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以来,写过数百篇人物。主角大多是凡尘中的芸芸众生。尽管他们没有创造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身上散发出的生命光辉,每每让人感动。从这些篇什中选了106篇,辑成这本集子《凡尘荧光》。
——题记
大张和小张
在报社南区住时,曾结识了楼下地下室里的张姓一家。户主高高的个子,一脸的淳朴,大家都叫他大张。
大张究竟在报社干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从他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看,应该是重体力活。他的爱人很瘦弱,是小区里的清洁工,每天天蒙蒙亮就见她拿着一把比她个头还高的大扫把呼啦呼啦扫大院。
他们住的那种地下室,只有两尺左右露出地面——开个窗子通气,其余的部分全在地下。地下室里住的大都是报社的临时工。
结识大张一家,缘于他的儿子亮亮。我们这座楼在小区的最北边,隔着一堵墙就是报社的大院。小区里的孩子放学后经常翻墙到大院玩耍。于是,墙上不时出现豁口。后勤单位刚刚砌好,未久,豁口重现。
有时见孩子们翻墙,我会做出生气状吼一声。孩子们呢,顽皮地做个鬼脸,依然我行我素——这些半大的伢儿,正是人嫌狗不待见的年龄。
时间久了,一个瘦瘦弱弱的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未见他翻墙,每次都是绕上一大圈从报社的正门走进大院。见了人,总是甜甜地打声招呼。他就是亮亮。
起初,我以为这个孩子不翻墙是因为胆子小。可是有一次,几个孩子踢球时皮球落到了高高的白杨树的树杈上。那一天,风很大,树梢随风大幅度摇来晃去。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爬树去拿。这时亮亮放学路过,他脱下鞋子噌噌噌就爬了上去。因为球卡得太紧,捅不下来,他便攀着头顶细细的树枝荡秋千般朝球踹去。
那一幕,看得我心惊胆战。
地下室光线不好,亮亮每天放学后都会趴在我门口的乒乓球台上写作业。一次,路灯已经亮起来,见他还在那里趴着,我隔窗问他怎么还不回家,他说有一道题没做出来。《新闻联播》都完了,他依然伏在那里。我有些不落忍,走过去问他:“要不要叔叔帮你?”他朝我笑笑,坚决地说:“老师说了,要独立完成作业。”
听邻居讲,不但在班里、就是在全年级,亮亮年年考试总是第一名。
北京多风,晾在阳台上的衣服经常会吹落在地上。每次只要我喊一嗓子,亮亮就会欢快地帮我捡起来送上楼。我总觉得欠了孩子一份情。
不久机会来了。那一阵子,小区里的孩子们流行玩滑轮鞋——就是鞋子底部装有四个小轮子,像溜旱冰那样在马路上荡来荡去。毕竟是个孩子,亮亮也喜欢玩。不过,别人的行头,都是正宗的品牌,配有颜色鲜艳的防护手套、护膝、护肘、头盔。
而亮亮的,显然是大张给做的——一块木板上用铁丝缀了四个轴承,木板另一面和平时穿的旅游鞋缝合在一起。护膝、护肘也都是用三轮车的外胎做的。看着人丛中亮亮的另类设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一次上街,我专门拐到了儿童用品商店。商家给我推荐了一套叫“旋风”的牌子,价格400多元,护膝、护肘、头盔一应俱全。我兴冲冲拿给亮亮。孩子很高兴,眼睛闪着亮光,翻过来覆过去摆弄了好大一阵子,不过,最后又递还给了我:“谢谢叔叔,爸爸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任凭我怎么说,孩子就是不拿。我只好去找大张。这个憨厚的汉子,态度和儿子一样坚决。他搓着骨节粗大的手嘣出这样一句话:“从小,就要让他长好‘骨头’。”
20多年过去了,随着工作的变动,和大张一家早失去了联系。不过那句“长好‘骨头’”的话,始终响在耳畔。
李钱坤开店
单位附近的小区里不知何时新开出了一爿小店。店面不大,像是由旧车间改建而成。位置也算不上好,局促地夹杂在林立的居民楼的中间,距离最近的人行道至少还有百把十米远。
不过,招牌颇有点诗意——“似水流年”。墙上那幅衬托招牌的儿童画,让人尤感亲切:一排向日葵迎着春风,天上太阳公公绽着笑脸,几个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稚童走在上学的路上。噢,任谁看了,都会回想起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
一次加班误了饭点,和几个同事踅进了这家小店。可能是刚开业不久的缘故,店里的生意很清淡,只有稀稀落落两三桌客人。店老板是个二十四、五的年轻人,个头不高,长着一张带着稚气的娃娃脸。
见有客人进来,老板殷勤地过来张罗。他说话微微有点口齿不清,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那种秃舌子。不过,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和得体的用语,让人分明感到这是一个教养有素的小伙子。
也许是饿了的缘故,大家争先恐后点了一堆。小伙子礼貌地冲我们笑笑:“点多了,这里的量是很足的。建议你们将荤菜去掉几个,换个素菜。”
碰上这么一个“不宰人”的老板,大家很有好感,边吃饭边和小伙子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小伙子叫李钱坤,前年大学毕业,学的是环保。父亲是一家国企的干部。母亲20多年前便下了海,先是在杭州办了小化工厂,后来业务做大了,厂子搬到了嘉兴。
“为什么不子承母业到母亲的厂里工作?”我问。
“不喜欢依赖父母。想自己创业。从小我就梦想当个厨师。”李钱坤回答得很坦率。
“开办资金哪里来的?”
