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咏庐山的诗,有两首最为脍炙人口。一首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以日照紫烟、瀑布飞流抒写庐山的巍峨雄强,极富浪漫;另一首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在气魄上与李白无法比拟,但在寓意深邃上却远远胜于李白。它从描绘庐山的神秘朦胧、万千姿态中,引申出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普遍原理:要想知道庐山的真面目,只能跳出庐山来看。否则就永远会囿于是“岭”还是“峰”抑或其他什么东西的疑惑和彷徨中。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在庐山中看庐山,无论是横着看还是侧着看,视角远远不足,信息远远不够,因此,你看到的庐山,都不是真正的庐山,至少不是完整的庐山。
说得更沮丧一点,没有人能说出庐山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庐山的全部。
这个结论倒是帮了认识论的忙,既然没人能描述出某个事物的全部,抓住其主要特征,确定其本质属性,明确其重要关联,就是唯一可行的思维方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教导人们,要学会全面地、客观地、本质地、发展地、变化地分析事物。这与“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认识论截然不同。
当前的世界,纷纭而迷乱,与观庐山非常相似。不要说全部,就是局部,人们也未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既在于事情本身的复杂,也在于人为制造的干扰,或者称作噪音,把事情本来的面目搅得云里雾里。
比如普里戈任坠机,事出有因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意外事故说几乎无人相信以外,有多少种猜测?比如北溪输气管道被炸,至今搞清楚了吗。人们都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就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样不怎么靠谱,基本上属于精神安慰。在某些领域,东窗事发完全是小概率事件,弄清真相尤为困难,比如在反腐败领域,永远不知道潜在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要不然怎么会有腐败黑数之说呢?北大女生朱令铊中毒案,凶手落网了吗?马航370到底到去了哪里?十年过去了,没有人拿得出确凿的证据。
如此一来,庐山就永远看不清了?也不完全。看得清与看不清是相对的。角度越多,信息越足会看得越清楚。但必须注意的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真正的哈姆雷特却只有一个。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哈姆雷特,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偏好甚至个人的希冀来塑造自己的哈姆雷特。摒除感性诱导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科学,才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方法。
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农业部门度过的。农业部门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比较土气的,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属于生物科学,专业性极强,外行根本说不明白。其实我们说不说得明白无关紧要,就像普罗大众没几个人知道量子纠缠一样,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耽误吃饭睡觉。偏偏这个转基因与食品安全是有关系的,是与人们极为重视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老百姓特别关注乃至担心,一定要搞明白吃转基因食品究竟是不是可靠。可惜的是,中外专家不管费多少口舌,不厌其烦地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让大家放心去吃,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有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是反转基因的急先锋,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的,就是认定转基因是个祸害。为了证实转基因的危害,还专门跑到美国去调查,结果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但他痴心不改,仍在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不过,他的话有很多人相信,影响确实很大。
比如说,社会上广泛流传转基因产品会造成人类的不孕不育,甚至会致癌,尽管目前没有数据支持,但谁能保证几代人、几十代人后不会出恶果?如果当下证明不了,就一口咬定转基因是伪科学。任谁说也听不进去,那就不那么科学了。
众所周知,生物都是在自然界中不断进化和演变的。所谓进化和演变,本质上是基因组合或性状发生改变,以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我国最早引进转基因技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在棉花生产中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棉铃虫十分猖獗,几乎让棉花生产遭到灭顶之灾,所有的农药全部失效。这时,美国已经研究出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简称抗虫棉。棉花不属于食品,与安全性关系不那么直接,于是我们就把抗虫棉引进国内,效果非常明显。后来,为了抢占生物技术的科技高地,我国陆续开展了对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并在高度审慎和高度严格管理的前提下进行了有限的种植试验。
