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劳动最光荣！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本版刊出在皮村文学小组举办的第七届“劳动者文学杯”活动中，获得“年度优秀奖”的非虚构作品，并邀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文学小组志愿辅导教师张慧瑜作引言，以飨读者。

一

哈欠

把通往厂区的小路铺满

雪亮的路灯将我的双眼刺痛

一滴热泪低声对我说

这里是刚过五点零零分的深圳

这里离皖南的那个小山村很远

——《这是凌晨五点零零分的深圳》2003.3.13广州小塘文友肖文寓所

1999年8月，时值暑假，做了四年乡村教师的我，和三姐一起南下广东深圳，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最开始是在一家生产微型变压器端子的台资企业做机修工（岗位证上美其名曰“技术员”），厂里员工的收入大都还不错，但这点不错的薪水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晚上到十一点是常态，零点以后也不是什么稀罕事。除了春节时好像有三天假以外，没有其他的休息日可以喘一下气。因为工作任务重，休息时间又少，有的员工站着开早会时，不由自主就像一截木头一样倒了下去。记得在一个难得的调休日下午，我趴在宿舍里，一口气写了近百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大概八个月后，我离开了宝安区石岩镇这家许多人说不错的“明星企业”。后来我又在宝安西乡的一家港资企业做仓管。比起石岩那家，在这里要轻松很多，上班时间也可以用报表遮着写自己的东西，一旦有货仓主管来，便赶紧遮挡起来，做安然无事状。晚上加班后一下班，便骑上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回宿舍，抢先冲了凉就爬到我所在的上面一层铁架床，把小电风扇拧开，肚皮压在凉席上开始奋笔疾书，朝外的一侧用一张纸皮挡住，以绝尘世纷扰。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打工大潮的席卷之地。据我那时在广东所观察到的，每一个地级城市，至少有一本打工文学杂志，很多的县级市（区）也都有一本，如曾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打工文学期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广东打过工的无人不知的《江门文艺》，还有《西江文艺》《湛江文学》等。工业区的街头，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以卖打工杂志为主的书摊到处都是，一本本地铺开来，花花绿绿一片。我翻看的多买的少，但有我作品的那期，我大都会买一本，虽然一般都会寄样刊。

一个冬日的上午，适逢休息，我在宝安西乡伟柏电子厂宿舍楼的一处过道，蹲在那里将一大堆的信点燃，烧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又要往别处漂泊了，这些沉甸甸的墨迹，实在载不动。

二

穿东莞钻广州过南海

幸好有人来接

我差点被遗弃在平洲

除了来接我的老泉

除了从平洲到碧江坐摩的时

下车说10块钱太少的摩托仔

我到顺德

没有人知道

我背着包望着顺德

顺德不认识我

——《从深圳到顺德》2002.11.17顺德碧江

在石岩那家台资厂离职后大约一年多，我又重新入职，担任生管员，即负责生产计划的安排等。虽然比以前做机修轻松了许多，也从此有机会在上班的间隙把自己的若干文字在电脑上打出来，但总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因为喜欢写作，神交了几位在广东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大约是下半年的一天，我告别依然在这家厂做工的姐姐，独自一人带着一个装满书的大背包和一个塞满生活用品的纸箱，辗转来到顺德一个叫碧江的小地方——我似乎还记得自己在广州流花车站扛着大纸箱过天桥的样子。一个叫老泉的漂泊作家在这里，他正准备创办一本杂志，希望我能帮他一些忙。

老泉这本准备与别人合作创办的杂志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我在到碧江后的两三天即租了一间小房子。在老泉的鼓励下，我买了液化气瓶和锅碗瓢盆。没有可放灶具的桌子，就直接放在地上，炒菜自然也是蹲着。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圆珠笔写，有时一天就要写完一根笔芯。在本子上写完草稿修改好后，再工整地誊到方格稿纸上。

我有个小收音机，晚上零点十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学节目《子夜星河》的开始时间，这个时候我从来都还没睡，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就像年少在老家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天地》。

实在无聊了，就到外面转转，或是到老泉那里去坐坐。“碧江金楼”是当地遗存的一处古迹，记得一次跟一个参观队伍混了进去，免费饱览了陈列其中的众多包金镶银的物件，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娱乐”。老泉爱人也在碧江，没有工作，还带着一个孩子，一家人生活有些拮据。但老泉跟我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租住房间门口的外面，有一片较大的阳台，我们经常在那里就着夜色谈论一个写作者的担当和情怀。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就在家里琢磨编些故事，因为故事相比其他一些文体稿费更高，来得实在。