“向父母、姥爷等亲友借的。说好了,将来有钱了要还的。”
“你父母倒挺开明的嘛!放手让你创业?”
“起初,怎么说父母也不同意,认为我没有从业经验。我便将了他们一军,‘如果我有了从业经验你们是不是就该同意了?’父母没想到我能豁出去,便点了头。”
李钱坤说,他选了一家知名的饭店去打工,先是做最基层的传菜工,后来升到了服务员,再后来升到了点菜工。10个月之后,由于成绩优异,当上了领班。终于,父母被他感动了,放手让他去闯荡。
李钱坤告诉我们,饭店开张还不到一个月,他已深深领略到了创业的艰辛:从店面装修到招厨师、服务员,大小事体都要自己亲自去张罗;和工商、税务、城管打交道,也需要自己亲自出面。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得到市场上去采买;晚上送不走最后一个客人不能休息。他已经很多天没回过家了……
“有些事情,只有亲身体会了才能知道其中的甘苦。譬如,店前的停车位,合同中规定我们和隔壁另一家饭店一家一半,可是有时候附近的居民下班后会把车泊在那里。怎样才能既保证用餐客人有车位,同时又不和碰头打脸的邻居搞僵关系?这都需要自己去摸索……”
确实,李钱坤需要“摸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他最终创业能否成功?目前还不敢给他下断语。但是,这种不傍不靠的人生态度以及做事的认真和执着,让人肃然起敬。
小伙子的父母亲,同样让人敬重:放手让孩子去闯荡,这才是对孩子真正的负责。也许孩子现在还脚步蹒跚,甚或摔倒;但只要让孩子自己一步步走下去,你能说现在的“丑下鸭”将来不会成为“天鹅”?
再来看看生活中另一类家长:有些“能量”足的,竭尽所能给孩子提供待遇优渥的工作。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孩子大学毕业才4年,他已经给孩子换了5个工作。还有些暴富的,千方百计让孩子养尊处优,香车宝马任由孩子挥霍,恨不得把上几辈没有享受的福分全都补偿给孩子……
这种“抱在怀里”的孩子能走远吗?
人的一生,该经受的磨难必须经受,逃避不行。父母设法让孩子逃避的,生活会强迫他补上。现在逃避了,将来还得统统补上。你怎样书写人生的答卷,答卷就会怎样回报给你结果。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李超的“甜活儿”
李超今天拣了个“甜活儿”。整个下午,他一边拖着地一边偷着乐。
一晃,来新疆快两年了。多亏找了个有头有脸的公司,否则呀,还不知在哪儿瞎晃荡呢。
李超,23岁,河南中牟县人。说起刚来新疆打工的经历,他用了两个字形容:“辛酸!”
前年冬天,他拉上新婚不久的媳妇上了新疆。虽说自己一没有文凭,二没有技术,可身上有的是劲儿。技术活儿干不了,帮人掏掏下水道,搬搬家具总中吧。
都说新疆的钱好挣,可在乌鲁木齐市晃荡了快一个月,夫妻俩还是找不到活儿干。一听说是“单干户”,人家雇主扭头就走——信不过你呗!
有一天运气不错,一个打扮得恁时髦的女人相中了他们,夫妻俩爬高蹲低又是擦玻璃,又是拖地,忙活了一整天,汗出了一脑门子,原本说好一人给20块钱,可那女人嘴一撇:“干的啥活?给你5块都便宜你了。”
捏着5块钱,夫妻俩委屈得想哭——叫人家给坑了,光玻璃都擦了5遍了……可谁来替俺说话?
