型。当别人不知情，夸她头发乌黑时，她总要得意地说，“这是专门订做的假发，是不是很合适？”

　　我使劲点点头，就这么看着她，似乎看到了秋园——那个即使在最艰难的时代，也要保持头发一丝不乱；出门讨饭，也要把衣服整理干净；到了晚年，房间里也要插着映山红的女性。

　　她的喜悦，她的烦恼

　　虽然要努力地对抗衰老，但有些东西她似乎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她知道自己是有写作天赋的，“人们常说写作瓶颈，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瓶颈。”

　　“您这可是‘凡尔赛’哦。”当向她解释清楚什么是“凡尔赛”后，会听到她爆竹一般的笑声。这也得到章红的确认，“妈妈写起东西来就像拧开水龙头，随开随有。”

　　除了写作天赋，杨本芬记忆力好，看书过目不忘，还会讲故事。年轻时候，一到晚上，她家里就特别热闹，挤满了来听她讲故事的人。她给大家讲《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和《红岩》，也讲国外的经典，比如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能找到的书不多，看了什么，她就讲什么。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听杨本芬讲故事，是邻居、汽运队年轻的司机和修理工，还有她朋友们特别珍惜的娱乐活动。

　　但天赋发挥的过程也是煎熬的。“每写完一部分，我就反反复复地看。如果蛮要得（写得好），我就感到非常高兴。然后就拿给章红看，等待的过程就是战战兢兢。”这煎熬实在太漫长，等得受不了了她就直接给女儿说，“你就干脆说，是要得，还是要不得。”

　　章红铁面无私，就算是自己妈妈，她也不会退让。“这里要不得（写得不好），我不多说了，自己琢磨，多看书。”这时候杨本芬只好重新写，“因为要是她改了，就是她的写法了，就不是我的了。”但得到女儿肯定的评价或者中肯的意见时，她就像吃下颗定心丸，“章红的门槛好高的，她那里通过了，我就放心了。”算下来，还是“要得”的时候更多。但有一次，因为女儿的一句“要不得”，杨本芬来来回回改了十七八次。

　　她靠认真与专注来维持住这份天赋。写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找她闲聊，她会快刀斩乱麻，“你不要跟我说了，我还要写文章呢。”如果正在接受采访，那也要一心一意做这件事。期间有电话打进来，她会干脆利索地挂断，“记者在我这里采访呢，不要说了。”如果话题扯远了，没等我提醒，她自己就会迅速拉回来，“好，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先把采访提纲上的问题搞完，搞完正事，再闲聊。”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就会问我，“我说的可以吗？我说的这些，够你写出来一篇文章吗？”这份认真会延续到采访结束，“你今天回去就要开始动笔了哦，哪里不清楚的就再问我。写出好文章来不容易的，我怕你写不出来。”

　　要保持这份专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太多的消磨：病痛、琐事，精力的下降。问她一些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好多她都记不清了，只能从孩子的时间表来推算，“就是老二考上大学后那几年，就是我三个小孩都大学毕业的前后……”

　　好在还有《浮木》，记录了她过往生活的一些片段。出版前她还担心，“就是一些普通人琐碎的日常小事，会有人看吗？”

　　书中有一篇名为《1984》的文章，这一年，人们为女排三连冠欢呼，为天安门广场上“小平你好”的标语而激动。对杨本芬来说，她的喜悦是二女儿在这一年考上大学了，她的烦恼是为学费，为丈夫住院了发愁与操劳。为筹措女儿上学的资金，杨本芬与丈夫在院子里养猪——从汽车运输公司扛来淘汰的旧车厢板，屋顶盖海绵瓦，竹蔸一剖两边，绑在板子上当作食槽。等到高考成绩揭晓，两只小猪长到了八十斤，拿去卖了，换来的钱给女儿带去南京上学。

　　而这些，就是她在这一年的全部历史与记忆了，但没有这一部分的书写与记录，时代依旧是不完整的。就像一位读者评价道，“这本书为历史的叙述提供了一种女性的视角。”

　　为了保证写作这件事能进行下去，她建立生活的秩序，用自律来抵抗消磨。跟她生活一天就会发现，她的心里是有个日程表的，什么时间干什么，安排得井井有条。睡眠时间也是固定的，偶尔因为看电视剧看得入迷睡晚了，生物钟就不适应了，就会睡不着。那她就会吃一片安眠药，强制入睡，来保证第二天能够按时工作。但一天中也有“放纵”的时刻，“下午可以睡到自然醒”。

　　日子就这样在固定的安排里一天天溜走，她总是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我要是还年轻，还能写好多哦。老了真不好，老了就讨人嫌了，就成了子女的负担了。好多老人都瘫痪或者中风了。”但她，还能写，还在写。