因为家人的催促，一个多月后，我离开了碧江，把液化气瓶和盆桶锅碗等留给了老泉。

三

我的白天，都交给了工厂

夜幕下的那间小租房暂时是我的

在小租房里

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屋内的东西各就各位，衣服叠成平平整整

把墙壁的灰尘和地面的垃圾清理掉

让从门缝钻进来的小蚂蚁可以大摇大摆地走

最后把自己放在澡盆里

用清水把整个夜晚都洗得纤尘不染

——《摸黑扫地》2009.10.5路桥长浦

2003年春，在浙江台州的哥哥极力邀我到他这里来。其时，他从家乡到台州多年，已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每天有几个小伙伴跟他一起忙上忙下，希望我也能协助一下他。最终我人是来了，但兄弟在一块干活，我无论如何也不习惯。在参加一次数十人的面试笔试后，我和另一位安徽老乡，成为椒江某大型企业集团旗下一家以水晶为原材料的光电企业的一名研磨操作工。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后，我被提升为班组长，后又让我到办公室做文秘，继而负责薪酬核算兼编企业杂志。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我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公司副总执意挽留，但我去意已决。这确是一家注重企业文化、有着人文关怀的公司，但“上班”，确实不是我很想做的事了。就在离职的前夕，我收到浙江省法学会的一封挂号信，里面是一份通知——我写的一篇名为《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法制保障》的论文入选他们举办的研究会论文集，并邀请我参加研讨会。研讨会上，主持人介绍我时说，是唯一的一位来自企业的员工。三分钟限时上台发言完毕，一位法律工作者说他很想继续听我再说下去。是的，一亿多的民工群体，他们兢兢业业打磨着自己，小心翼翼打量着这个世界，确实还不够被温柔以待，他们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三个多月后，因父亲的不停催促，2006年末，我只好搁起书、放下笔，应聘进入路桥区的一家五金拆解再生龙头企业，担任企业文化专员兼企业报负责人。每天骑着车从这座有着“再生金属之都”之称的园区来回的时候，总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拆解工满身满脸油污地用板车拉着堆得高高的被肢解成各种形态的金属块。他们的午饭大多是蹲在路边飞扬的尘土里吃一碗两块钱的面条。我熟悉并欣赏的台州籍青年纪录片导演金华青曾在此小镇用功蹲守，拍摄完成了他的早期纪录片《瓦全》，获得多项大奖，至今仍是其代表作之一。

2009年秋天，我再次重获“自由身”——离职，我的春天又来了。我很希望能有一段时间多写些文字——那些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我最关注的对象，那些打工朋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我最关心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想把那些我所了解的最朴素的故事、最真切的情感写出来。

2011年7月，我和几位打工人受邀到北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协办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在社科院的讲台上分别发表了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专题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被围观的民工》。这个标题来自一个打工者对我说的一件事：他去参加一个活动，被人“弄来弄去的”，感觉就像耍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杭州余杭塘栖工业区建华工业园生产车间里的民工诗歌朗诵会。李明亮（拍摄于2011年7月5日）

四

脱去油污和尘土

身体原来如此干净

没有任何依附

只有亲切的肌肤包裹热血

裸露，与性无关

只是让汗水能够四处逃遁

一个被称作民工的男人

一张草席说出了他的所有秘密

——《裸睡的民工》2008.2.25路桥长浦

2004年1月，我所在集团的杂志“新年寄语”栏目曾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名曰《大话2004之诗歌狂想》。这是应编辑之约而写的，叙述了新年宏愿。文中，我说要在2004年出一本诗集，名为《这是凌晨五点零零分的深圳》。这是我一首诗的题目。那时我从深圳来台州不久，手头的诗歌也大都是以前在深圳写的，前后三年多的深圳打工生活让我难忘。但就像那篇文章标题所言，出诗集只能算是大话和狂想，于我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说确非易事。

到2007年时，我的诗歌大约有100多首，出书的想法似乎比以前更甚。幸运的是，2012年5月，《裸睡的民工》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并经全体编委无记名投票，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012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诗集内容收集了我在深圳、台州等地漂泊工作间隙创作的92首诗歌，描摹了当代社会背景下，底层人群——特别是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作者希望，在低处的向下的生活中，找到向上的路。”这是我在申报这部作品时关于创作构思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就算找不到向上的路，最起码，我的这些文字对当今时代的某一个面作了真实的记录。“《裸睡的民工》质朴、细腻、情真意切，虽饱含生活的艰辛，却底色透亮，读来非常能打动人，是一部难得的来自底层生活的好作品。”著名作家、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叶文玲老师在我的申报推荐表上这样写道。

2012年11月，作为年度全国八部入选作品之一，《裸睡的民工》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也是我的首部作品集。至此，也算是了了我出书的一桩心愿——而且是作为国家的一项文学工程公费出版，还拿了一笔稿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划算”了。