后来,听别人讲:干家政,要想有活干,得找一家像样的家政公司。只有这样,人家才能信得过你,碰上那些刁蛮古怪的雇主,也才有人为你出头。
一打听,有一家家政信息服务公司的牌子响,夫妻俩一头扎了进来。老板看两人怪诚实,收留了他们。
老板说:“你们先跟着师傅学习一段。这家政活儿,看着简单,干好也不容易。里面学问大着呢。譬如说擦玻璃,上面有死灰,你光用干布擦不净,得先用湿毛巾在玻璃上闷一会儿,再用干毛巾擦。再说拖地,碰到地上有油漆,光用拖把拖,你就是累断了腰,油漆还是油漆。这时候,你得滴上几滴香蕉水……”
李超脑子活络,没过多长时间,样样活儿干得顶呱呱。有了公司做靠山,业务多得干不完。夫妻俩每人每天至少赚30块。遇上“甜”活儿,挣五六十块也是经常的。碰上胡搅蛮缠的雇主,再不用哭天抹泪跟人家争,有公司出面解决呐。
家政这个活儿,挪东挪西的,有时候难免会碰坏雇主的东西。公司规定,只要不是故意的,碰坏了东西,由公司兜着。一次,打扫卫生,不小心把雇主的一个水晶工艺品给碰碎了。当时,李超心都快吓得跳出来了。老板了解完情况后,公司出面做了赔偿。
现在家政公司很多,光乌鲁木齐就有五六百家。老板常说:“人的名,树的影。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大家都得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公司的声誉。只有公司牌子响当当,人家才会‘货比三家’选中咱们。”
对这一点,李超很感慨。有一次,一家印刷企业搬迁,需要家政公司去打扫卫生。李超他们公司的报价是每小时8元。另一家家政公司听说后,想来戗行,出价每小时5元。人家雇主考虑了一下,最后还是说:“我宁可每小时出8元。因为他们的活儿我信得过。”
李超现在当了个小班长。他说,他以前干过餐馆,但没有干好。过几年,他想回老家再开个餐馆。
他很自信:“这一回,保证能干好。在乌鲁木齐干家政,让俺明白了一个道理,干啥都得干出品牌。俺将来要把餐馆开得人人都翘大拇哥。”
茹先•艾力和他的“家”
35年前,漂亮的塔吉克族姑娘比革·来西卡尔一遍又一遍编织着这样一个梦:一座属于她和他的坚固石屋,院里有一架浓荫匝地的葡萄,在有月光的晚上,她倚在葡萄架下听他吹悠扬的鹰笛……
她的他,叫茹先·艾力。她和他,绝对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茹先·艾力在喀什师范学院毕业前夕,她托人给他捎去了一个手帕,里面包了一根烧焦的火柴和一颗杏仁,意思是“快回来吧,思念之火烧焦了我的心”。
谁曾想,她的他却嗫嚅着对她说,有个家更需要他!末了,小伙子还说:“能和我一起去建设那个家吗?”
她狠狠地剜了他一眼,不过,还是随他离开了风景如画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唉,谁让她的心被他“偷”去了呢!
第一次看到那个“家”——喀什福利院,真让她寒心:在一片泛着盐渍的戈壁滩上,孤零零矗立着一座20世纪30年代建的土坯房,屋檐低矮,四壁透风,地上满是污水。而“家庭成员”呢?或聋或哑,或呆或傻,或断臂残肢……大家脸上刻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阴郁。
也难怪,这里收养的全是生活无法自理的孤残人员!
他向她保证:“放心,你的梦会实现的。这里生活的每个人都会露出笑脸!”
这不,一晃,离他说这番话已35个寒暑。在这个秋阳高照的午后,她坐在喀什福利院那条长长的葡萄长廊下看着周围的一切,真疑心又走进了梦里:一栋栋三层小洋楼掩映在果树林中;原来是涝坝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花坛,雏菊、月季、掐掐花开成了海。花海中,米日姑丽正推着双腿瘫痪的沙吾江在漫步。而花坛东边,弱智儿童卡斯木踮起脚尖想摘架子上的马奶子葡萄,却怎么也够不着。这时,聋哑人买买提托合提走过来很轻松地摘下几串,俩人都笑了……
场景若梦,但她分明知道这一切不是梦!
为了实现梦,她的他——喀什福利院院长茹先·艾力所做的桩桩件件都那样铭心刻骨:喀什是新疆最贫困的地州之一,为了改变大家的生存条件,茹先·艾力带领职工不等不靠,在戈壁滩上开出了800亩良田,建起了15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年可生产蔬菜25吨,水果27吨。不但使大家一年四季都吃上了新鲜瓜菜,还积累大批资金,先后盖起了近3000平方米的楼房。福利院里医务、康复、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35年过去了,昔日那个英俊的塔吉克青年,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福利院这么多年搞基础建设,投入的资金达数百万元。他,纤尘不染。包工头对他的评价是:“他比塔什库尔干的石头还硬,拿什么都砸不开。”为了暖气管道的质量问题,他还差点和人交起手。多少次啊,她点着他的脑门:“你呀你!”
35年来,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而他呢,笨嘴拙舌的“毛病”始终没有变。35年来,福利院变成了自治区一级福利院,他也先后42次受到国家民政部、自治区民政厅等的表彰和奖励,但无论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大会发言,他老是那句话:“我是党员,党让我来负责福利院,我就有责任当好这个家。”
“影痴”托乎提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梦!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打小就梦想着天天能看上电影。“红胡子出来咚咚咚,白胡子出来锵锵锵。太好玩了!”
你瞧,即使是看不明白意思的京剧,他也东村西村追着看。而一部《地雷战》,他反反复复看了六十遍。
就这样,他还不满足:“长大能放电影多好呀,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19岁那年,机会来了――乡里的放映员嫌待遇太低,撂挑子了。乡文化站不得不公开招聘一名放映员。他心里那个乐呀,天还没亮就到文化站候着了。谁知父亲知道后一声断喝:“不许去!听说放电影一个晚上才一块钱补贴。现在政策好,随便种点啥,都比放电影强!”