　　终于觉得委屈

　　在她拿起笔之前，她的前半生，一直是被亏待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上学读书，可不管怎么努力，终究还是落空。她甚至断定自己是个“背时”的人，刚有好事发生，坏事就来了。

　　最初是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要帮妈妈做家务，挑水、洗衣、煮饭、挖土、捡柴、种菜，还要带两个弟弟。村里同龄的孩子都上了小学，她直到十二岁才等到机会，又因为年纪太大，只能插班从四年级上起，然后转入完小读五年级。就算上了学，家务劳动依然繁重，每天吃过晚饭，杨本芬就跟妈妈就着一盏煤油灯，替人做针线活：绞衣边、纳鞋底、做袜底……做上一会儿，她的呵欠就一个接一个，脑壳朝前栽下去，抬起来，又栽下去……每天都这样和妈妈一起做到深更半夜才去睡。吃不饱加上缺觉，杨本芬经常头晕眼花、手足疲软、浑身无力，常常一坐下就睡着了。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主动到教室后面靠墙站着上课。

　　“杨本芬，你是不是身体不好，这样没精神？”

　　班主任听了她的事情后一副好难过的样子。“等下替你换个座位换到靠墙那边去，你靠着墙会舒服些。”

　　杨本芬的头慢慢低了下去，喉咙里似乎堵了东西，眼睛里有了雾水。平时因为忙碌，神经早已变得麻木，此刻，她才觉得委屈。

　　16岁的时候，好不容易考上了岳阳工业学校，每个学年都拿头名，结果全无用处。离毕业只有三个月的时候，学校停办了，她没有拿到毕业证，别无选择，带着仅有的3块钱跑到江西，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因一篇名为《我的理想》的作文打动了老师，得以入读。可读了不到一年，又因家庭成分缘故被下放到农村。为求学流离奔徙，却始终没能毕业。

　　后来，她试图用婚姻换得读书的机会。那时她二十岁，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不讨厌他，只是一心想念书，对方承诺她，结了婚还让她上学。她在书里回忆那时的自己：“维持着女学生式的体面外表，但内心绝望地知道，除了跟这个长相颇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结婚，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但后来这个机会一直没等来，孩子们陆续来临，读书终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成了妈妈之后，她又围着家庭打转，是那种愿意为了孩子牺牲一切的妈妈。有一次，杨本芬在水井边洗衣服，当地中学校长听说她在中专学过化学，想请她到中学教化学。在县城，中学老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她欣然应允，甚至已经找好了人带孩子。“但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那人给我两个女儿喂饭，是先自己嚼碎了吐出来再喂的。她也是担心烫，但我还是接受不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这样被喂大，只能放弃教职。”

　　30岁左右的时候，杨本芬得到一个机会，去县里的汽车运输公司上班。而且当时有规定，临时工都可转正。可就因为报到晚了七天，政策就突然变了，她成了“长期临时工”。为了兼顾带孩子和养家，她主动要求从调度员变成加油员，因为调度员必须坐在办公室，而加油员时间更自由，只需听喇叭随叫随到，没有车辆加油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带孩子。

　　她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因为孩子。她人生的第一次出名，是因为章红在高中时成绩优秀，她被邀请在家长会上分享教育经验。“人们都挤在门口听我讲话。”这辈子开始扬眉吐气，是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的时候。等到三本书广受欢迎时，她的心愿也不过是“能为女儿争光”。

　　好不容易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个个有出息了，老伴又得了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症，她必须像个护士一样，时刻照顾他。这个工作是琐碎的，夜里要时时关照他喝水、起夜、盖被子，很少能一觉睡到天光。

　　一个漫长的故事

　　“我这辈子怎么努力都不行，如果不记下一些事情，我真的来过这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在这个层面上，章红特别认可母亲写作的意义，“外婆、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仿佛随时会被揉碎。当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

　　杨本芬年轻的时候就有文学梦，曾经把自己写的诗寄给杂志社。只是后来所有的精力都在日常家务中被消耗了。晚年再次拿起笔，是圆梦，是从日常琐事中的超脱，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秋园》出版后，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作家，女儿章红总是给她信心，“你当然是！当一个人被写作的冲动驱使，为自己而写，真正的写作就开始了。”

　　于是，杨本芬在成为女儿、妻子、母亲、运输公司职员后，在80岁的时候终于拥有了一个新身份——作家。或者说，知名作家。

　　可跟当代人热衷的名气变现，改变人生不同，杨本芬从没想过这些。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漫长到要经历半生坎坷才迎来落笔的那一刻。从写成到作品出版，又过了将近二十年，已经等了那么久了，现在又着急什么呢？

　　手头在写的新书还不知何时能写完，能出版。可她不着急，“我要慢慢写，写得好一点。”可对于外孙女秋秋的到来，她有点等不及了。在小区里逢人就说，“秋秋要从美国回来了，还有二女儿、女婿，都一起来家里哦。”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