五

无论是否要摘下云朵

或者拦截雨水

无论青蒿的嫩芽

是否还埋藏在松软的泥土

无论是否已洗净身体，来到清晨的河边

等待草鹬的叫声

雷声和闪电

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

光阴流淌，多少人执意

把黑暗藏匿于夜晚

而上苍总是让群山

交出黎明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2020.2.13宣城

生活总会把人逼着向所谓的正道上走。我又到一家正筹备上市的企业上班了，像以前一样，仍是做企业文化，并主编企业报。这是一个家族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之前的文化建设较薄弱，很多工作要做。不久，公司任命我为企划部部长，负责公司的整体文化建设及公司工作计划的推进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已无路可逃。

企业的厚望，生活的压力，“出世”的低可行性，让我觉得能够沉浸于文学写作只是越来越遥远的梦。我一直希望能真正拥有的内心的安宁和充实总是触手难得，文学这块开满鲜花的芳草地就在眼前，却少有时间和机会徜徉其间，每天只是工作、上班，为所在的部门着想，为企业的未来不遗余力。

荷尔德林曾说，无家可归状态正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让我渐渐厌倦——为什么不能结合自己的兴趣做点事呢？之后，我从这家即将上市的企业离职，与几位作家朋友携手，于2011年7月份创办成立了台州首家文化原创及编辑出版机构，尝试为当前社会的文化需求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的人生理想，除了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还有成为像李安那样的导演、一流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和图书出版人、古文字研究专家、独具个性的绘画艺术家，我还希望多做一些社会调研和田野考察——特别关注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需求。我是一个特别钟爱大自然的人，希望能窥见每一个果壳里的多彩世界和每一粒沙子里的精致脉络，到野外去，到不熟悉的城市和天地去，我想这样的人生会少一些遗憾。

六

看着一套连体的衣服挂着晾晒

我就感觉，是一个人吊在那里

只是魂暂时抽离了

他躲在旁边的草丛

或屋檐的阴暗处偷窥

他多想奋力跑上去

一把从衣绳上

摘下自己

——《躯壳》2020.3.20台州

生活是现实的。公司业务方面的工作挤占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因为一般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才下班吃晚饭，个人创作只能是忙里偷闲见缝插针。

自从到了台州，我日常通勤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为了能走得更远/我不得不憋足了气”。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后在路边吃了一碗炒面，扬长而去，到家了才想起自行车还停在那位安庆大姐面摊旁边呢，返回去找，可哪里还有自行车的影子！冬天的深夜回家骑自行车很冷，我就走路回去，出门的时候就小跑起来，直到身上暖和了、有些累了，再大步流星。这个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三十三岁移家南京后，生活更加贫困，常于严冬的夜晚邀集朋友绕城步行几十里，以此“暖足”。为了活下去，这位被鲁迅先生称为“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的文学家有时“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甚至不得不卖书换米。或许，那些堪称大作家者，对于生活都不曾少有切肤的体验，那些刻画的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谁知道有多少作者的影子重叠其中？

虽一路漂泊颠簸，文学却一直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文学一直诱导着我、改变着我的人生轨迹。“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从中赚钱。”文学给我以甘霖般的滋养，但我从未指望像唐家三少或郑渊洁那样，能给我带来多少物质财富，它只是我携手而行的伙伴和知己。

让人汗颜的是，近些年来，有时间沉潜下来写一篇文章或分行的小诗，似乎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每天早上起床后上厕所，我也常常会拿个小板凳和一支笔，或是校对我编辑的书刊内容，或是拿一张纸写点什么，或是看一本书——看到一些地方，我总会划一条条的线。

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每天夜幕低垂，有闲暇静坐于书斋，净手焚香，伏案写作的人。写作，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更是我们与生活的一种交流方式，它可以梳理我们隐秘而脆弱的内心，让我们学会与这个纷繁的世界对话。

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宣城老乡”、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先生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我一直相信，因为文学的熏染，可以使我们的个性更加鲜明和更具锋芒，因为文学光芒的照射，会使自由之花更加绚烂。

（本文原标题为《从深圳到台州》，文章有删节。）

作者：李明亮

作者简介：李明亮，生于皖南，做过四年乡村教师，后南下广东打工，辗转深圳宝安、广州白云、佛山顺德等地，现漂泊于浙江台州。著有诗集《裸睡的民工》、报告文学集《和台州相遇》。入选《星星》诗刊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

“亮出翅膀”：会书写的劳动者

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是文化志愿者与喜欢文学的新工人共同创造的文学交流空间，已经坚持了11年，涌现出范雨素、小海、李文丽、郭福来、施洪丽、马大勇等一批基层作家。文学小组每周末坚持一次文学讲座课，来授课的老师有高校学者、记者、编辑、艺术工作者、海外友人等，参加文学小组的成员大多住在皮村附近，也有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文学爱好者。这些白天辛苦操劳的打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会书写的劳动者。