父亲说的不无道理:他所在的轮台县哈尔巴克乡土地资源丰富,人均有几十亩地。加之光热条件好,许多人家靠种棉花发了财。
儿子很倔:愣是到乡上鼓捣起了放映机;父亲更倔:“滚,给我卷铺盖滚!”
没有住处,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只好在电影院的售票房里栖身。可机子刚鼓捣熟,事情又来了:1987年底,乡政府决定把放映设备以每年4500元的价格对外承包经营。
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积极响应。可是乡政府以他没有承包能力为由,说什么也不肯把放映设备交给他。
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一定要自己买一部电影机。东挪西借,1988年初,他终于筹措到4500元购回了属于自己的放映机。从此,他走村串户开始了流动放映生涯。
放电影,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是必然的了。这影响了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找对象。
直到32岁他才找到心上人。新婚之夜,新娘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别让我夜夜独守空房。”他给了她一个缄默。一年后,为他生下孩子后不久,妻子带着满腔的幽怨走了。
电影还在放。人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那个沉默的汉子推着自行车在乡村土路上踽踽走着,自行车的前面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后车架上放着三箱沉甸甸的放映设备……
10多年前,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一年能放600多场。这几年,电影市场不景气了,可每年少说也放200多场。新疆地广人稀,他的家到最远的村庄要走150公里。有人给他粗略算了笔账:这些年他至少走了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
随着电视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市场日渐式微,连轮台县电影公司也于2003年8月倒闭了,可阿不都热合曼·托乎提还在坚守。
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个规矩:不放映内容不健康的影片。2004年的“学雷锋月”里,他到策大雅乡放映故事片《雷锋》。电影刚放了一半,几个喝醉酒的小伙子来闹场:“歪江(哎),带劲的片子放一个唦!”要他立马改换片子。他回绝了。结果,几个酒鬼对他一顿暴打,还把电影机掀翻在地。
他踉踉跄跄爬起来,抹一把血淋呼啦的脸,硬邦邦撂出一句话:“如果我遂了你们的意,就不配在这里放《雷锋》。”
整理好机子,他接着刚才的放了下去……
“丫头罕”和她的倔家人
58岁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还习惯地叫她“丫头罕”。
“罕”,在维吾尔语中表示尊称。
她,真名刘玉莲,新疆哈密市二堡镇拱拜湾村的卫生员。
拱拜湾,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人为主体的村子。拱拜湾没有湾,除了山还是山——而且是那种寸草不生的瘌痢山。
41年前,爱劳动、脾气好、又有初中文化的刘玉莲被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尔看中了。村里敲锣打鼓送她到县里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第二年,这个扎着大辫子、满脸稚气的小姑娘就成了村里首位“赤脚医生”。
我去采访她,缘于收到了一封全村村民署名请求报道她的群众来信。信中说:41年来,刘玉莲医治患者数万人次,却从未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为乡亲们垫付医疗费,更是她的“家常便饭”……
刘玉莲的家坐落在村西头上。三间土房虽然陈旧,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最值钱的电器是15年前买的14英寸金星电视机。
刘玉莲的丈夫吴正义身材不高,结结实实,棱角分明的脸上透着坚毅,是那种典型的西北汉子。
老吴不善言辞,在我面前拘谨地搓着骨节粗大的手。
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我采用了激将法:“老吴啊,听说你婆姨经常为乡亲们垫付医疗费。看来你家存款不少,富得流油啊!”
