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聚焦“四个着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月15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第62期农经观察学术研讨会，聚焦“学习一号文件：从‘四个着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主题。来自政界、学界、基层的嘉宾围绕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四个着力”（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着力推进乡村建设、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展开深入研讨，结合政策部署与实践经验，剖析痛点难点，提出创新思路。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激活城乡融合的“腰部力量”

连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从2022年中的“大力发展”，到2023年的“培育壮大”，再到2025年“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经历了从产业转移承接向全链条升级的蜕变。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认为，县域富民产业是乡村产业的扩展版，空间上以县域为载体，涵盖县城的工业园区、商贸中心等多元场景；产业类型突破“农”字局限，融合现代制造、文旅电商等业态；目标上兼顾“强县”与“富民”，既破解县财政困局，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路径上通过“延链、拓态、集聚、联动”，构建县域经济内外循环体系。

当前发展县域富民产业面临的突出挑战是软环境短板凸显，主要表现在政策稳定性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薄弱、国有平台公司投资的挤出效应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张照新提出“县域统筹、产业集聚、服务强化、政策优化、有机衔接、职业教育”等策略：通过“一县一策”优化城乡布局，推动全域土地整治释放用地空间；强化县城产业园区建设，村庄组团化、片区化发展；完善质量、金融、数据、科研服务平台，建立“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协同机制；减少竞争性项目，加大普惠政策供给，探索乡村产业法立法；建立有韧性的产业联合体，“政府+学校+企业+协会”共同构建面向乡村劳动力全覆盖的职业培训体系等。

基层实践中，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鹤城镇排上村依托5A级景区发展乡村旅游，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弱、基础设施短板突出等问题，村党支部书记黄长华呼吁，探索设立农产品网络销售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冷链设备购置、包装技术研发、人才培训等，鼓励农村电商人才引进，整合各方资源，建设农产品网络销售公共服务平台，为农产品网络销售开辟助农绿色通道等，让农户深度参与产业链增值环节。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党委书记韩进认为，要着眼未来五年发展制定乡村产业振兴规划；以产业融合为抓手，拓宽特色产业的增值渠道，让更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以科技赋能和品牌建设为双翼，增强产业发展韧性；以新型经营主体为纽带，完善特色产业的利益连接机制，建立联农带农成效动态考评机制，将带动农户的数量、增收幅度纳入项目评审和相关政策考评的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持续支持帮扶产业发展，量化乡村产业对国家经济、地方经济、农民增收和乡村就业做出的贡献，发挥乡村产业概念扩充为县域产业之后的均衡功能，防止农民家门口就业岗位被挤出，对冲城市对乡村产业要素虹吸效应。

推进乡村建设：锚定“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一组数据揭示了乡村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农业农村部乡村建设促进司副司长聂新鹏表示，经初步评估，全国仍有30万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弱项，如果在今后十年内逐步全国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十五五”期间应完成15万个村的升级改造，仅村内道路、排水、污水、快递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养老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投资1.5万亿元，目前还有较大缺口。未来一段时期，要打造有力抓手，谋划重大工程，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推广“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支持方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

目前，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仝志辉认为主要体现在农村公共服务财政依赖与资金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资源错配与设施低效的运营困境，财政投入“单腿走路”导致欠发达地区供给乏力，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收益低不愿介入，资金分配与需求脱节造成部分设施闲置和长期运营资金缺乏，管理机制滞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实施，为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仝志辉指出，作为“特别法人”，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两大路径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一是资源统筹，如土地资源整合、专项资金保证、联动产业发展与跨村域合作等；二是直接供给，利用公积金、公益金投资教育、医疗设施，根据村情和村民需求来提供多样化服务。他建议明确村集体收入中公共服务支出比例，鼓励各村集体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中设定集体收益中公共服务支出比例，如10%—15%，建立公共服务支出比例的动态调整机制；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投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对集体经济组织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设定绩效目标，对其提供公共服务情况进行考核等。

张合成建议把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目标严格锚定在“基本居民现代生活条件”，确定具体内容和相应标准，清晰乡村建设欠账和短板底数。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警惕城市化惯性思维，在城镇化率提高之后要保持对乡村公共服务投入分配力度。

健全乡村治理：在“数字下乡”中重构乡村公共性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吴理财以百年乡村治理现代化为脉络，指出“文字下乡”奠定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基础，而“数字下乡”则通过信息精准化、服务便捷化推动治理升级。但数字化也带来新挑战：如部分地方政府追求数据“留痕”，却忽视农民主体性；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侵蚀乡村公共空间，削弱集体行动能力。调研显示，52.73%农民每日玩手机超2小时，群体性文化活动占比严重不足，乡村公共性面临消解风险。他建议，政府在追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凸显农民主体性，在个体化社会转型中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提醒，需警惕数字治理中的伦理问题。无人机巡查、智能监控等技术虽提升效率，但若缺乏隐私保护机制，可能引发农民抵触。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阳湖镇兖溪村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党总支书记赵建斌认为，我国部分农村还存在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移风易俗培育工作进展缓慢，村民自治意识淡薄，乡村文化建设亟待提高等问题。他建议强化党组织凝聚力，精准聚焦农村党组织书记培养，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加大对农业产业、文旅运营、乡村治理等领域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强化群众参与共治，着力推广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等，让村民有更多发言权和监督权，凝聚乡村治理合力。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何艳玲提出基于位置、资源、人口、交通设施和服务能力等区域要素构建“发展力函数”，并划分“都市区、功能区、保留区”，分类制定治理策略避免“一刀切”，同时加大“投资于人”，促进治理主体、政策架构、治理机制的优化和联动。

张合成建议，需重新审视熟人社会的治理价值，把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加以重视，协调法治和德治的张力和矛盾，体现党的领导和乡村“三治”的统一，实现政府治理为主的治理多元化。

健全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畅通城乡间资源流动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龙娟系统梳理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投融资的政策演进特征，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强化投入保障”到2025年的“创新机制”，政策重心从“扩规模”转向“提效能”。各地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财政+”协同支农机制创新实践，探索推广了、整区推进融资模式、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推进模式、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模式等经验。

针对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创新面临投资要更加突出重大战略领域和重点战略区域、而扩大来源渠道要突破多重制约和压力等形势要求，何龙娟提出要突出从数量扩张向质效并重、从分散投入向系统整合、从共性政策向差异施策“三个转变”策略，聚焦优化财政投资方式、促进财政金融协同两个重点，优化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式与重点投向，提高财政投入与建设需求的匹配度；创新多样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增强金融服务的及时性与便捷性；创新“政银企村民”多元合作方式，增强社会资本更多投入积极性等。

“目前，农业合作社融资依然存在较大困难，合作社的土地、成员房屋、农机具等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官亭镇人大副主席贾路宽提出“创新抵押机制激活融资活力”的建议，希望将农村房屋、土地经营权纳入抵质押范围，破解合作社融资难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丽