说到底,转基因的基本原理,是在固定的基因链条中,嵌入或者抹消个别基因片段,以增强或者改变作物的性状。前面说到的抗虫棉,在进行转基因后,抗虫性能大大增强。有的作物转基因后,抗旱性能提高,有的增强了抗倒伏能力,有的增加了产量,但其基本性状并无改变,这是安全性可靠的主要依据,当然,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生物试验,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古猿人之前,人类的老祖宗是长尾巴的,后来在进化中没有了尾巴。虽然具体原因不明,但可以认为是一种基因转变现象。转基因与自然进化不同的是,进化是自然缓慢的过程,转基因是人为改变基因进化的技术,加入了人类的主观因素。这样一来,会不会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
从逻辑上说,任何事物的风险不可能百分百排除。仅仅从专业,从遗传学的角度也并不能完完全全解释清楚。于是,科学问题转换成了伦理问题,甚至转化成了政治问题,甚至有人说,转基因就是某大国灭绝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并且断言我国引进转基因产品是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接受了某国某大公司的巨额好处,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科学技术的范畴了。此庐山非彼庐山也。
还有一件事也是农业部门纠缠不清的问题,就是秸秆禁烧。放在很久以前,这不是问题。秸秆的用途很广,其中主要的是用作燃料。过去所谓的乡土人间、炊烟袅袅,烧的不都是木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干燥后的农作物秸秆。还记得那首歌吗?“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个谷堆,就是秸秆堆起来的。秸秆这东西还能用作饲料,也能用来编织,比如麦秸秆就能编草帽。总之,当时还没有秸秆禁烧的问题。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作为燃料的秸秆逐渐被燃气和煤炭乃至电力替代,作为饲料的秸秆逐步被工业化饲料替代,而作为工艺品生产的原料,几乎没有了市场。实际上,除了秸秆综合利用尚在努力推广之中以外(因为秸秆数量太大和加工成本太高及产生秸秆时间特别集中等原因,没有太大推广价值),只剩下了一条出路,就是还田。
然而,还田也有具体问题,就是秸秆需要粉碎,不然很难在田里自然沤成肥料,这样对土壤的质量反而不利,特别是在干旱地区,甚至会影响第二年的耕作。当然,最省事最简便而节约的办法就是放火焚烧,付之一炬。然而,燃烧秸秆会产生烟雾,造成空气污染,与大气质量保护是矛盾的。据说很多年前有位领导同志到石家庄工作调研,正赶上秸秆焚烧的旺季,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烟气腾腾之中,惹得领导很不高兴。
那时有一个报道影响力也很大。因为京郊焚烧秸秆,烟雾弥漫,竟然影响了首都机场航班的正常起落,舆论哗然。后来,禁烧秸秆便成了政府和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可惜的是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禁烧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下死命令,站岗放哨,加强监管,督促落实等等,都需要钱。有的地方把直升机、无人机都用上了,仍然禁而不止。政府禁,老百姓就与你躲猫猫,你追我闪,你退我放,完全是游击战的打法。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县禁烧秸秆工作耗费了10万元,最终还是没把住,功亏一篑。
秸秆禁烧有点像禁放烟花爆竹,是禁还是放?这些年,特别是疫情后,默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越来越多。禁放令虽然并没有解除,但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达成了默契。巧的是,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内容是反映德国农业的先进技术装备。这些装备中竟然有利用喷火装置来燃烧秸秆的,喷火机工作后,喷水机上场。看来,发达国家也有焚烧秸秆的,为我们认识秸秆禁烧问题打开了另一个视角。
有一种观点很有道理。认为焚烧秸秆是原始农业培肥地力的重要农艺措施,有个成语叫刀耕火种,而这个火种,就是烧过以后再种。科学的解释是,燃烧后的秸秆会在农田里留下草木灰,草木灰就是肥料。而且焚烧秸秆能够有效杀除虫卵和病害,对下一季的作物生长是大有益处的。
最近,看了一个搞怪视频。主持人郑重其事地说:终于找到了禁烧秸秆的原因:烧秸秆可以杀灭病虫害,农药就卖不动了;烧秸秆可以培肥地力,卖化肥的就不高兴了;农药化肥用得少了,人们就不怎么生病了,这样一来,医院就没生意了。这个玩笑开得还真有点儿水平。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庐山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分析经济形势,不能简单地用好还是不好来判断,经济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仅凭一个GDP数据,远远不能说明问题;比如认识反腐败的成果,不能简单地用抓了多少腐败分子来判断,关键是看在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上取得了多大进展。
近来有不少人非常关注中美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相当复杂。不仅仅与汇率有关,与数据统计的方法有关,也与经济运行周期、经济发展潜力等因素有关。然而这个问题本身意义不大,无关紧要。一如马拉松跑中的运动员,彼此之间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这很正常,阶段性落后甚至距离差扩大,并不代表不能笑到最后。
作者简介
董涵英,河北邢台市人,退休干部。退休前长期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喜欢读书,善于思考,对反腐败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研究。退休后潜心练习书法,偶尔写写诗词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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