“流油?哪里呀!”这一激,吴正义的话匣子打开了,告诉我,家里的收入全靠那14亩薄地和圈里的几只羊。常常是上午他刚把羊卖了,下午她就为病人垫付了医药费。
“她这样做,你不生气?”我追着问。
吴正义睃一眼刘玉莲,竟幽默起来:“那有啥办法!谁让咱娶了十里八村头梢子(最漂亮)女子。”
“去去去……”刘玉莲嗔怪地打断丈夫。
吴正义大刘玉莲两岁。当年的刘玉莲,甩着两条过腰长的大辫子,一双毛眼眼忽闪忽闪的,谁见了谁喜欢。20岁的吴正义便常常被那两条大辫子撩骚得睡不着觉,三天两头借故说这里疼了那里不舒服了,让刘玉莲给自己看病。
当然,到了卫生所,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勤快的小伙子终于赢得了姑娘的芳心,1968年,俩人结了婚。
婚后,吴正义全力以赴支持妻子的工作。所有的家务事都不用妻子操心。全村属他家的责任田种得最好。从地里劳碌回来,又忙着烧火做饭。饭做好了刘玉莲还没有回来,吴正义就会把饭送到卫生所。
1972年2月的一天晚上,刘玉莲出诊回来,快到村口,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挡住了去路。歹徒步步朝她逼近……急中生智,刘玉莲弯腰抓起一把土向歹徒眼睛撒去,趁对方揉眼睛,她拔腿就跑,边跑边喊丈夫的名字。歹徒吓跑了,她也瘫在地上。
从此,晚上刘玉莲出诊,再晚吴正义都会去接送。刘玉莲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一接送,就是30多年。
1969年12月,怀孕8个月的刘玉莲早晨起来就感到肚子难受。到卫生所上班后,她一口气接诊了十几个病人。由于过度劳累,她早产了。新生命来到世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咽了气。产后不久,刘玉莲就上了班。不过,由此也落下了病根。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都没能够成活。所幸的是,在她抱养的女儿吴晓英长到3岁时,又“招”来了个小弟弟吴晓成。
在孩子们的眼里,家庭成员只有父亲。母亲一年到头很少沾家。一转眼,吴晓英、吴晓成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母亲几乎没有照看过。不过,这对孝顺的儿女,对母亲却非常理解:“有那么多乡亲等着看病。”
2001年,村卫生所被盗了。按照与乡卫生院、村委会所订的责任制,摊在刘玉莲身上的赔款金额是1.6万元。这对于一个家境贫困的农家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
有人说:“主要责任不在刘玉莲。再说刘玉莲又是老先进了。应该找领导反映反映,把赔款免了。”可吴晓英和吴晓成却不同意。孩子们说:“我妈一生要强,不能让人说闲话。”
吴晓成把自己跑运输的车卖了,吴晓英也拿出了自己的家底。还不够,姐弟俩又外出打工。
刘玉莲的4个弟弟妹妹都在镇里和市区生活。有人多次给她开出高价,希望和她在城里合作开个诊所。凭刘玉莲的医术,怎么着一年也能挣几十万。但刘玉莲全回绝了。
采访中我问她这是为什么?
她说:结婚时,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尔和村民们为她举办了最隆重的维吾尔族婚礼。那时,家家生活都很困难,可乡亲们有的送来精美的花布,有的送来烤馕作为庆贺礼物。婚礼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敲着手鼓,唱着歌,跳着麦西来甫,整整庆贺了一个通宵。
“这么多年了,乡亲们为我做得太多了。农忙时,怕我家老头子忙不过来,乡亲们争着来帮忙。每到收割季节,大家都是先帮我家干完,再去忙自己家的。孩子小的时候,村民们抢着帮我带……乡亲们对我的恩情,这辈子都报答不完。”泪,情不自禁地溢出了刘玉莲的眼眶。
杨正书的感召
腾格里沙漠如同一只饥饿的老狼,虎视眈眈盯着甘肃景泰川这块贫瘠的土地。
20多年前,杨正书老汉就开始向步步进逼的沙漠叫板。他用麦草将浮沙围成一个个方格,从4公里远的地方挑来水,艰难地实现着他的固沙梦。
春天,一阵大风,树被流沙吞没了。他咬咬牙,又举起了镐头……终于,第一棵树成活了,接着又是一棵……
树,成了老汉的心肝宝贝:冬天,怕树冻坏了,他用破棉絮把树干、树枝全包起来。夏天,怕树晒坏了,他用草苫子给树搭个凉棚。每天睡前他都要到地里眊上一回。老婆嗔怪他:“咦,当年相亲,也没见你这么上心!”
有一年,春夏滴雨未降,开春后也只下了两场毛毛雨,方圆附近的大河小河全部断流,家家的水窖也都见了底。离村十多公里那个不知什么年代留下的矿坑里的积水,便成了村里人的救命水。由于这水矿物质含量高,又苦又涩。就这样,矿坑也见了底。每天矿坑前都排着长龙,大家静静地等着岩缝里往外渗水。人们把毡片或破衣服绑到绳上,放到坑底,浸透了提上来,把苦水拧到桶里。提提拧拧,接半桶水,不知要拧多少次。
杨正书排队的次数最多。于是有人发怒了:“人都没水喝,你还浇什么树!”
杨正书忙陪着笑脸:“行行好,行行好。小苗苗扛不住了,再不浇可就日塌咧!”他央求大家:“我排两次队,挑一次水行不?”很多人还是不同意。两个火爆脾气后生还把老汉打了一顿。
老汉没有罢休,后半夜他挑着水桶又来了……
婆姨跌跌撞撞找了来:“不要命咧老汉!树就那么金贵?”埋怨归埋怨,再以后人们发现,杨正书挑水时,他的婆姨始终会守在身边。再以后呢,杨正书和婆姨发现,等他俩把水挑到地里时,树早被浇过了。而替杨正书浇水的人后来又发现,等自己赶到时,树又被另外的人浇过了。
20年下来,杨正书种活了400多棵树——在沙海中,这是多么骄人的成绩啊!