文学小组鼓励劳动者用小说、诗歌、非虚构、散文等方式书写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多朋友因为参加文学小组而开始写作，如家政女工李文丽有很高的文艺天赋，在来北京打工之前，很少有机会让她施展自己的才华。她看到家政女工范雨素的报道后来到皮村，每周六都来参加活动，把女性的体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以及照顾老人、小孩的故事都写成诗歌或者非虚构作品。2024年8月李文丽返回家乡，她在北京从事文艺活动的经历受到地方文联的重视，被树立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优秀代表，她的书稿《我在北京做家政》也即将出版。郭福来住在皮村，在北京从事布展工作，他的作品《工棚记狗》《工棚记鼠》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讲述工友们在工棚里收养小狗、老鼠的苦中作乐的生活。小海在尹各庄的二手衣服商店卖旧衣服，他喜欢海子的诗歌，取“小海”为笔名，他把二手商店布置成一家诗歌商店，把别人的、自己的诗歌附在售卖的衣服上。

2018年末，文学小组发起了“劳动者文学杯”，这个活动受到天津工人文学社举办的“劳动者文学奖”的启发。1956年，天津工人文学社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成立，每周日上午举办文学“讲习班”，周扬、孙犁、王林、邵荃麟等作家经常为文学社员进行创作辅导，从这里能够看出劳动者参与文学创作有着悠久的当代传统。我们举办“劳动者文学杯”是为了结交更多喜欢文学的朋友，每年都有百余篇投稿，字数约一百多万字。元旦前后会进行颁奖晚会“劳动者的诗与歌”，这既是文学小组的年底总结，也是天南海北的文学朋友以文会友、切磋技艺的聚会。获奖者分享自己写作的故事，评委老师点评作品的优缺点，这本身也是一次丰盛的、互动的文学课堂。2019年“五一”劳动节，文学小组编辑了电子双月刊《新工人文学》，同样为更多普通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这些会书写的劳动者，不仅把丰富多彩的人生、工作变成文学对象，而且展现了一种自由、尊严、平等的生活态度。如有很多记者来采访范雨素，每年都有两三篇与她有关的专题报道。接受采访时，范雨素也反过来采访记者，了解记者从哪里来、在哪里读书、如何做的记者，把记者的生活和工作也写成文章，使得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对象，这表现了范雨素对别人的共情和尊重。在近期皮村文学小组出版的诗集《大口呼吸春天》中也收录了“劳动者文学杯”的获奖作品，王志刚在诗歌《老去的事物长着翅膀》中把衰老描述成一种长着翅膀远去的意象，“老去的事物长着翅膀，渐飞渐远/病态的亢奋在脸上升温。心里已做好/随时抛弃自己的打算。新剃的头没了白发/成了霓虹灯、路灯、月亮的反光体。也是一种反抗/用和平的方式耍小聪明。当我置身于/此刻的沉醉，城里人再说我的方言/是鸟语，我就在他们眼前/亮出翅膀”，从歧视性的“鸟语”到做一种“亮出翅膀”的反抗，写出了新工人在城里遭受的歧视。这个“翅膀”既是飞翔的、超越世俗的翅膀，也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力。劳动者的文学书写就是“亮出翅膀”的过程，这双隐形的翅膀承载着生活的磨砺和诗意。

4月26日，皮村文学小组第二本作品集《大口呼吸春天》新书分享会现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 摄

李明亮是一位长期在南方打工的工人诗人，他多次参加“劳动者文学杯”，也多次获奖。来稿讲述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深圳打工然后辗转多地，目前落脚台州的经历。不断地更换公司，也不断地适应不同的工种，这种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的流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成为新工人的常态。这种让身体抽离、变成“躯壳”的工业劳动，就像晾晒的衣服，在他的诗歌《躯壳》中写道：“看着一套连体的衣服挂着晾晒/我就感觉，是一个人吊在那里/只是魂暂时抽离了。”让“躯壳”重新活起来的力量是文学，李明亮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追求。他在工业生产的地方进行文学书写，是进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双重生产者，文学成为他逃离异化劳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因为文学发表和参加文学活动，李明亮也认识了一些文友，包括在线上结识皮村文学小组的朋友们。天下诗人是一家，天下劳动者也是一家，文学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和网络。

李明亮的作品及其创作的故事，像成千上万会书写的劳动者一样，让文学从一种职业化的、专业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纯粹的精神和自由生活的象征，这也是越来越多朋友愿意加入文学小组的原因。皮村文学小组就像一处小小的港湾，停泊着劳动者的文学之舟。流动的劳动者如河流一样，携带着历史、记忆和新生的力量，而这些劳动者创造的文学也像江河湖海，流向四面八方。

作者：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