没人发给他工资,也没人要求他种,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从事这分外的工作呢?我在景泰采访时,他已离开了人世。当地人说,这老汉倔得很,不信人只能躲着沙走。
老汉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村民,大家不再刨沙棘、挖树蔸。每到春天,全村人都自觉地在沙漠的南缘种树。绵延的绿色一点一点往前推进,肆虐的沙漠一步一步向后退却。当地的领导告诉我,近些年,沙漠已后退了1公里多……
写这篇文章时,手头正好有一张“植树节”次日的某大报,头版“信息集纳”栏目报道了4个省的植树面积:最少的300万亩,最多的达2000多万亩。
看完这些报道,我却兴奋不起来。不久前到山东采访平原绿化工作,一个老农说得很形象:“要是把这些年俺村种树的数字摞起来,恐怕连俺家的锅台上都是树了。”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如果把建国以来各地上报的植树面积加起来,全国恐怕没有一寸裸露的土地了。
对照一下杨正书,还好意思接着去“种数”吗?
“老鲍啊,是根实心竹”
一搭手就知道,这是一个敢作敢为、生命里镌满风霜的硬角色。瞧,粗硬的手指铁铸一般。
可不,鲍新民的前半生,一直与硬撅撅的石头打交道。1992年他当选村委会主任时,村里的“石头经济”正火:村边山坡上一天到晚炮声“隆隆”,漫天的粉尘让街巷、房舍像披上了一袭轻纱……
尽管“卖石头”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每年村里有300多万元纯利润,名列安吉县各村之首。可是,鲍新民的心却在滴血:青山不见了,绿水不见了,就连村头那棵屹立了近千年的银杏树也不结果了。更糟的是,先后有5名矿工遇难……
再也不能这么活!2003年夏,村领导班子果断做出一项决定:关停矿山,让山川大地喘口气。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村集体收入一下子骤降至20万元。许多村民依靠矿山生活,没了饭碗能不急头白脸?“走,找鲍新民去!”
山里人,脾气犟,鲍新民没有退缩。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调研,听了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是高明之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时候,要知道放弃,一定不要再去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鲍新民带领余村人开始了探索,奏出了悦耳的“绿色变奏曲”:对全村生态进行了大修复,办起了农家乐、推出漂流项目、发展观光农业……
时隔13年,我走进余村,但见翠竹绿林连绵起伏,穿村而过的小溪碧水汤汤。村中心道路上,时不时穿梭着杭州、上海、苏州等地牌照的旅游大巴。如今的余村,村强、民富、景美、人和,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典型。
鲍新民告诉我:“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大部分人家买了小轿车。”
2011年,连续担任两届村支部书记的鲍新民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哪能闲着呀——当起了村务监督员。对他,这个职务可不是个摆设:村里的发展思路有不合理地方他会犯颜直谏,游客乱扔垃圾、哪家农家乐偷排污水,他会上前理论……
安吉多竹,说起竹子,当地人爱这样形容:“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可提起鲍新民,村民们说:“老鲍啊,是根实心竹。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实诚!”
门卫林师傅
念研究生时,宿舍楼第一位门卫师傅姓林,六十开外的年纪,瘦瘦的。
闲聊中得知,林师傅是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人,爷爷曾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私塾先生,还差点考中过前清的秀才。林师傅说,小时候跟着爷爷念了12年私塾,如果不是家里困难无法到武汉念新学,肯定也能进大学。
口气里,满满都是怀才不遇。
有一次,见四下里无人,他神秘地告诉我:“晓得不?我们湾曾出过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然后顿住话头让我猜。我说出答案后,他眯着眼一字一句往外蹦:“他,是—我—族—叔!”
我俩是前后脚进的校园。他初来时的样子我还有印象:上身是一件板板正正的蓝中山装,头上扣一顶有护耳的厚毡帽,戴一副石头镜、两边的镜腿均绑着根细麻绳。麻绳显然有些年头了,油腻腻的感觉。
第一学期还没完,他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换上了江城最流行的那种柞绸料的灰夹克,帽子换成了鸭舌帽,连眼镜也换了珐琅质的镜架。
他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拘谨的他,竟主动找同学们攀谈。因为他发现:楼里这些研究生们诗词歌赋方面的学问,竟不如他。
“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估计林师傅也有这种心态,时不时以“请教”为名,想看看这些天之娇子们的窘状。
记得一天晚饭后,他在宿舍楼前那棵开得正盛的海棠树下转悠,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忽然,他叫住了走在我前面的那位数学系的研究生:“同学,眼前此景让我想起了苏轼苏东坡的咏《海棠》诗。记得前两句是‘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可后两句是什么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能否赐教?”
这位数学系的老兄显然不知道。搔搔头,尴尬地看着他。
林师傅来了精神,做出突然想起来的样子,一拍后脑勺:“噢,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叨扰了,叨扰了!”他一边摇头晃脑地背,一边用右拳捶着左掌,同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那位窘得无地自容的“当代秀才”。
林师傅缠着人家“斗”学问,总挑上下课或是饭后进进出出人多的时候。经常,便有同学被他“斗”得下不来台。弄得大家见他站在门口,便慌慌张张快步走过。
而一旦“斗”败了对方,他会情绪高涨好几天。
他也找我“斗”了两回,幸亏都让我蒙对了。每次我蒙对,他都在衣襟上把手蹭了又蹭,然后,深鞠一躬握着我的手说:“王同学,好学问,好学问呢!”进出楼再碰面,便对我分外客气。
记得研究生二年级开学的时候,为迎接一项什么检查,学校在每个宿舍楼的入口处,竖起了一面硕大的镜子。
年轻人爱美,这一点,在镜子面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出大楼的人,无不在镜子前驻足停步整衣照容。尤其是上课前下课后那段人流集中期,镜子前往往排成长队,人们挨个接受镜子的“检阅”。有的人,照了正面还不够,还要挺起腰身,眼球斜睨后方,仔细观瞻一下后背的效果。
当然,这种人常常会遭到后面急于睹容者的白眼,也常常因此而发生口角。
为了维护照容秩序,林师傅在镜子旁贴出一张大红告示:
照容重地
请勿久伫
系里有位同学,正和日语系的一位女生谈恋爱。极爱美,每天早上起来,不在镜子前摆弄数分钟不去上课。于是,这位同学便频频和林师傅产生点咀唔。
这个同学名字里有个草字,当这个同学进出楼时,林师傅总会睥睨着他的后背来一句:“一包草。有辱斯文!”从此,系里便有了一句怪怪的歇后语:一包草照镜子——美过了头。
一看“斗”学问不落下风,林师傅胆气便越来越壮,忍不住技痒,动辄在值班室门口那块写通知的黑板上来上一段打油诗。我现在仍记得的有:
挥动钢笔写文章
戴上袖章斗志昂
敲起警钟叮当响
誓为学校献力量
每到礼拜六,黑板上又会照例出现他的大作:
过了一周又一周
今天又是礼拜六
治安值勤加强管
时刻不忘防小偷
林师傅除了防小偷,还负责门卫室那部电话。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这类玩意儿,整栋宿舍楼将近1000学子,就这一部电话。打电话收费、外来电话接传,全靠林师傅一人。
在研究生这个年龄段,不少人开始谈恋爱了。恋爱中的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电话粥”便稠得不得了。
传达室电话忙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时,市场经济萌芽初现,研究生中间也已经有人开始做生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生,许多人入学前都有过工作经历。有的曾在物资部门干过,或曾握有权柄,于是,便充当了流通领域的生力军。另一种是父母掌有实权,便也利用父母的关系,加盟于调剂余缺、搞活流通的行列之中。传达室的电话机前,有时候深夜还排起了长队。
“喂!您的意思是用油轮把油从大港油田运往海南岛?”
“我这儿有二百吨钢材,你能全吃下吗?”
…………
操持这部电话全靠林师傅一人,老人家从早到晚陀螺般转个不停。
他那浓重的家乡口音,不时在楼道回响。长期的锻炼,使他的嗓音高亢洪亮,极富穿透力。用声若洪钟来形容,实不为过。
忙归忙,林师傅的收入想必也相当可观。学校规定,打1次校内电话1毛钱,校外电话2毛钱,传1次电话3毛钱。通话时间超过5分钟,还要加倍收费。
有位同学曾给林师傅算过一笔账:如果平均5分钟1次电话,1小时12次,每天就是按8小时算,也有96次。1次电话2毛钱,那么一天收入19块2,一个月下来,接近600块。乖乖,比当时一个教授的工资都高!
当然,肯定有一部分是要上交的。
不过,凡有利益的地方,惦记的人也就多,风险也就大。这不,二年级下学期还没有结束,他被辞退了。
其实,林师傅这个人呢,看起来很严肃,心肠很软。
我隔壁宿舍一位同学曾发牢骚:“这个姓林的不是好东西。收电话费不一视同仁嘛!我每次打电话,少一分钱都不行。可是我两次发现,他主动免了405宿舍小刘的话费。看我哪天收拾他……”
他免小刘电话的事,我也撞见了一次。一天我去打电话,还没进传达室就听到:“算了,算了,算了……”进门时,和正要出来的小刘撞了个满怀。
让我撞破,林师傅稍有些挂不住,讪讪地说:“这个伢儿,家里蛮作孽的,无父无母,跟着姥姥长大的……”
我笑了笑,说:“我可啥也没听见。”
结果,软心肠害了林师傅。
毕业前夕,大家免不了要清理东西。因为马上就要步入有薪水阶层,加之为了减轻托运负担,学生们清理起东西来都很慷慨。这对拾荒者来说,可是个难得的机遇。据说,去年有个拾荒者仅脸盆就捡了50多个。
基于安全考虑,学校保卫处这时候都会贴出告示要求加强管理。说实在的,这也就是走走形式。因为拾荒者大都是学校的保洁员、花工这样的临时工。平时碰头打脸的,门卫也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楼道的清洁工是个头发花白又干又瘦的中年妇女。家境显然不怎么好,穿的都是旧衣服,且总是又肥又大。估计是学子们丢掉的。记得有一段时间,她穿着一件不知哪位“追星少女”丟弃的文化衫。文化衫的正面印着一幅硕大的郭富城的头像,旁边一行黑字:“郭富城我爱你”。
林师傅对这位保洁员非常照顾,看她拎重物上台阶吃力便会主动接过来。
离宿舍楼不远的一个拐角处,用石棉瓦搭了个小棚子,平时保洁员用来放拖把、水桶等洁具。“拾荒”季节,就把捡来的棉絮、蚊帐、烂床单、旧衣服之类的暂存在那里。
有一天,突然小棚子着了火。亏得林师傅及时发现,用一床烂棉絮捂住了刚刚燃起的火苗。
事后,尽管林师傅主动写了数份检査,并交了罚款,但还是卷了铺盖。
林师傅走前,有人见他将那部电话机,仔仔细细揩了一遍又一遍。
他离开学校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公交总站送一个外地同学,巧遇了他。他很激动,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王同学,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呀……”
门卫唐师傅
林师傅走后,传达室换了个胖大的新师傅。
新师傅姓唐,大约40多岁,块头很大,腮帮子圆乎乎的,几乎看不到脖颈。可能是肚子大的缘故,衣服的前襟总是撅着,看上去好像衣服的后面要比前面长好多。
唐师傅肚里的墨水一定不多,没见他和谁“斗”过诗,甚至从没见他往门口那块黑板上写过字。遇到保卫处有什么通知,他总是央求路过的同学帮他写上。
奇怪得很,唐师傅那么胖大的一条汉子,嗓门竟是那样的低,似乎气管被塞得满满当当,硬挤才挤出那么一丁点空隙,说话气若游丝。传电话,大家总是听不到,或是听不清楚。譬如,他喊三个字的人名,第一个字声音还算是正常,可第二个字,音调一下子低了八度,而第三个字,还没喊出口就被他吞掉了。
这样,难免会经常误了电话。于是,大家都很怀念声音高亢洪亮的林师傅。
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在学校写论文。那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播放《新白娘子传奇》。传达室那台黑白电视机,不知多少年头了,拍拍才有图像,可他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假期宿舍楼人少,我的宿舍又离传达室近,传达室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可能是电视看激动了,当电视结束的主题歌响起时,唐师傅先是压着嗓子学:“千年等一回,我不悔哎……哎……哎……”唱出这一句,气似乎上不来了。他不甘心,又重复了一次,又给憋了回去。如是者再三,他终于豁出去了,不管不顾扯着嗓子怪叫起来。
妈呀!静夜,他呕哑嘲哳地这么一喊,真真令人毛骨悚然。
人常说:“头三脚难踢。”喊出了第一嗓子,他便有了勇气,一发不可收拾地大喊大叫起来。电视已结束了好一会儿,他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弄得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一次又一次。
整个假期都在播这部电视剧,他整个假期都在学“千年等一回”。不过,一直到开学,也没见他学出个样子来。
唐师傅嗓门不行,工作倒是极其认真负责。学校规定几点钟宿舍落锁,他丝毫不含糊——几乎一分钟都不差。如果谁迟归了,喊破嗓子他都不会给开门。
我们那栋宿舍楼呈品字状,右侧二楼挨着一个斜坡。以前谁回来晚了,会从斜坡攀着二楼水房的窗框进入大楼。
唐师傅经常搬把椅子坐在水房的窗子下,谁翻窗就会被逮个正着。无论你怎么求情,都会被他报告给保卫处。
连续被他逮了几个后,再也没人敢翻窗了。
对于拾荒者,他也绝不姑息。有胆大者偷偷溜了进来,一旦被他发现,不仅会被没收捡到的物品,而且还会被当作盗贼审讯半天。末了,少不了不成腔调地嘶吼一嗓子:“如果下次胆敢再溜进来,一定要扭送到保卫处!”
单听声音,没人会害怕——他的嗓门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但看到他那张涨得通红、腮帮子乱颤的脸,对方若不吓得栽一个跟头就算是万幸了。
哪怕是本楼的保洁员,他也铁面无私。我就亲眼看到他不止一次没收人家捡到的东西。
公允地说,他的功夫没有白费,自从他来后,宿舍楼的失窃现象下降了不少。
不过,就在我们毕业前夕,他也卷了铺盖。
学校两家校办工厂先后破产,校领导指示将一批下岗女工安置到各宿舍楼值班。我们那栋宿舍一下子来了3个。
唐师傅走的时候,显得很阳光,很大气:前一天晚上,他把门口台阶松动的石块进行了加固,还把传达室的门窗、桌子、椅子认认真真地擦洗了一遍。那一晚,传达室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走的那天,一大早,他又把宿舍楼门口的那条小径仔仔细细地清扫了一番。碰到晨练的同学,无论是谁,他都热情地鞠躬打招呼,弄得大家心里酸酸的……
(甲辰年小暑于北京珠市口光明半庐)
作者:劳罕(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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